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佳：“黨管媒體”理念的歷史生成與現實挑戰

【本文原載於《經濟導刊》2016年第4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表。】

對輿論進行管理和調控，一直是現代社會治理中富有爭議的問題。大眾媒體在公眾輿論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強大影響力，輿論管控的核心任務是如何限制和規訓媒體權力、特別是商業媒體的權力。在西方政治思想領域，這是社會文化共識、公民教養等共和主義訴求與個人權利至上、自由競爭市場等民粹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從19世紀晚期開始，隨着新聞業成為一個成熟產業，新聞操作也樹立了自己的行業倫理和自律規範，完成了專業主義轉型，對媒體進行社會管理的爭議因此進一步複雜化。

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則有所不同。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裏，在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歷史中，樹立現代國族意識和防止外部文化殖民成為新興民族國家發展傳媒事業的一項重要訴求。這帶來了兩方面影響：其一，政黨政治主導的媒體通常在大眾傳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面對國際傳播力量不平衡的實際狀況，對媒體的管控多了文化主權和輿論安全的考慮。

因此，文化多樣性和自主性等理念常常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治理大眾傳播的合法性來源，這充分展現了啓蒙思想內部的矛盾性。正如不能把成熟市場新聞業簡單地冠以“自由”之名一樣，也不能把對媒體輿論的管控簡單地冠以“專制”之名。認真地分析傳播治理模式生成的本土歷史背景和政治思想源流，才是理解媒體行業社會調控方式的穩妥路徑。

具體到中國的現實，雖然“黨管媒體”的政治語彙並沒有被替換，但歷經近百年的歷史，在政治目標和社會環境不斷變化的過程中，黨和媒體的關係也在不斷地調整。在媒體行業高度市場化的消費社會中，如何理解“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這樣剛性的政治約束要求？這些傳播治理理念的緣起、發展和現實中面對的影響、挑戰，都是非常值得認真分析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理念中，“黨性原則”和“羣眾路線”是兩個最常被提及，也是最為核心的概念。這兩項要求的統一，或許是新聞業“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宣傳工作是最為核心的任務，媒體傳播被要求為整個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看待。此時，黨的宣傳事業整體規模十分有限，政治家所辦的報紙，目標和職能都十分清晰，思想和輿論的統合力基本算不上一個問題。相比之下，如何瞭解基層、發動羣眾、塑造共產主義理念中的革命主體，才是宣傳工作最重要、最明確的目的。在傳播實踐中，從事新聞工作的知識分子面向勞工、走向基層、服務大眾，與社會底層相結合，由此形成的“羣眾路線”傳統是黨辦媒體中最重要的政治特色。

在這段時期，《每週評論》、《新青年》、《共產黨》月刊、《勞動界》、《勞動音》、《勞動者》等刊物都開始大量關注勞工問題，他們不僅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工人傳播共產主義理念，而且展開與工人生存狀況和抵抗運動相關的調查，更可貴的是，這些媒體都開闢專欄讓工人發表自己的作品，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農村，沿着同樣的方式，中國共產黨負責組織農民運動的機構主辦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農民報刊，宣傳農民革命的牆報、傳單、標語、漫畫等宣傳品更是到處可見。

《勞動界》

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羣眾路線”憑藉組織工作的完善而得到進一步發展。編輯和記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層去採訪，還被要求到基層參加生產勞動，並加強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當時共產黨報刊普遍實行通訊員制度，數以萬計遍佈基層的報紙通訊員為黨辦的這些新聞媒體提供了大量羣眾新聞，打破了新聞職業的分工邊界，推動了新聞的大眾化。這種所謂“羣眾辦報”的理念，“把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與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結合起來”，相比新聞專業主義，顯然更具有民主進步色彩。

除了延續“羣眾路線”的傳統，延安時期還有很多重要的形勢變化，它們是媒體“黨性原則”得以樹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延安知識分子和文化幹部的隊伍空前壯大，思想工作的複雜性非建黨初期可比；另一方面，革命鬥爭的外部環境讓統一思想、大局意識、紀律原則成為一種客觀需要。這些新的變化要求將作為“文化幹部”的新聞工作者，從思想到行動緊緊納入到黨的紀律和黨的組織中。

在抗戰時期的解放區，一種以黨的組織系統為依託，並接受黨的領導的宣傳管理體系逐步建立起來。共產黨的各級黨委一般都設有黨報委員會，統管一定範圍內的傳播活動。同級黨委的宣傳部負責人對黨報負直接領導責任，並要經常向上級有關部門彙報情況。當時報紙雜誌必須送上級黨的宣傳部審查。新聞工作者“一切要依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動，一字一句，都要顧及到黨的影響；要忠實於黨的總路線、總方向、而且要與黨的領導機關的意志息息相通；要與整個黨的集體呼吸相關”。這種以“黨性原則”為核心的宣傳管理體系一直延續到建國之後，甚至在媒體市場化、職業化高度發達的今天，仍然要求新聞宣傳領域中不可動搖的政治要求。

通過對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思想產生歷史過程的簡單梳理，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兩個問題：首先，僅用“黨性原則”和“黨管媒體”來概括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理念是有失偏頗的，“羣眾路線”是這個革命政黨宣傳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這是傳播領域“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靈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黨性原則”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質，如何更好地説明和印證自身，我們黨在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有非常寶貴的經驗，這就是必須和“羣眾路線”的傳統結合在一起。離開了“羣眾路線”這個靈魂，媒體行政管理體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難保證。歷經近百年的變革，從革命、建國，社會主義建設走向改革、發展，中國的時代背景、黨的使命、社會結構、媒體性質、傳播方式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羣眾路線”和“黨性原則”仍然是當前中國傳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語彙。

十八大之後，中央領導在多次會議中強調媒體輿論的重要性，而且反覆使用了“輿論戰場”、“輿論鬥爭”這樣的詞彙。而針對新聞媒體管理，又再次強調“旗幟、導向、中心、大局”這些似乎與後現代媒體消費文化針鋒相對的理念。從這些重要講話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執政核心對輿論環境的高度警惕和對新聞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也可以意識到當前中國共產黨在媒體傳播領域正面臨很多複雜待解的問題。

首先，從媒體行業的生態看，通行了幾十年的市場化、產業化發展路徑已經讓大眾傳播業的性質發生了轉變。無論是“黨媒”還是其他類型的媒體，都滲透了大量商業化和資本化的元素，產業屬性自然包含着逐利性的本質。在市場化過程中，知識分子還來不及把“新聞商品化”的問題討論清楚，“羣眾”就已經轉變為“受眾”，而“受眾”又進一步被市場營銷的規律細分和篩選。“眼球經濟”這個看上去“政治脱敏”的指揮棒，讓新聞媒體從議程到風格、從題材到立場都逐漸轉向有利可圖的一面。“數量眾多”、“消費能力較強”，這兩個標準的公約數就是“眼球”最值錢的都市中產階級以上羣體。以這個羣體的需求為圭臬，別説達不到“羣眾路線”所要求的民主標準，連面向普羅大眾的公共服務功能都很難實現。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建國曆史中最倚重的羣體，逐漸成為被包括黨媒在內的大眾媒體忽視和拋棄的羣體，這自然是媒體市場化改革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當年“羣眾路線”得以立足的制度基礎正在逐漸被消解，可想而知，依附於此基礎上的“黨性原則”也將遭遇嚴峻的挑戰。

其次，“羣眾路線”和“黨性原則”的新聞宣傳理念源自20世紀革命建國的歷史，它們緊緊依附着“平等解放”、“獨立自主”、“階級革命”等宏大敍事。在中國，這些進步主義政治理念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逐漸淡化。彼時雖然還沒有大規模的媒體市場化改革，但是藉由否定文革而否定革命現代性敍事，藉由文化的逐步商品化而構造中產階級文化的進程已經開啓。知識分子迫切希望創造新的政治話語，並藉此把自己塑造成“現代化”的引領者。在這樣的背景下，黨媒內部的一些文化幹部對“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質疑就不難理解了。在他們心目中，“黨性”已經伴隨革命年代的消失而消失，它已不再代表“人民性”的，只有他們自己——一個充滿“現代氣息”的知識羣體，才是人民性的真正代表。

如今，在商業媒體塑造的，充斥着後現代消費文化的“小時代”中，進步主義政治的基石進一步被瓦解、抵抗和嘲弄。在都市輿論場中，任何侵犯“消費者主權”和“文化自主選擇”的理念和行動都會招致敵意。在這個背景下，國家和政黨從“公共”、“教化”出發進行輿論干預會被輕易地貼上“專制”的標籤。與此同時，“小時代”的文化締造者，那些自詡為公共知識人的都市中產階級，則努力藉此機會把自己塑造成民眾的代表。

那麼，脱離了國家、政黨管制的媒體權力何以能夠承擔社會責任？這些知識分子給出的回答，是源自美國的“專業主義”。在媒體商業化運營的前提下，“專業主義”已成為媒體權力掌控者獲得更多獨立性的金字招牌。如今，“專業主義”已經廣泛滲透進中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實踐中，正在逐步對“羣眾路線”和“黨性原則”的徹底替換。

“專業主義”？

由此可見，政治現象和政治後果的出現，其出發點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作為一種政治表象，媒體輿論環境的變化是發展理念、制度結構、經營模式、人員隊伍、文化心態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結果。它既不能單純地歸結為原則動搖、思想混亂、“別有用心”，也很難僅僅憑藉理念、手段上的改造得到解決。在不斷強調“黨性原則”底線的同時，更應當重視和解決的問題，是當前政治經濟發展格局對“羣眾路線”這個新聞宣傳理念的靈魂的鉗制。對媒體融合、文化產業發展、市場化改造等關鍵政策的討論，有必要納入複雜政治後果的考量。怎麼樣把對媒體內容的政治要求和對媒體產業的政策管理協調統一起來，這是真正穩定傳播治理格局的關鍵所在。

需要強調的是，即使當前的新聞宣傳管理面臨很多棘手的制度基礎問題，也不應當忽視中國共產黨強調“黨管媒體”的重要政治意義。在我們的時代，對媒體權力進行正當性約束已經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公共問題。近幾年來，歐美各國傳統民主體制的運轉都頻繁遇到媒體力量的衝擊，形象公關和危機應對代替了審慎的政治調研和理論辯論，被消費文化塑造的“受眾”代替了具有公共意識的選民，市場細分和無限過濾的定製化信息帶來了政治意見極化的現象。這些“媒體失控”的現象反映了媒體權力脱離社會公意和政治正當性的危險後果。歐美一些國家大選中的極端化現象，正是這一進程的生動表現。

與歐美相比，中國的媒體輿論環境當然也面臨很多類似的問題和困境。然而，在媒體市場化發展如此洶湧澎湃的時代，仍然能夠強調政治導向、黨的領導、黨性原則，這也顯示出中國政治體系和傳播體系引人注目的特點。只不過，讓“黨性原則”獲得合法性的關鍵，是“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是怎樣為“黨性原則”找回“羣眾路線”這個靈魂和活力源泉。要實現這一目標，政治意識的強調和對媒體管理者的規訓遠遠不夠，逐步通過政策來改造媒體制度環境才是最重要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