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劍：郭伯雄被起訴，為什麼輿論場上“靜悄悄”？

近日，郭伯雄案審結，將移交審查機關起訴。但有別於以往“大老虎”案所引發的熱議，此次郭伯雄案，似乎沒能提起輿論場上的小夥伴們太多的討論“興致”。什麼原因？

4月8日，專注政法領域的微信公號“長安劍”在被銷號重新註冊後的第一篇推送中認為，原因在於，人們轉變了“選擇性反腐”或“運動式反腐”的既有觀念，摒棄“派系鬥爭”、“交易黑幕”等陰謀論，面對“大老虎”被依紀依法查處的消息時，所呈現出的那種對常態反腐的習慣，對司法程序的尊重，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對公平正義的耐心，還有對法治的信仰。

郭伯雄

觀察者網注意到，“長安劍”的帳號主體為北京時代天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根據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網的公開信息，該公司投資人為中國長安出版社。

以下為全文，作者蔣皓：

郭伯雄被起訴，為什麼輿論場上“靜悄悄”？

近日，中央軍委原副主席郭伯雄涉嫌受賄犯罪案移送審查起訴。作為“大老虎”的代表，與薄熙來、周永康等人相比，郭伯雄被移送審查起訴的消息，卻似乎並未引起“足以匹配”的輿論浪潮。

這其中，固然有“和頤酒店女子遇襲”等新聞衝擊的影響，但筆者看到的另一個維度是：當人們轉變“選擇性反腐”或“運動式反腐”的既有觀念，摒棄“派系鬥爭”、“交易黑幕”等陰謀論，面對“大老虎”被依紀依法查處的消息時，所呈現出的那種對常態反腐的習慣，對司法程序的尊重，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對公平正義的耐心，還有對法治的信仰。

有媒體統計，從黨的十八大以來截至2015年年底，在落馬的省部級以上的“大老虎”中，已有24人過堂受審，19人獲刑（徐才厚因死亡被免於起訴）。原省部級甚至副國級、正國級領導人因違法犯罪走上審判席，也成為一種“別樣的風景”。

數字不是關鍵，關鍵的是背後所體現的意義：這樣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光明正大地依法查處腐敗，顯示了黨和國家對於腐敗行為無禁區、無死角、零容忍、敢碰硬的不變決心。而社會對於郭伯雄案信息的“習以為常”，從另一個側面，也顯示出小夥伴們對於反腐敗鬥爭所取得成績和前景，信心漸強。

筆者還發現，當下黨和國家的反腐敗工作，正走在“黨內程序先行、司法程序無縫銜接”的路上，從黨內開始的反腐敗，最終要落腳到司法的依法處理上。國家對薄熙來、周永康等“大老虎”的依法審判，不僅僅是對腐敗分子的懲處，體現了對“腳在懸崖邊”的僥倖者的警醒，更體現了黨和國家用法治的力量，將“廉潔用權”納入法治化軌道的不懈努力。

薄熙來、周永康、蘇容

“説有易，説無難。”曾有一段時期，社會在面對黨和國家依紀依法處理“老虎蒼蠅”時，出現過“陰謀論”和“不相信只貪腐這麼點”等猜測揣度的聲音，這樣的聲音，讓一些人認為，司法偵查和審判只是“奉命行事”、“走過場”，紀檢部門已經給出了定罪與量刑的“上意”，對司法反腐的作用毫不信任。

公正是腐敗的剋星，也是質疑的剋星。薄熙來、周永康等案的依法審判過程已經多次證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鐵帽子王”，沒有法外特權，沒有“刑不上大夫”，不管涉及什麼人，不論其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國法，都將無一例外地受到法律的懲處，不會因其身份對其特殊優待，也不會忽視其應當享有的正當權利。而郭伯雄案，也將通過公正司法繼續證明這些。

至於郭伯雄被移送起訴後該判什麼罪、該領多久的刑，筆者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法院依法定罪之前，任何人都只是犯罪嫌疑人的規定。但定罪量刑要靠證據，“有幾分證據説幾分話”，應該是法治社會下所有人的共識。“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進行定罪量刑的原則，不應被突破；猜測和揣度不應該也不可能取代證據，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不能因披露的信息與自己道聽途説或推測的情況不合，就推定“有黑幕”或“走過場”。

濟南中級人民法院

擺事實、講證據，是法治社會足夠理性、成熟的標誌。筆者篤信，郭伯雄案在移送起訴後，沒有層出不窮的懸念，沒有山重水複的伏筆，更不會有大反轉的劇情，不僅僅是因為軍事檢察院已經在保證郭伯雄正當權利的前提下，廣泛調查取證，獲取了大量證據；更因為法治社會下，一切都是可預期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道私者亂，道法者治。想要從根本上解決當下包括腐敗在內的諸多問題，就應當在依法治國的框架下，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樹立起全社會對包括規矩、紀律、法律等在內的各種規章制度的敬畏，讓有權的自我約束，辦事的不走後門，求情的免開尊口，依規用權，依法辦事，才能從徹底上消除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等不良風氣，剷除腐敗滋生的土壤。

社會的權益要靠法律做保障，法律的權威需要每一個人的維護。從薄熙來案開始，對“老虎”們的司法信息越來越公開、審判程序越來越透明公開，郭伯雄案被移送審查起訴的“風平浪靜”，讓我們看到，法律用公正“投之以桃”的保護和守候，得到了社會羣眾“報之以李”的尊重和信仰。

而這，不僅是法治建設的勝利，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