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森·加德爾斯：我們的世界為什麼在崩塌？

當今世界似乎正在進行着一場角逐，一方是新獲得賦權者（newly empowered），另一方是剛被剝奪權利者（recently dispossessed）。事實上，這兩種現實不僅同時存在，而且相互依存。

世界不但經歷着鉅額財富的創造，而且處於流動性前所未見、連通性無孔不入的狀態，面對不平等現象加劇，社會失位以及身份認同喪失，某些反彈顯得既膽怯又可怖（fearful and fearsome），但其本質是對於全球化肆意發展和科技急速變革的叛逆，而我們漸進式的人類天性註定很難接納這種叛逆。在加速發展的時代中，未來的震盪將在當下對個人、家庭和社區形成反覆重擊。

總之，浮現在我們眼前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它與過往的傳承徹底斷裂，無法建構起一套令人安心的前進敍事（a reassuring narrative going forward）。然而，在哲學家口中，未來的新版圖是“可塑的”或“流動的”，它在無形的改變形態，隨着每一種破壞性創新和每一種確定性的被拋棄，任何意義感（sense of meaning）剛被接受就稍縱即逝。人們尚未對即將到來的時代產生不祥預感，便已對“下一步將發生什麼”產生戒心。在喬納森·弗蘭岑等小説家眼裏，社會上籠罩着一層“永恆的焦慮”，他引用馬克思的話“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無獨有偶，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也在訪談中引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名言：“頭腦中的陌生感”讓我覺得“我既不存在於此時，也不存在於此地。”

齊澤克：人類應做好準備去迎接“可塑性”更強的遊牧生活，國家主權將被重新定義

很長時間以來，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關注着這種焦慮/受威脅感，以及與反向強化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正如阿瑪蒂亞·森在他影響深遠的著作《身份與暴力》中所提到的，由於暴力、劇變或受排斥產生的威脅感越強烈，身份認同就越僵化，越傾向於“孤獨主義”。緊迫的威脅，或對於受威脅的感知，削弱了個人及社區生活的其他多元影響，並將某個維度的重要性拔高到關乎生死存亡的地位。與此相反，穩定、安全和包容性能夠產生包含多元維度的適應性身份（adaptive identities）。

歷史印證了上述所言。在20世紀初的世博會上，得益於工業化、城市化、能源、通訊、交通的飛躍式發展，以及節省人力的設備給家庭帶來的變革，普遍的樂觀主義展現得淋漓盡致。然而，隨着歐洲舊帝國的固定生活方式被徹底顛覆，人們內心的焦慮與怨憤並未消失，只是被表面的輝煌遮蔽起來。精英和普羅大眾湧向民族主義、種族團結尋求庇護，或選擇效忠於各自的階級。接着，一切突然於1914年夏天，以世界大戰的形式爆發，導致1600萬人喪生。而這一切，又為二十年後的另一場大災難埋下伏筆，二戰不但撕裂了歐洲，還上演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南京大屠殺和廣島長崎核毀滅等慘劇。

從中得到的教訓是，政治和文化邏輯是深植於同一“族類”的身份及生活方式中的，它們與經濟和技術邏輯的發展軌跡有着深刻的不同。

1889年巴黎世博會全貌

我們VS他們

遺憾的是，歷史經驗一次又一次展示了，實踐政治的基本邏輯無關乎理性對話，它是一套敵友對立、“我們vs他們”的邏輯。一切都圍繞着維繫社羣生存和繁榮而展開，而社羣本身，是由社羣之外的人定義的。我們目前所熟識的政治，是根植於特定地方土壤中的，而非基於全人類普世領域、或“公善”（the common good）之上的。

誠然，文化從來不是靜止的，而是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斷演化，進而產生新的混合形式，在此過程中，融合與摩擦無法完全相互抵消。從表面上看，不同文化似乎在交叉授粉，但往往只是披上薄薄的畫皮，根植於民族或部落生活方式深處的“民族精神”或不相稱的價值觀，仍然是身份的基礎所在。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西方人會驚訝於“新儒家”的中國或“新奧斯曼”的土耳其，他們不明白非西方的現代性（non-Western modernity）為何沒有按西方的預期發展，這些國家沒有“變得與西方一樣”，而是在各自的歷史道路上探索未來。

經濟和技術的邏輯是關乎普世性、效率和理性的。正如法國哲學家雷吉斯·德佈雷的洞見，基於這套邏輯展開的啓蒙運動和現代化的成功，並不意味着深層次的文化、宗教和部族衝動已被徹底消除，它們僅僅處於失位（displacement）的狀態。“在現代政治中，不順應時代的、古舊的人仍佔有一席之地，因為‘現代’無法在時間上對他們定位，只能決定其影響力與決定權的高低：那些人不是陳陋的，只是處於底層；不是迂腐的，而是深邃的；不是過時的，而是被壓抑的。”正因為德佈雷早在1986年就對人性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他預言21世紀的特徵將是“上帝和電腦”共存——彼時，“伊斯蘭國”和“臉書”都還遙不可期。深層文化總會迴歸，對社會進行塑造。文化是下層基礎，經濟和政治是上層建築，它們之間的關係不可顛倒。

布魯塞爾莫倫比克區哈利勒清真寺內景

現代迷信

對於變化，現代性有一種迷信般的信仰。但與堅持正統、維護傳統秩序相比，變化本身並不是一種更純粹的善。就我們所知，追求純粹的存在狀態（pure state of being）——不論是理想式的過往、烏托邦式的未來、種族，還是宗教信仰——都將歸結於極權主義，並與人類天性中的多樣性格格不入。

政治伊斯蘭（觀察者網注：又稱伊斯蘭主義）認為世界已被玷污，因而渴望獲得幻想出來的身份純潔性，其防禦型意識形態由此走向殘暴的極端。自奧斯曼哈里發國崩塌以來，伊斯蘭教始終缺少一個權威中心，各種教派，尤其是近年來的“伊斯蘭國”，都堅持自身對伊斯蘭的解讀。在敍利亞和伊拉克，這些教派將長期與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作戰，其規模至少堪比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三十年戰爭。

我們已經在布魯塞爾、巴黎等地見識了這種對於身份的防禦型主張，它對於未同化的歐洲穆斯林移民兒童具有吸引力。對於那些被異化的、處於社會邊緣的、流離脱節的原子式個體來説，他們所信奉的伊斯蘭純粹理想彷彿敞開的子宮，具有一種天然吸引力。今天，來自西方世界內部的伊斯蘭聖戰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19世紀末俄羅斯的“多餘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他最終成為了虛無主義的恐怖分子。

這同樣是一個規模問題，規範和價值觀根植於地方性樸素美德當中。“全球化帶來的福利和不同社羣的共有價值觀存在矛盾，”曾於2005年至2013年擔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的帕斯卡爾·拉米説道：“基於經濟學的規模經濟效應（economies of scale），全球化規模越大，帶來的利益就越大。大即是美。身份、合法性和政治的邏輯在於鄰近性，我們稱其為規模不經濟（diseconomies of scale）。小反而是美。”

普世理性和效率導致了趨同，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和技術傳播，但文化和政治想象卻導致了趨異——人們以各異的途徑，在熟悉的生活方式中尋求庇護，這種生活方式流露着獲取族類內部認同的尊嚴，並能夠建構身份去對抗各種無名力量的壓迫。

經濟發展和身份認同遵循着兩套邏輯，若不調和兩者矛盾，最受傷的將是人類文明（圖片來自Asia Times Online）

在人類事務的治理中，當前的挑戰在於，如何趕在社會出現嚴重破壞性劇變之前，調和這兩套邏輯，否則我們的大膽躍進將催生一系列反作用，導致社會倒退，陷入20世紀那種戰爭和分裂當中，甚至墜入後現代版的中世紀黑暗時代。

除了巴別塔式的、缺乏融合的單一性未來，以及回到部族、宗教互不容忍的過去，教皇弗朗西斯口中“調和的多樣性”（reconciled diversity）不失為一種新的治理哲學。它應當在保證人類尊嚴的同時，普惠式地傳播善。建立這樣的世界需要各方齊心協力，它要比撕裂世界困難得多，但我們義不容辭。

（觀察者網楊晗軼、青年觀察者王欣譯自《世界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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