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經濟放緩 中國如何不重蹈日韓覆轍？
中國經濟放緩是暫時的，還是像當年1990年代的日本，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韓國那樣，成為“新常態”？
這是去年以來中國經濟領域輿論各界關心的終極大問題。近期，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國大講堂”設下這一討論主題。
演講者是大家熟悉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幾位新生代經濟學人陳釗、寇宗來，以及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問題研究院院長姚樹潔作為點評嘉賓參與討論。
3月17日當天，原來設定的150人的小教室，熟料報名人數太多，臨時換到容納300人的大廳。即便如此，觀察者網編輯按時到達會場時，只能在大廳門口踮腳眺望，隔着人牆聆聽了。
張軍一直致力於中國的生產率估計、增長核算以及經濟增長的研究，2014年，他和中歐工商學院朱天教授所做的中國消費率對低估的測算，引起很大轟動。去年10月，因為90年代在中國過渡經濟學理論的突出貢獻，張軍和林毅夫、樊綱一起獲得了中國經濟學家界的最高獎項——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而中國經濟放緩，以及如何汲取日韓教訓，正是張軍教授近些年來在研究、教學和閲讀中最關心的問題。
他的演講從美國兩位經濟學家Barro 和 Sala-i-Martin 於2004年發表的“條件收斂”假説講起。按照條件收斂假説，假設美國是中國未來要收斂的穩態值目標水平，那麼離目標值距離越遠，潛在發展速度就越快。
張軍利用美國賓州大學的著名的數據庫“佩恩表”計算了中國與美國，在多個衡量經濟發展的水平值上的差距，發現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人均資本和勞動生產率與美國的差距，大概僅相當於韓國的80年代、日本的60年代後期與當時美國的差距。
那麼，差距大是不是意味着中國必然還有二三十年的中高速發展？ 實際上，張軍在演講中提到，日韓經歷了發展奇蹟之後並非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較快的增長，反而在趕超美國的進程中中途停滯了，日本甚至在90年代之後離美國的距離更遠了一些，因為日本經濟停止了增長，而美國繼續增長。
所以，處理增長中的問題有時候比啓動增長更困難，挑戰很多。
張軍教授在演講中説，日韓之所以在後來的幾個階段經歷明顯降速，特別是在遭遇外部衝擊以後至今沒有恢復過來，大概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那就是這兩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一直在試圖維持着一種結構的不平衡，增長過分依賴製造業，特別是出口部門，國內的生產性和消費性的服務業相對而言非常封閉，管制過多，不開放，也不發達。
這種部門間的結構扭曲是實現高速增長的原因，但如果結構的扭曲不隨着經濟發展而逐步調整或再平衡，那麼在遇到外部衝擊的時候，製造業的投資就會收縮，把維持增長的總需求拉下來，而國內需求因為結構扭曲而無法釋放，難以彌補外需消失遭受的打擊，因而經濟往往在受到外部衝擊或外部金融危機中遭遇大幅度放緩，甚至演變成永久的停滯。
張軍在演講中顯示了日本自上世紀50年代的增長曲線。日本上世紀70年代經歷過尼克松衝擊和石油危機的打擊，出現高增長時期的第一次降速。不過，更嚴重的是1990年前後的那一次。那次降速很厲害，經濟基本上就不增長，導致日本已經沒有可能再收斂到美國的水平。這是一個很致命的降速。
韓國的情況稍微有點不同，但是也基本上遵循類似的邏輯。韓國的第一次降速出現在1980年代，第二次是在東亞金融危機以後，也就是1990年代後期。1990年代後期韓國基本上進入到一個低速的增長。
張軍教授説，今天韓國的增長率已經很低了，大概只有1%、2%。2008年全球危機發生以後，韓國增長率幾乎是0，2009年是1.3%。之後儘管它努力恢復，現在的增長依然低於2008年以前。
既然如此，中國怎麼做？
張軍在演講的最後部分指出，中國在經濟發展中當然應吸取日韓的經驗和教訓，過去我們談它們的經驗比較多，但現在特別要關注它們的教訓。
其中避免像日本和韓國那樣長期維持嚴重的部門結構不平衡，是非常必要的。實際上，中國比韓國、日本具有更大的國內潛在的需求規模，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業的發展潛力巨大。中國要做的是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儘量避免過於把增長的源泉集中在少數部門，這就需要不斷去克服結構矛盾的加深和扭曲的持久化。
任何一個國家，結構改革對於增長的持續都至關重要，但結構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涉及到利益集團和政治上的約束，政府受到的牽制和阻力比較大，不容易推行。
但中國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在進行結構改革方面是更容易形成共識的。
張軍認為，從中長期來講，部門之間的結構變化是減輕外部衝擊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外部衝擊是很難避免的，過去20年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可能不下千次，所以外部衝擊是個常態。所以，要思考，在經濟體量變大時，經濟有沒有應對外部衝擊的一種緩衝機制，以此避免因外部衝擊導致的經濟一蹶不振，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問答環節，與林毅夫一樣，在當前應對經濟下行和通縮壓力時，張軍堅信投資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只要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能從2015年的9.8%上升幾個百分點，今年6.5%-7%的增長目標並不難實現。
一説到投資，投資的回報問題自然是大家的關注。張軍教授認為，當前在增加投資方面，要吸取2008年四萬億的教訓。政府要設法激活來自企業和民間的投資需求。這一方面要貨幣寬鬆，不斷降低融資成本，另一方面財政政策應該可以發揮更積極的角色，包括對企業和投資者的減税減負。
至於投資領域，過去的投資長期以來只着重於製造業和基礎設施，搞製造業一枝獨秀，張軍呼籲：為什麼不投資服務業呢？現在應該強調福利投資的多元化，特別要投資服務業。中國的服務業部門也需要更多的投資來實現擴張和升級， 在養老服務業、醫療服務業、農業等等內部需求為主的服務業領域加大投資，不會惡化中國的投資回報。
會後答問環節，張軍教授還回答了印度服務業很發達，為什麼還要發展製造業？一線城市房地產上漲，二三線城市在政策鼓勵之下可能上漲，究竟該不該擔心等等熱點問題。（翻頁請看點評及答問環節）
以下是點評及答問環節
陳釗：要加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
張老師演講裏面提到了條件收斂，一國與追趕目標的差距越大，發展會越快。一個很有必要問的問題是，中國可能和日本還是不一樣的，這裏面的差異主要是什麼？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因為日本畢竟是一個小國，國家規模也比較小，地區之間同質性比較強。而中國恰恰相反,因為中國是個大國，是地區之間發展差距相當大的大國。
恰恰是這些差異，會使得我們在面臨短暫的經濟減速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機會。
我們就説一個最簡單的區分，就是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比如説沿海地區和內陸，東部和中西部。可能中國發達地區與全球經濟前沿美國的差距比較接近，但是我們還有大量的落後地區，這使得我們還有很大的趕超空間。
這是不是意味着我們就可以很樂觀呢？我覺得這恐怕是要打問號的。
怎麼去看待這個問題？這取決於我們的東部發達地區，能不能持續保持張老師説的勞動生產率的快速上升？而中部地區是不是能夠由於東部地區的帶動，也在增長上向東部地區趨同，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
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的一些政策有沒有做對？這是我比較擔心的地方。
以東部的發展為例，我覺得東部的發展受到很多政策的限制。比如説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我們的城市化路徑是傾向於發展中小城鎮而限制大城市發展。限制大城市發揮它的集聚效應，這個實際上不利於東部的發展。
第二個我們的土地政策，也是給東部更少的土地指標，使得東部的土地成本上升更快，導致房價過快，勞動力成本上漲過快，這個事實上不利於東部競爭力的提高， 整體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不利影響。這些政策背後都有這樣的理念，好象這樣才能使地區之間縮小差距，能夠保持平衡發展。但事實卻恰恰相反。
再比如説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樣。勞動力不能充分地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間自由流動，不能使外來常住人口實現真正的市民化。這導致勞動力的短缺會提前到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也會過早出現。
因為户籍制度而產生的公共服務的排斥，使得流動到大城市的外來常住人口的子女教育受到限制，這對於他們的人力資本積累很不利。勞動力背後，還有勞動力素質的問題，農民工及其他們子女的人力資本積累顯然會影響長期的增長。
另外，西部地區能不能發展？有兩種模式，當東部發展起來，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勞動力可以到東部去，西部可以藉着東部的發展，來發展。
現在我們很多的政策是西部想自己發展起來，想通過平衡，比如説給西部更多的投資，結果我們看到更多的產能過剩是在西部，地方債務問題，更嚴重的是西部。這是在政策上，沒有把西部的發展和東部放在一起考慮的結果。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的經濟就很悲觀呢？我覺得也不是。
張老師前面給的一張圖，就是中國的長期增長的過程。80年代早期、90年代初期、2000年之後，是發展最快的時候，為什麼？因為改革始於1980年代初，企業改革則是1990年代初，開放程度的加快，特別是“入世”是在2000年之後。這告訴我們，只要堅持改革開放，增長是有保證的。
所以，我們需要改革。這裏麪包括城市化的道路，要重新反思，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
剛才張老師講到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的失去的十年，恰恰是東京都人口增長最為緩慢的十年。我們的金融部門改革也要有根本變化，最終要使信貸資金流動到有競爭力的企業裏面去。
寇宗來： 應對經濟放緩 要注意調整“兩個結構”
儘管中國和日本有很大的差異，但我們還是需要將各種事情做好，這樣才有可能真正避免步日本後塵的危險。
對此，張老師強調了調結構的重要性。比如，他強調了服務業對於穩定需求和投資的重要性。
下面，我就以結構為關鍵詞，談一些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覺得，如要理解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及現在的增速下降，我們有必要強調兩個結構。
第一個是中國供給和需求的結構問題。中國，包括前面的日本和韓國，為什麼有高速增長？張老師圖表裏面已經展示了，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導向型的，生產在本國進行，但很大的一部分需求則在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
正因如此，一旦外部需求急劇下降，高速增長就受到很大的負面衝擊。所以，為了提高中國經濟的抗干擾能力，我們就必須更加依賴於內部需求。
但是，這就與收入分配結構緊密關聯了。中國現在很大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我們的收入分配呈現出一種很典型的啞鈴形，而不是紡錘形，即收入差距可能加大了。
借用凱恩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原理，收入差距擴大對於內需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比較直觀的佐證是，在國內需求下降的同時，我們對國外的奢侈品需求在上升。
解決供給與需求的錯配，從需求側看，就是要減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而從供給側來看，就是要實現創新驅動，讓中國企業能夠生產和提供質量更高的產品或服務。
我想談的第二個結構是國跟民的結構。中國現在調結構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應該是，“放松管制”，真正做到“國”“民”對等競爭。十年前，我們就出台過民營經濟36條，但最後都沒有真正落實。
最近，習總書記明確為民營經濟站台、打氣，後續會有什麼樣的具體政策出台，我們將非常期待。
姚樹潔：要利用好大國優勢
我要在張老師的基礎上補充一點。實際上，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離日本和韓國下降時候的水平，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我贊同收斂的理論，資本就是往回報率比較高的地方，就是往發展比較弱勢的地方投資的。
因此，中國經濟未來還是有比較大發展的空間。
另外陳釗老師説，我們國家實際上是30多個省，像四川省、廣東省，人口只比日本少一點點。而其他的省，隨便拿一個出來都比韓國要大。
地區之間的內生需求，使得我們的增長潛力比起日本，還有亞洲“四小龍”要大，這是我們的特殊之處。
一個國家大並不是優勢，可是我們現在剛好在21世紀，大國就可以有高鐵的建設，有高速公路的建設，機場的建設，還有互聯網+，這些都是有很好的規模經濟效應的。用的人越多，邊際成本越低，而我們中國剛好又是人口多的國家。
我就經常講，英國為什麼高鐵不能建設起來？從倫敦一發動，立馬掉到北海去。但是在我們這裏就可以發展起來，我認為還是有一些優勢的條件的。
以下是答問環節:
應對危機 要考慮如何釋放服務業市場
提問：我要挑戰一下張軍老師。我認為韓國和日本經濟減速有可能不是外部因素導致的。因為日本兩次經濟下滑，還有韓國增速下滑，都伴隨着人口減少。日本是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韓國經濟下滑，也伴隨着它 勞動年齡佔比的增速變緩，進入平衡期。可能是本身人口的轉變，引發了一些泡沫,而外部的衝擊就引發泡沫的破裂。
**張軍：**我今天講的，不是説外部衝擊會導致這麼大幅度的經濟的降速。而是説如果經濟內部的結構如果比較有黏性，就是使你長期保持高速增長的那個結構，當遇到外部衝擊的時候，非貿易部門的生產率能夠彌補貿易部門的衝擊，從而能夠避免劇烈的增速下降。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人口的變化，包括勞動力人口占比的變化，是包含在收斂機制裏面的。通常情況下，人口增長，包括儲蓄率的增長，會帶來長期性的影響，總體還是符合收斂價值的。
我們來看日本跟韓國，其實到現在日本的服務業還是很糟糕，不僅份額小，而且生產率非常低，因為過度的管制。從應對危機的角度來講，中國應該考慮怎麼更好的釋放服務業的市場。
實際上你看,金融、房地產、交通運輸、通訊行業，它的生產率水平比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還要快。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樣讓更多的資源流向服務業。
提問：張老師您好，韓國的TFP比較低，我猜想可能是結構問題。我們以美國作為參考，怎麼找到自己的穩態值？
張軍：假設美國是我們要收斂到的目標水平值，實際上從日本、韓國的情況來看，這些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實際上沒有達到收斂值。
如果美國平均每年增長2%的話，現在韓國、日本都增長不到2%，在沒有達到那個水平值之前，它們的增長率已經落到美國之下。美國現在也在面臨很多結構的問題，所以現在談美國的結構問題、談美國衰落的文獻也很多。美國的研發、科技的進步還是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美國的投資率很低，它的投資更多的是投向服務業。
現場答問環節
我們今天的討論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中國還有很多投資機會，但是並不意味着都要投到出口業,投資服務業、投資農業同樣是很重要的。
現在中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製造業低一半以上。投資農業，對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來説很重要，這樣我們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去。同樣，服務業份額越來越大，如果投資服務業，我相信中國未來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潛力還是很大的。
比如養老的投資也很需要，醫療投資也很重要，現在生二胎連產房都不夠。勞動生產率提高，我們要從部門的加權角度來看。如果結構上製造業長期領先，一枝獨秀，導致了結構黏性，就難以承受外部的衝擊。
提問： “十二五”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服務業超過50%，上海的服務業遠遠超過50%。根據經信委的數據，他們很悲觀地認為，上海的製造業將在“十三五” 期間下降到20%左右。你覺得日本的服務業不夠，但是還有學者認為，上海要建設科創中心，着重點是發展高端製造業。跟您講的服務業拉動新一輪增長還是有一些出入，您怎麼看待他們説製造業拉動新一輪發展的觀點？
**張軍：**你説的“他們”是誰？他們可能是錯的。實際上你看上海的服務業佔比，比全國要高10個百分點。上海GDP每年能增長7%，很了不起了。發展金融那就不一樣了，金融的勞動生產率比製造業還高。
Penn表裏面的數據顯示,在2000年以後的十年，如果把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作為1的話，那麼服務業大概是1.6。上海的增長率可以維持到7，我覺得金融是做了巨大的貢獻，金融附加值特別高。這個我覺得不見得是壞事情。
我擔心你説的“他們”繼續迷戀出口和製造業，這會造成很大的誤導。因為製造業成本太高，沒辦法負擔。你看到的這些大型裝備、製造業，公司在上海，但產業都在外地。
其實上海的服務業比重跟人均GDP水平相比是比較相稱的，服務業和製造業的比例，比較標準。北京的服務業比重比較高，那個是一個特例。上海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它現在能夠實現接近7%的增長，真的是金融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做了巨大的貢獻。
信心很重要 跌到中低速很危險
提問：張老師，2008年經濟危機中温總理提到：“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現在很多企業家朋友都很缺乏信心，已經移民或者正在考慮移民。 您想對他們説點什麼呢？“十三五”規劃當中，國家把心理健康幾個字也寫到裏面來了，您覺得心理健康將會成為未來的服務業當中的一個品類嗎？
**張軍：**反正我覺得健康總是重要。我自己曾經是個重病患者，所以我覺得健康頭等重要。
你的第一個問題，信心這個東西的確很重要。你看很多人問我説：“為什麼經濟增長定在6.5%-7%？”我的想法是，現在這兩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其實是一個託底的政策。
這次的記者會上，克強總理就談到了這個問題。託底政策就是説,我得確保有個穩定的增長預期，並不是希望經濟向上走，而是希望預期要穩定。你説很多人要移民去了，我們剛剛王教授，還有姚教授都是從英國回來的。
怎麼能穩住預期？房地產一線城市火了一把，但是我們希望一線城市的“火”能夠慢慢向二線、三線能夠去傳遞。因為二線、三線大多數的地方，房價其實是沒漲， 甚至是往下走。
一線城市的管控只會加強，從這個意義上講，一線城市現在也看不到下跌的可能。但是因為管控還在，所以也還不會漲得太厲害。這些都跟信心有關係，我覺得信心還是很重要。
我今天跟大家談的，一個是要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第二個我們看日本、韓國發生了什麼，結構上要關注,要避免重複日本、韓國出現的問題。
我同意中國經濟已經告別了高增長的時代，今天中國的收入水平已經是美國百分之二十幾了。但是中高速還是有可能的，要防止跌到中低速的這樣一個階段。大家想，如果中國進入到中低速的話，其實真的是很危險。滑到接近發達國家的增長率的話，就沒有希望趕超他們了。
印度可能是過早去工業化的國家
提問：您在演講中多次強調服務業的發展，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服務業發展得很好，特別是IT產業都是舉世聞名的。去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大概 是7.5%，可能是全球最高的。莫迪卻提出了要加快印度製造業的發展，推出了印度製造的戰略。中國服務業當中吸引FDI最多的是房地產行業。您覺得在中國現階段，到底是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問題更大，還是服務業發展不足的問題更大？
**張軍：**印度現在的人均收入相對於美國而言其實是很低的，它的人均收入按現價結算是中國的四分之一，所以它需要工業化。它現在需要抓住這個機會，加快工業化，加快資本積累。
在印度的“十二五”、“十三五”的規劃當中，他們把提高投資率作為很重要的方針。他們工業化不足，工業化不足就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更何況印度有很多的農村地區，沒有受到經濟發展的任何影響。
服務業在印度沒有辦法支撐它的增長。莫迪的發展戰略是要提高投資率，搞基礎設施。印度的基礎設施，大家去過的知道，很糟糕。印度的經濟學家告訴我，由於新機場花費的時間太長了，從立項到造好，這個機場的設施已經落後20年了。可以看出，印度的基礎設施有很大的增長瓶頸。
印度有很好的人力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不夠，私人投資回報率很低。他們政府提倡“印度製造”，並不見得一定幫人家做，他可以自己做。（不一定為滿足出口，也可以滿足內需）
印度面臨的問題跟我們不一樣。中國現在製造業發展得很好，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吸取東亞的教訓，這個時候不能不考慮結構的平衡，不然的話，一旦受到外國衝擊，可能會像日本那樣經濟衰退下去。
印度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它的製造業不夠發達，服務業一枝獨秀，這樣肯定也不行的。
不過，現在也有人懷疑印度的製造業發展不起來，印度現在的財長的顧問寫文章説：“印度很可能會成為一個過早去工業化的國家。”
因為印度在政策上的問題，其製造業發展比較困難。基礎設施的投資在印度是很難的。可能是政治體制的影響，印度的決策會很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實現6.5%-7%並不難
提問：《經濟學人》有篇文章專門講中國增長目標的，其中也認為中國的6.5%-7%的增長目標偏高了，並認為這可能會導致中國政府在經濟數據上造假。張老師，您認為我們在接下來5年裏面，有沒有可能經濟增長達不到目標？假如有這種可能的話，政府會不會出台短視的政策，對長遠造成更大的影響？
**張軍：**短期裏面我覺得什麼都會發生，這是我的總體看法。我們在過去30年裏出現過3%的增長，也出現過5％的增長。所以我覺得短期的情況可能很難講。
從趨勢上來講，中國潛在增長率顯然是高於你剛才説的3%。從官方來講，人均收入要實現2020年相對2010年翻一番。我們根據70法則，算一算十年翻一番，要增長7%。現在5年已經過去了，還有5年。因為前面5年可能高一點，超過7%，後面5年基本上平均6.5％，應該就可以實現這個目標。
6.5％我個人看法應該不是一個特別高估的目標。
最近我跟《胡潤百富》雜誌寫過一個評論，短期算一個需求的賬和GDP的賬。中國現在假定消費沒有變化，跟去年差不多，前年8%左右，我們的進出口，假設今年會比去年再糟糕一點，那麼，現在要維持6.5％的增長，就需要靠投資拉動增速。去年投資的名義增長率是9.8%，今年如果能拉上幾個點，目標不就實現了嗎？這個好象不是特別難的問題。
問題是，今年特別重要，因為如果今年這個6.5％能夠實現的話，就會有信心，我覺得後面大概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如果今年實現不了，那後面幾年就會更難了。因為大家預期都下調了，投資需求就更少了。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的話，我倒覺得短期什麼都有可能。未來託底我可以加上3個點，讓它多增長3個點的投資，來彌補出口的下降。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後面幾年會怎麼樣。
我一再説，短期是個託底的政策，托住了底，穩住預期，後面重要的問題就是，中長期的生產率怎麼樣更好地改進。今天我沒有時間談什麼改革了，所有那些問題都是服務於生產率的提高的。
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結構改革，結構改革就是要讓受抑制的部門有更好的發展，有更多的投資進入到那些部門。
房價上漲帶動經濟復甦 為結構改革創造條件
提問：張老師您好，您是一位理性的經濟學家，我是一個感性的門外漢。我問一個感性的問題：您剛剛在回答問題中有提到，現在一線城市房價的瘋漲，您是希望它向二三線城市蔓延。那麼就是説中國房地產的增長也是一個信心的來源，我想對於在座想要在上海創業或者生存的年輕人來説，這個房價的上漲，確實讓大家望而卻步。
網絡上流傳一句話，“如果躺着炒房比站在創業更能致富的話，這對一個年輕人來説是沒有希望的。”我覺得這對一個國家來説，也是沒有太大希望的。
靠房地產的增長來支持信心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的發展，我覺得是難以維繫的。請問您對於網上的看法怎麼評價？
**張軍：**很理性。過去20年的情況並不能代表未來，因為未來情況不一樣。過去20年我們每一次都説房價貴的時候，如果大家沒有去買，後面就沒有機會買。如果前面買了，後面就是很大的受益者。
當然這不代表未來。其實高房價問題是國際普遍現象，你到首爾、台北去，那裏的年輕人還是在抱怨高房價。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經濟不景氣，資本都衝到房地產部門，這是避險的行為。
就上海來講，現在坦率講大家都願意來這邊，這是需求拉動房價的上漲。
前面陳釗教授講過，中國的城市化道路需要反思，就是要讓更多的資源往發達地區配置，所以對上海來講，是供給的問題，是怎麼樣更好地規劃，擴大它的供給量，以安置更多的人口的問題。這是從長遠來講，其中涉及到城市規劃和發展戰略的問題。
反過來講，我記得張五常先生説：“房價是唯一可以擋住人的要素。”我們得反思城市化的政策對不對，為什麼要限制這麼多人來大城市？這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講，也是很大的問題。
今天想説的是，房價慢慢起來，我倒覺得是整個經濟的復甦和信心修復的表現，有一定的希望。不見得説一兩個月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房價如果慢慢地上升，我們會發現這裏的投資開始活躍起來。
最近我瞭解到，很多房地產開發商現在也非常的活躍。因為房地產畢竟是倍數效應比較快的行業，所以它會影響到其他行業。從沿海逐步蔓延，能夠進入二線、三線，對緩解整個經濟的需求側的收縮狀態應該會有幫助。這對於我們推進結構的改革也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覺得，結構改革應該是有條件的。如果需求持續回落，這時再大力推進結構改革的話，就好像一個人躺在手術室裏，血相不正常，卻大規模動刀子，這肯定會置人於死地。
對於政府來講，總得有個突破口，刺激某個特定部門，能夠慢慢地帶動其他行業投資的復甦，最終能夠扭轉下行的趨勢，我覺得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態。起碼目前在往這個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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