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雪萍：幹嘛捨不得涉嫌種族歧視的威爾遜？

1968年4月4日，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田納西州的曼菲斯市遇刺身亡，享年39歲。但是，與每年一月第三個星期一的“馬丁·路德·金日”相比，如今的人們大都不怎麼記得亦或全然不知4月4是金的忌日。

馬丁·路德·金（資料圖）

2016年4月4日，普林斯頓大學宣佈，校董事會經過討論，決定保留“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的名稱，仍然是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同時宣佈在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的網站上，置入關於威爾遜在種族問題上有瑕疵的信息。（http://www.puww.us/Exhibit-Wilsonian-Internationalism.html）

這一決定回應了2015年秋季該校部分學生提出將威爾遜“除名”的要求。作為當時風捲各地的“黑人生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一部分，參加抗議的學生羣情激昂，在提出這一要求的同時，佔領了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辦公室。他們的理由是：這位曾經的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美國第28屆總統(1913-1920)，在任總統期間，對聯邦政府工作人員實行種族隔離管理，並長期漠視發生在美國各地對黑人的“凌遲”(lynching，即以私刑處死)暴行，是個種族主義者。

美國第28屆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資料圖）

數月之後，普林斯頓大學校方正式宣佈，否決學生的要求，不予更名。但有意思的是，為什麼會在4月4日宣佈？是巧合嗎？更有意思的是，主流媒體似乎集體默契地決定不對此“巧合”加以炒作。

無論怎樣“微處理”，連繫這兩個“4月4日”的，還是美國至今仍然錯綜複雜的種族問題，以及種族歧視歷史與“國家象徵”之間的關係。

其實，先於普林斯頓大學保留“伍德羅威爾遜”名字的決定，哈佛大學法學院已經對學生反對繼續使用帶有種族歧視象徵的院徽，作出他們的回應：因為確實與種族主義歷史有關，校方決定放棄使用法學院現有的院徽。

哈佛法學院校徽圖案中的盾牌由3捆小麥組成，是來自富商羅亞爾(Isaac Royall)的家族紋飾，以紀念他為學院作出的貢獻。但羅亞爾生前對奴隸非常殘忍，曾放火燒死79名黑奴

都與種族歧視的歷史有關，一去一留，如何理解這兩個不同的決定？

與其説哈佛比普林斯頓更政治正確，不如説兩者需要處理的符號的“象徵意義”不同。

去除帶有種族歧視內涵的院徽，像擦掉一個污點，讓自己顯得乾淨些（不管是否真乾淨），是好事；與此同時，並不觸及其它尤其是“國家象徵”的問題。

相對而言，伍德羅·威爾遜作為符號，其內涵和外延則大為不同：這位第28屆總統，在20世紀初倡導在保護本國戰略和金融利益的同時，要積極——包括使用武力——對外輸送民主和資本主義。這一被稱作“威爾遜主義”的外交理念，至今仍然繼續指導美國的對外政策，以及對所謂“國際性領導人才”的培養。以他名字命名的機構遠不只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

威爾遜的“國家象徵”意義——即，同樣內在於該符號、與種族歧視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帝國沙文主義（和帝國民族主義）的內涵——則是此次美國社會內部的反抗種族歧視運動，所無法處理的。

威爾遜曾經毫不掩飾地認為，美國負有責任(burden)去教育那些“不成熟的本土人”，教他們如何**［正確地］選出好人，因為他認為“民主的本質是自由和自我掌控，而不成熟的人們則［因其不成熟］是不具有［對這一本質的理解能力］**的”。

這種基於“美國的負擔(burden)”的所謂責任感，直接來源於18－19世紀西方殖民主義歷史中形成的、殖民者自稱為“白人的負擔”(white men’s burden)的觀點：儘管是負擔，也得承擔，因為只有白人才有能力教育、馴化和文明化非白人及其民族／國家。在這個意義上，威爾遜本質上仍然屬於19世紀；或者説當今世界並未真正走出19世紀。他不惜使用武力“傳播民主”的理念，在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軍事擴張中，威爾遜主義被不斷“崇高化”，其中原有的種族歧視色彩的“白”被逐漸漂染成理想主義的“白”，甚至成為以“正義”的名義發動戰爭的“道德觀念”基礎。

21世紀的今天，被漂白了的威爾遜主義繼續影響着美國精英——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對世界的認識，以及他們掌控世界的慾望和決心。

所以呢，對具有如此重大象徵和實際意義的符號，精英們怎麼可能捨得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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