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魯瑪：布魯塞爾目送了那麼多帝國，歐盟會是下一個嗎？
【3月22日，布魯塞爾發生恐怖爆炸。位於這座城市的莫倫貝克區一直被認為是歐洲極端組織的大本營、2015年末巴黎劇院大屠殺的策源地。在爆炸前幾日，著名學者伊恩·布魯瑪在《紐約書評》刊文，記述了他在布魯塞爾生活一個月的經歷，及他對這座歐洲的首都的觀感。觀察者網嚴南譯自紐約書評。】
布魯塞爾經常有負面的報道。19世紀60年代，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為逃避法國檢察員，躲到比利時。那時，他就稱比利時的首都為“鬼鎮，整個小鎮像木乃伊一樣，充滿了死亡、中世紀和墳墓的味道”。而越來越多的歐洲人認為，布魯塞爾就是官僚主義的代名詞。
唐納德·特朗普稱布魯塞爾為“地獄”。也許他在想這個詞才是比利時莫倫貝克區的正確打開方式。莫倫貝克區充滿了移民，這些移民大都來自北非。該區已然成為歐洲囂張伊斯蘭聖戰的象徵。去年，巴黎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而作案者正是在此地謀劃。現在，離開莫倫貝克前往敍利亞、伊拉克為ISIS奮戰的青年男女越來越多（一百人左右）。
波德萊爾是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現代派詩人，象徵派詩歌先驅，代表作有《惡之花》
儘管如此，很多布魯塞爾的負面評價仍有不當和誇大之處。布魯塞爾不危險——哪怕是窮酸、蕭條（失業率達到30%）、與社會脱節的莫倫貝克也不是，更不具有威脅性。很多非穆斯林的嬉皮士也住在這裏。實際上，布魯塞爾很多地方很美。這座城市有很多新藝術、裝飾派藝術的精美作品，在壯觀的布魯塞爾大廣場還有很多16、17世紀著名的金色三角牆建築。
但布魯塞爾的確很混亂，19個不同的市轄區政治一片狼藉，每個區都有各自的公共權力機構，互相競爭搶奪資金。警察協調不暢，執行任務總是失敗。布魯塞爾還有眾多針對不同語言的政黨，這些政黨各自經營着或大或小的利益腐敗體系。布魯塞爾當然有自己的政府，以法語區為主，但布魯塞爾同時也是佛蘭德區（講荷蘭語）和歐盟的首都，搞得整個歐盟區就像城市包含着另一個城市。
這種政治分裂以及強有力中央控制的缺乏，使得現代的布魯塞爾成為異議分子、離羣分子、波希米亞人以及各種難民的避難所。卡爾·馬克思1845年離開法國後，在布魯塞爾寫下了《共產黨宣言》。波德萊爾之所以來到布魯塞爾是因為在這裏，他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哪怕是諷刺這座他避難的城市。迄今，布魯塞爾仍是歐洲最自由、最多民族混居的城市。
布魯塞爾的大部分歷史都被帝國佔領：16、17世紀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佔領；1695年被法國路易十四摧毀後，18世紀被奧地利佔領；之後它稱為荷蘭的一部分，1795-1815年間受法國控制。直到1830年，比利時才獨立（同時薩克森-科堡-哥達公國的王子利奧波德宣誓成為第一位比利時國王），獨立主要由説法語的比利時自由黨和天主教黨聯合成反對派反抗新教荷蘭國王所推動的。但兩方除了憎惡荷蘭人這點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現在他們也仍然沒有。
布魯塞爾
五年前，比利時創造了一個特殊的記錄，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卻沒有民選政府，這種狀態持續了1年多時間（準確點是589天)。法語政黨無法和佛蘭德人達成協議組建國家政府。但好像這很合乎常理。因為比利時人對身份的認同十分不穩定。人們覺得應該效忠於他們的語言社區、地區、教堂或者政治保護者（主要有沒落瓦隆區工業基地的社會主義分子、自由派人士、基督民主黨以及北方佛蘭德民族主義者）。哪怕是帝國主義的征服有時只針對某個地區，如19世紀的剛果就單獨屬於國王利奧波德二世。
布魯塞爾是歷史瑰麗的寶庫，有文藝復興時期的行會樓，更有賺取剛果大量財富後建造的19世紀宮殿。這座城市正是比利時的首都。和法國人以巴黎為傲、英國人以倫敦為豪不同，很少有比利時人以布魯塞爾為榮。佛蘭德的政客和商人更願意住在安特衞普或根特。對很多比利時人來説，布魯塞爾是個很怪的城市，充滿了移民、難民和外國顯貴。它是首都，卻一直在尋找國家。如果要算上歐盟的話，那布魯塞爾更是一個首都，在尋找帝國或聯邦制國家或其他，誰知道未來歐盟會變成什麼樣呢。
這種特有的開放式狀態讓人不安。在市、國家級以及整個歐洲層面，缺乏中央協調和控制會產生一種漂浮感、無責任感以及混亂感。也許莫倫貝克的不滿和極端主義部分由此引起，歐盟在經濟危機面前看似癱瘓，難民從歐洲邊境多地湧入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引發。比利時和歐盟的問題交相重疊。但如果布魯塞爾象徵功能障礙，其明確身份的缺失、碎片化管理以及流動性正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和可能性。歐盟可能仍處於試驗階段，比利時也是，而這或許是它們最大的優勢。
貝爾萊蒙大樓
去年我在Stevinstraat（斯蒂文街）住了一個月。這街也稱為rue Stevin，在布魯塞爾，每一條街道都有荷蘭語和法語兩個名字。從我的公寓出發，往不同方向走上十分鐘，就能看到布魯塞爾、比利時與歐盟的不同狀態。僅是建築本身就説明了一切。
往南走就會進入“歐洲區”，看到的首先是巨大的貝爾萊蒙大樓，它是歐盟委員會的總部，提出和執行歐盟法律的行政機構。這座大樓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後來發現建築內充滿石棉，又在九十年代重事修葺。貝爾萊蒙大樓雄偉但缺乏個性，用鋼鐵和玻璃來象徵巨大的權利，但沒有任何文化、歷史和美學魅力。有時，我注意到中國遊客驚奇地凝視這座建築，並在戰後歐洲建成元勳之一羅伯特·舒曼的嚴肅小雕像前自拍。
尤斯圖斯·利普修斯大樓更醜，該樓由一羣來自泛歐洲協會的建築師和工程師於1995年建成。這件現代主義的建築是歐盟理事會的所在。來自28個歐盟成員國的政府部長在那裏開會，為各種法律和預算討價還價並投票。歐盟理事會主席由不同的成員國輪值，每半年一次。
歐洲理事會截然不同，它可能是歐盟最有權的機構，由歐盟各國的政府領導人組成。他們也在尤斯圖斯·利普修斯大樓定期舉行會議。這是去年7月與希臘總理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因債務問題而激烈談判的背景所在地。今年，歐洲理事會將遷到“A區”（Bloc A），是另一座宏偉的現代主義建築，氣勢大但魅力小，像一個巨大的雞蛋裝在玻璃盒子裏。再有就是最龐大的建築羣，被稱為利奧波德空間，它有一個穹頂，好像勃魯蓋爾名畫中的巴別塔。（勃魯蓋爾在布魯塞爾去世。）為了討法國開心，歐盟議會在布魯塞爾和斯特拉斯堡之間每隔一個月就移來移去，開銷巨大。歐盟議會要通過歐盟委員會發起的法律提案。而歐盟委員會的主席，現在必須得到歐盟議會中最大政黨的支持。
“歐洲區”的這些建築巨大且抽象，所有設計似乎只為了給公民們留下偉大帝國的印象。雖然歐盟確實有很大的經濟實力。總體來看，其經濟體比中國或美國更大。但不同於以往的大帝國，坐落於布魯塞爾的歐盟機構幾乎沒有政治權力，因為沒有“歐羅巴合眾國”這種東西來支撐。19個國家組合成的歐元區有共同貨幣。在法蘭克福的歐洲央行（ECB）有設定貨幣政策的權威，如果某個國家不能支付其債務的話，歐洲央行能在一定限度內提供經濟救助。但是，歐盟並沒有共同的防禦力量或共同的外交政策。這可能可以解釋歐盟機構建築物的徒有其表：只是試圖讓自己看起來比實際上更有力。
布魯塞爾皇宮
“皇家宮殿”也是如此，這是比利時國王接待來賓的地方，離舊宮所在的“歐洲區”不遠。這是一座極盡豪奢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甚至比白金漢宮還宏偉。“鏡屋”裝着大理石銅牆，營造出剛果的情調。天花板上鑲嵌着140萬隻泰國珠寶甲蟲閃亮的綠翼。“大禮堂”的靈感來源是凡爾賽宮，皇家宴會就在巨大吊燈下舉辦。很多這種建築都由利奧波德二世促成，似乎他想靠這些，在鄰邊強國面前昂頭挺胸，尤其是法國。
但最能凸顯布魯塞爾怪式炫耀的還屬五十週年紀念公園，從貝爾萊蒙大樓步行5分鐘可到。五十週年紀念公園，又稱為銀禧園，建於1880年，為紀念比利時獨立50週年而建，紀念公園裏還有國家級展覽，炫耀年輕國家的工業和帝國實力。這同樣也是出自利奧波德二世之手。公園裏還有巨大的勝利拱門，建於1905年，顯然靈感來自柏林勃蘭登堡門，只不過體格更大而已。
拱門旁邊是座紀念碑，紀念比利時在剛果的先驅，該碑完工於1921年。上面的帶狀裝飾和浮雕頌揚着比利時統治剛果的成就。裸體非洲人充滿感激地跪在端坐王座的白鬍子族長前——那可能是利奧波德二世本人。石座前刻着：“我已開始剛果的偉大事業/進一步推進文明/和比利時的福祉。利奧波德二世，1906年6月3日。”利奧波德國王的事業可能摧毀了剛果十幾萬人的生命。
走過這些奪人眼球的各色建築和古蹟，不由覺得：布魯塞爾與歐盟真是天造地設——一樣肥壯而自負，而且十分專橫。從斯蒂文街朝北步行十分鐘，看到瑪麗-路易絲廣場新藝術風格華美的聯排別墅，這些別墅裏住着比利時富人和歐盟公務員，走過這些別墅便會看到布魯塞爾的另一面。那裏是斯哈爾貝克 （Schaerbeek）街區，在侷促的19世紀街道間坐落着這座城市典型的移民社區：清真肉店、土耳其餐廳、滿屋抽着水煙的大鬍子男人和戴着頭巾的家庭主婦的茶館。和莫倫貝克一樣，這裏超過一半的人口出生在另一個國家，在這個區，大半人口都生於土耳其。這裏還有一小片區域被稱為小安那託利亞。
莫倫貝克青年過於激進化的一個理由是移民社區和外界隔離。非洲人生活在非洲中；摩洛哥人周邊就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周邊就是土耳其人等。善意忽視這種狀態或多或少會加重隔離感。但巴黎情況不一樣，大多數移民就住在市中心，離其他社區非常近。丹薩特（Dansaert）街是布魯塞爾一條繁華的購物街，直通到莫倫貝克；昂貴的意大利時尚精品店，到擠滿失業的穆斯林男子的咖啡廳，距離不過幾百碼。即使來斯哈爾貝克這類地方走馬觀花的訪客也很快會發現，在布魯塞爾，民族關係遠比表面看到的更加複雜、更為交錯相連。
毗鄰斯哈爾貝克的是一個叫聖若斯-滕-諾德（Saint Joost-ten-Noode）的自治轄區，混居着本地潮人和移民。有一天，我走進聖若斯迷人的新巴洛克風格教堂。比利時和歐洲大部分地區一樣，活躍的基督徒的數量不斷減少。但我發現教堂裏，一些信徒正跪在木製長凳上。大多數是老人，看上去來自不同種族。有些是白人。牧師是個高大的黑人男子，身着綠色和白色長袍，用濃重的非洲口音佈道。
2015年秋天，我抵達布魯塞爾時，危機感已十分強烈。當時還沒有發生巴黎恐襲事件，裝甲車也沒有開上街上演徒勞的軍事秀。不久前，歐盟官員和給他們的媒體朋友還總是歡欣鼓舞地談論“歐洲”，説它是和平、自由與民主的燈塔，是世界其他國家的典範。這套修辭現在看起來顯然令人沮喪。
在温斯頓·丘吉爾大道上典雅公寓，我參加了一個晚宴。來賓們同歐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有人公開談論歐元崩潰的可能性。也有人説起歐盟委員會越來越壞的形象，認為其實一個不民主、半威權的行為體。他建議部分歐盟應該被拆解。比利時帝國留下的其中一座宏偉宮殿裏曾舉辦過一次歐盟會議，會上，荷蘭副總統弗朗斯·提莫曼警告説，如果歐洲不盡快解決難民危機，歐盟很容易就散架了。
在同樣的鍍金宮殿裏，另一次歐盟會議結束後舉行的奢華宴會上，我聽到了艾蒂安·達維南的演講。如果有什麼人能夠代表大歐洲“計劃”，便是達維南了。這位貴族出身的比利時商人、銀行家、外交官、前歐盟委員會委員，現在是“歐洲之友”的智庫總裁。比利時精英和歐盟精英這兩重身份在他這裏精確地重疊：他站在龐大資金和高遠理想的頂峯。從某種意義上説，達維南是布魯塞爾的無冕之王。在過去，他肯定會滔滔不絕地歷數一個統一的歐洲會帶來的榮光。現在，他的口氣則更多處於守勢；他説，他對歐洲人的沮喪低落情緒感到厭煩：“我們已經對我們所成就之事失去了驕傲。”
這在我聽來，彷彿布魯塞爾式的必勝信念正在變成哀嘆。從某個角度來看，這還挺新鮮的。許多觀察家已經描述了歐洲所面臨的危險，尤其是喬治·索羅斯。歷史學家魯克·凡·米德拉爾是歐盟話題最令人信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荷蘭和法國受教育，現在主要在布魯塞爾。他的文章頻頻出現在法國，以及他的家鄉荷蘭。作為歐洲理事會第一任主席範龍佩的內閣前成員，凡·米德拉爾對歐盟瞭如指掌。他認為歐洲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危機。
歐盟
一開始，歐洲統一的概念首先以六國的煤鋼共同體形式出現，接下來是歐洲經濟共同體（EEC），都有意避開政治。用凡·米德拉爾的話來説就是“歐洲政治的去戲劇化”。羅伯特·舒曼和讓·莫內是歐盟的技術官僚元勳，他們的遙遠目標可能是建成一個歐羅巴合眾國。但是，對於剛從災難性戰爭中恢復崛起的歐洲國家來説，和平的關係需要首先通過集中煤炭和鋼鐵等經濟資源來確保。歐洲機構就是為超越國家政治而建成的。和平與繁榮從經濟合作和談判而來。負責任的領導人會在公眾視線之外達成共識。
不過，歐洲的奠基人遠不只是冷冰冰的技術官僚。戰後歐洲的理想中，有一個道德的、甚至是準宗教的層面，帶有神聖羅馬帝國的氣息；歐洲統一進程中大多數領袖人物都是羅馬天主教徒，如阿登納、舒曼、阿爾西德·德·加斯帕裏，保羅-亨利·斯巴克。
但法國知識分子朱利安·班達不是。他有一個夢想。在一篇發表於1933年、關於歐洲統一的精彩文章中，他寫道“歐洲不會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政治變革結果。如果不採納一個道德和審美價值體系，不頌揚某種思維和情感方式，它不會真的存在……”但班達也認為，“歐洲”這一理念應該保持完全理性、抽象，不帶任何民族或部落情感。而在他看來法語是最理性化的語言，應該成為泛歐洲溝通交流的通用手段。正是這種理性主義、抽象、故意無根的特質——一如布魯塞爾那些歐盟主要建築物彰顯的那樣——形成了一道障礙，尤其在需要28個不同民族國家的公民效忠的時候。
歐洲之父們構建中的缺陷在英國1973年加入歐盟時凸顯，在冷戰結束後的九十年代初變得更為明顯。有關氣候變化、安全、移民和共同貨幣的問題需要政治解決。官僚化地敲敲打打、財務規劃和體制建設是遠遠不夠的。要發揮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角色，歐洲需要的是民主合法的共同政策。
但是，這就觸及歐洲問題的要點了：如何不損害各國政府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給歐盟一個強大的政治身份。包括喬治·索羅斯、保羅·克魯格曼和于爾根·哈貝馬斯在內的許多評論家都反對對高負債國家強加實施緊縮政策，尤其是希臘。這與希臘選民及其民選政府的意願背道而馳。但是，在不建立一個歐洲超級大國的情況下，有可能創造民主的歐洲機構嗎？
哈貝馬斯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冒着風險。這位年邁的德國左翼思想家的童年時期在納粹統治下度過，他極力批評德國的主導力量；因為，是默克爾政府在推進對希 臘的步步緊逼。他認為，對歐盟“民主赤字”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案，是建立一個他所謂的“更加一體化的民主核心歐洲”。最起碼，歐元區應根據1957年《羅馬條約》，繼續推進形成“一個空前緊密的聯盟”。但是，怎麼做呢？
托馬斯·皮凱蒂曾提出，應該由各國議會議員組成一個全新的、獨立的歐元區議會，議席參照各國人口規模按比例分配。並且，各國議會應該對一個共同的歐元 區企業所得税具有表決權。別的不説，這將有可能降低德國目前的主導地位，其代表的票數完全可能被其他國家壓過。但是，要怎樣才能説服德國人，甚至只是歐元區其他歐洲人來這麼做呢？
哈貝馬斯認為，歐洲的團結必須從知識分子開始。一個世界主義的歐洲公眾羣體必須是由超越國族關切、關注歐洲事務的新聞媒體來塑造。公民們應該投票給泛歐洲的政黨。歐洲議會必須擁有更大的權力，以決定歐洲的未來。歐洲憲法必須成為泛歐愛洲主義（pan-European patriotism）的主要來源文獻。要建成一個不是由銀行家、公司利益或德國政府主導的歐洲，這些都是基本條件。
這些觀點的邏輯無懈可擊。但人類社會並不總是合乎邏輯。哈貝馬斯的思維和朱利安·班達的文章一樣抽象。世界主義無論多麼值得頌揚，都不是驅動歐洲大多 數選民的目標方向，也不是基於“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目標方向。凡·米德拉爾看歐洲政治有更多維的視角。民主選舉中的直接政治參與，也即他所説的希臘模式，在他看來是不夠的。公民們也需要羅馬模式：作為物質利益來源的國家。還有德國模式：一個具有共同歷史和文化價值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些模式共同創造一個歐洲政治體的進程將會艱辛而漫 長，但凡·米德拉爾仍相信這是可能的。他認為，摸着石頭過河，不畫一個明確的藍圖，而是把這三種模式都考慮在內，仍然是歐洲實驗的最佳選擇。
共同的敵人可以幫助形成政治凝聚力：那就是比利時人何以成為比利時人的原因，畢竟，他們共同反對荷蘭統治。但或許，共同危機的挑戰也是如此。歐洲領導人在討論應對希臘金融災難的方式、難民移民的到來、甚至英國離開歐盟的前景時產生激烈分歧。一些觀察家認為，這些衝突是歐洲崩潰的預示。
逃離戰爭的難民
在布魯塞爾一個馬拉松峯會期間，這種崩潰可能在2月19日已經發生了。卡梅倫首相確實收回了一些讓步：削減在英歐盟移民的工作福利，承諾保護歐元區之外國家的利益。不過，如果英國人在即將到來的公投中投票離開歐盟，很可能就等於邀請其他國家效仿，聯盟便會慢慢解體。
不過，還是可以有一種更樂觀的看法。歐洲的記者、評論員、商人和政客們至少在談論同樣的事情。對於如何應對龐大的敍利亞難民羣的到來，甚至來自非洲的大規模移民的可能性，大家都懷着十分的焦慮。就如何捍衞歐洲的外部邊界，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但至少公民們被提醒知曉了這些共同邊界的存在。政治玩家之間的公開衝突最終可能撕裂歐盟，但也有可能達成相反的效果。衝突像一個普通的談話，是一個民主的政治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從現在起發生何事，深藏在“歐洲區”玻璃和鋼的宮殿裏的不透明會議、討論達成靜默共識的日子，肯定一去不復返了。
自2014年10月7日開始，比利時已經有了新的聯邦政府。它是一箇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由新弗拉芒聯盟（N-VA）領導。講法語的地區由保守的法語革新運動（MR）所代表。到目前為止，這屆政府還一直大權在握。但它是一個脆弱的建制。講法語和講荷蘭語的比利時人之間甚至更為疏遠。他們不看對方的新聞，不看同一個電視節目。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弗拉芒人不能或不會講法語。民族主義者在N-VA聯盟中公開支持弗拉芒獨立的理想。各地區，包括列日附近講德語的小片地區，以及布魯塞爾，都擁有自己的政府，而這些政府之間的合作往往運轉不靈。
比利時人具有的所有共同點——實際上要比聽上去更多——都在君主制和國家足球隊，也就是“紅魔”。就歐盟的情況看，比利時似乎一直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但它沒有。其中一個原因是布魯塞爾。沒有人想放棄，講法語的人口肯定不願意，即使弗拉芒民族主義者也不願意。他們可能不愛自己的首都，但布魯塞爾仍然代表了比全國日益獨立的那些部分更多的東西。布魯塞爾讓所有比利時人都感覺更大、不那麼地域性，更能夠面對更廣闊的世界，要是沒有布魯塞爾，人們就不會這麼想了。
大多數歐洲人現在仍對布魯塞爾持類似的看法，甚至包括很多可能投票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的英國公民。很少有人喜歡“布魯塞爾”，但同樣很少有人真正離開它。這種情況能否繼續，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歐盟應對眼下危機的方式。如果過去足以作什麼指徵，那它要説明的應該是，歐洲將會再次慢慢地、痛苦地胡亂應付過去，但歐盟仍保持完整，足以繼續進行實驗。
這很有可能。但是，指望着它則是愚蠢的。布魯塞爾已經目送許多帝國來來去去。不論是國家層面還是歐洲層面，官樣布魯塞爾的自負會被叛逆和懷疑這兩針健康劑矯正。這座城市最有名的符號不是皇宮，更不是貝爾萊蒙大樓，而是17世紀的一尊青銅像“撒尿小童”。對於這個撒尿的裸體小男孩，有好幾種傳説。也許他是兩歲的魯汶公爵戈弗雷三世，在1142年戰爭時對着他的敵人噓噓。或者他可能是14世紀時，在外國軍隊試圖把全市炸燬的炸彈上澆滅導火索的小男孩。但不管他是誰，在渴望權勢的闖入者頭上小便，對我來説不是一件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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