佟紹偉：中國“耕有田居有屋”不會走向拉美化

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已經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順利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是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關注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國之所以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我國以“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為主要特徵的土地制度已成為社會穩定器，而“耕者無其田，居者無其屋”的土地制度恰恰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把“火藥桶”變成“蓄水池”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是拉美國家，所以有人索性將“中等收入陷阱”直接稱為“拉美陷阱”。拉美國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因素之一就是這些國家機械地模仿北美洲的大農業。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城市，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不可能立即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和住房，這些農民在鄉無田耕、在城無房住，大部分成為城市遊民，無所事事，導致犯罪率激增，社會起伏動盪，迫使大量資本外流，失業率急劇增加，社會環境更加惡化，一度欣欣向榮的經濟變成百業凋敝、民不聊生，從而嚴重影響了現代化進程。

與上述拉美國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與它們處於同一起跑線甚至更加落後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我國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卻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地實現了現代化。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實行以地權平均為主要特徵的小農制，解決了農民就業問題，農民能進能退。也就是説，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快，農民可以逐漸轉移到城市，而一旦經濟蕭條、失業增加又可以返鄉務農，只有在擁有穩定的職業和固定的住所後，農民才會放棄土地，真正成為城市居民。這樣，農村就由潛在的“火藥桶”變成了“蓄水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非常穩定的社會環境，大大降低了社會成本。最有説服力的是，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省，自二戰結束後從未發生過重大的農民運動，農民成為社會最穩定的階層，為發揮小農制解決就業的重要作用，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省都制定了嚴格的有關保護農民和農業的各種農地制度（即使在美國也有類似的規定）。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實現現代化，農業人口非常少，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非常低，但對農業和農民仍然都給予特殊的保護。

在城市，這些國家和地區對解決普通民眾的住房問題也十分關注。新加坡為實現“居者有其屋”，政府壟斷了大部分土地開發，將住房低價分配給中低收入的家庭。香港特區實行的“居屋”計劃和台灣當局實行的“國民住宅”計劃，對解決當地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問題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和韓國政府也有類似的計劃。

讓農民能進能退有保障

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土地制度建設。中國革命以土地革命為主線，最終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將地主的土地無償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改革開放後，以土地承包經營為主要特徵的農村家庭經濟，將集體土地使用權賦予廣大農户，再次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單促進了農村經濟快速發展，還為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非常穩定的社會環境。最典型的事例是，數以億計的打工者在遇到經濟波動時大量失業，但並未發生過什麼社會動盪。原因很簡單，在家鄉佔有使用的土地是他們就業的最後屏障。

在城市，國家實行安居工程，以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自有房屋率最高的國家。儘管近些年城市有大量下崗失業人口，但也沒有人流離失所，社會也沒有出現動盪。因此“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土地制度，不但有力地保障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順利發展，而且還將保證中國未來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注意的苗頭性問題

筆者之所以得出“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結論，是基於黨中央國務院確立的有關重大制度和重大舉措能夠得到有效實施。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實踐中的一些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不能讓這些問題積累發酵。否則我們也會無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厄運。

1.“規模經營”一定要適度

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許多農村人口逐漸移入城市，土地經營規模也會相應地逐漸擴大。但土地經營規模的大小與一個國家人口、土地資源、工業化城市化的水平緊密相連。同樣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扥國家的土地經營規模凍着上萬畝甚至10萬畝，而歐洲國家一般只有百畝左右。我國現有2.3億農户，而根據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成果，我國共有耕地20億畝。即使每個家庭耕種100畝，2000萬户已經足夠，剩餘的2.1億農户不可能全部進入城市。因此，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小規模經營仍然是中國農業的常態。即使現存的2.3億農户在今後有一半進入城市，其餘的1億多農户的土地規模平均不會超過20畝。各級政府一定要準確理解中央關於“適度規模經營”的苦心，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尊重農户的意願，不可以“拉郎配”，盲目擴大農業經營規模。

2.“小農經濟”也能實現現代化

許多人一説起農業現代化，便情不自禁地想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一望無際的大農場，總是將貧困、落後和封閉與小規模的家庭經營聯繫在一起。其實，小規模的家庭經營並不意味着貧困、落後和封閉。法國、荷蘭、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省農户的土地規模與美國的家庭農場規模相比仍然很小。但是，通過政府扶持的農民合作組織，眾多分散的農户與市場對接起來。農民合作組織提供了從產前到產中、產後的一條龍服務，統一購買生產資料，統一銷售農產品，還開展農產品的的儲存加工運輸，為農户提供低息貸款和各種技術指導。經過若干年的發展，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農業和農村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農民享受着比城市人還高的生活水平。荷蘭人均耕地比中國還少，但荷蘭的農產品出口卻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當初我們認為一家一户土地規模小，不利於機械耕作，所以想通過集體化實現農業機械化，但事與願違，好夢難成。實行土地承包後，農村湧現出許多農機專業户，農業生產的許多環節都已經實現機械化，體現了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3.農業現代化關鍵是“農民的現代化”

許多人把農業現代化簡單地理解為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化。其實，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重要的莫過於“農民的現代化”。也就是要通過普及基礎教育和大力推進農業職業技術教育，逐漸讓廣大農民擺脱愚昧和落後，成為“有文化、有技術、會經營”的新式農民。美國等國的大農場能夠發家致富，日韓等國的小農場也一樣能夠發家致富，説到底他取決於農民自身的素質。許多發達國家甚至規定，沒有經過正規的農業高等教育，不能從事農業生產和經營。我們不得不承認，與我國農業的巨大進步相比，我國農民的素質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

4.大力扶植農村各種合作組織

“耕者有其田”只是解決了農民的温飽問題，而要農民奔小康過更富裕的生活，就必須讓農民逐漸擺脱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特點的“自然經濟”，發展以“專業化、社會化”為主要特點的“市場經濟”。而要讓眾多的農户能夠應對市場風險，必須大力複製農村各種合作組織，統一購買農業生產資料，統一銷售農產品，提供產前、產中、產後服務，避免各種中間商的剝削，使農户不僅能夠在生產階段得到利益，也能在流通渠道得到利益。農民富裕了，就會購買更多的工業品，從而拉動內需，增加就業，形成良性循環。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大力借鑑日本農協的成功經驗。而近幾年，雖然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但農户卻未能得到多少實惠，真正的受益者還是中間商和農產品炒家。

5.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十六大以後，黨中央就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決策。遺憾的是，與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財政收入相比，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並未引起各級地方政府足夠的重視，各種投入明顯不足，使得農村社區日益衰落，農村對年輕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弱。因此，必須加大對農村教育、醫療、衞生、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的投入，讓農民感到在農村能夠享受到並不遜色於甚至超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他們就不會盲目流入城市。

6.“城市化”一定要適度

母庸諱言，城市化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凡事都要適度，城市化也不例外。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失業、貧困等許多問題，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以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自不必説，即使在發達國家的城市也已經司空見慣。由於自動化生產的發展，城市的就業問題越發嚴峻，希臘危機就是過度城市化的結果。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形成了這樣一個羣體，又想享受舒適富裕的生活，又不想去勤奮工作，動輒就給政府施加壓力，成為許多國家的老大難問題。因此，我們一定要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切實推進人的城市化，將城市化與就業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各種惠農政策，讓農民儘量留在農村。只有在城市具備正當的職業和穩定的居所後，才真正轉入城市。我們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工業化城市化讓十幾億人口的絕大多數都生活在城市。即使要解決好現有城市人口的就業，都需要我們付出巨大的努力。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20世紀80年代，中國每增加1%的就業崗位需要經濟增長3%，到了90年代，達到同樣效果，經濟則需要增長7.8%，現在可能會更高。

另外，未來20年或者30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4到5億，如果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養老的成本會讓整個社會不堪重負。即使韓國經濟如此發達，據説有近一半的老年人淪為貧困。而在我國的香港地區，淪為貧困的老年人也佔總數的30%。而在農村養老，成本會大大降低。

7.基礎教育全面職業化

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將流入城市，就業將成為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要解決好就業問題，一方面，要通過“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讓部分農民在農村就業，以減少城市就業的壓力；另一方面，要通過“基礎教育的全面職業化”，讓全國人民“人人有技術、人人有手藝”，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所謂“基礎教育全面職業化”，就是從幼兒園開始，將手工課、生產實踐課、社會實踐課列為中小學的主要課程，大幅度地提高孩子們的動手能力，實現“人人有技術、人人有手藝”。有人擔心這樣會擔心孩子們的書本學習，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實際上，我國現行的教育已經嚴重脱離實際，這是產生“錢學森之問”的主要原因。讓孩子走出教室，深入生產和社會實踐，才能真正培養出各種創新人才。

8.扶持好小商小販

小微企業和小商小販是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前，50家寡頭企業的產值佔據了全國GDP的90%多，但解決的就業人數只有總就業人口的20%-30%，絕大部分就業還是要依靠小微企業和小商小販。這種情況，在我國也不例外。但是，隨着城市的發展，許多城市政府藉口市容整潔、食品衞生、社會治安的需要，將許多小商小販趕走，昔日許多熱鬧的街區已經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超市和飯點，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要知道，一個攤位、一個店鋪、一輛出租車就是一家的生計。我們不能一邊喊着讓農民進城，一邊又尋找各種藉口，不許他們做生意，那我們的城市化豈不成了拉美的城市化。

作者簡介：佟紹偉，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副主任，研究院，中國土地估價師與土地登記代理人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