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要擔心的不只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全球增長陷阱
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增長，人均國民收入從1978年的160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約8000美元，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在習慣了高速增長、近兩年卻面臨增速下行壓力時，中國人對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擔憂與焦慮開始增多。
這種焦慮感一方面來源於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是低概率的歷史經驗（在1960年的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餘的88個國家或地區要麼繼續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要麼下降為低收入國家或地區），另一方面也源於目前中國可持續性崛起受到了來自創新與增長雙重乏力的國內外壓力，尤其是國際秩序的重建與動盪期對中國增長帶來的不確定性挑戰。
正如拙作《美國的焦慮》一書所言，當前唯一全球超級大國美國的焦慮主要在於如何應對崛起大國與其他羣體性力量的挑戰，而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國中國的焦慮，就在於如何維護中高速的增長，成功邁過“中等收入陷阱”。正因為此，在剛剛結束的2016年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根本要靠發展，而發展必須有合理的增長速度。
作為人口中全球近20%、2015年GDP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15.5%的巨型經濟體，中國的發展以及所伴隨人均國民收入的上升過程，不只會正向地改變全球經濟結構和標準制定，也會反向地受到全球經濟體系的制約。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視野來看，才可見其全貌。
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只會正向地改變全球經濟結構和標準制定，也會反向地受到全球經濟體系的制約
全球比較視野下，“中等收入陷阱”存在陷阱
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餘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只有850萬，相當於中國許多省會城市的人口規模。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後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衝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做經濟自主，有時國家存續都存在問題。
1950年全球只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只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説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續存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國內輿論不必被跨過陷阱的小概率歷史經驗所嚇着。
另一方面，即使越過中等收入門檻、進入高收入國家階段，並不代表國家發展就能高枕無憂了。這些年，美國、歐洲和日本都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國內風險頻發，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政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遠存在的，那就是一個國家如何構建國內外有利於可持續增長的環境，讓發展成為一種永續的狀況。
更重要的是，國內外不少研究已證明，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類不同的經濟體，都有可能陷入增速低迷狀態，即所謂“增長陷阱”。相比之下，在三類經濟體的“增長陷阱中”，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困境反而是最小。通過這種比較，國內輿論就能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當然，平常心看待增長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輕心。畢竟，二戰後有過連續50年以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5%以上的國家總共只有五個，分別是中國（6.7%）、博茨瓦納（6.0%）、新加坡（5.6%）、韓國（5.5%）和赤道幾內亞（5.5%）。中國既要為過往的增長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放長心態，不必過於焦慮，但也不必過於無視。畢竟，對於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從長計議，轉換髮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在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當代世界，每個經濟體的增長都與全球經濟不可分割。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跨國基礎設施網絡、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全球化元素，都與每個經濟體的增長息息相關，卻又有其自身運行方式，不能僅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每個經濟體的增長陷阱問題，都需要看到其中的全球化元素。
在當今世界，波及到每個的經濟體的全球性“增長陷阱”正在變得日益嚴峻，這就是金融危機深層化發展帶來的復甦乏力，並且在2016年進入了更嚴峻的新階段。由於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的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造成每一個經濟體增長放緩的原因，最多地是來自像“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戰亂、強國金融制裁、他國經濟不穩定等國際因素，而非僅僅聚焦在內部原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起源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佔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的西方經濟體無節制的“印鈔救市”行為，帶來國際資產價格泡沫以及全球實體經濟通縮，經過深層化發展，能夠在2016年看到的顯著後果，就是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以及金融市場波動、匯率市場震盪、大宗商品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次生災害”。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這將是繼2015年的2.4%之後，全球經濟連續第二年增速低於3%，且大大低於預期。要知道，2008-2014年，全球實際GDP年均增速是3.26%。
為此，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峯會上，G20國家提出了全球增長目標，即到2018年底“使全球經濟總量比‘現有預期軌道’基礎上更多增加2%”。測算可知，要完成這一目標，需要讓全球經濟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達到3.2%以上。按照目前全球經濟情況，這一目標恐怕面臨落空。
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類型的經濟體，未來的增長面臨“新增長陷阱”的病灶其實在全球全身，因為各個經濟體均面臨着克服增長陷阱的全球難題。
一是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難題。當前，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年齡中位數約為43歲，中國約為36歲。這就意味着主要經濟體都面臨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齡化，由此帶來長期增長動力不足、對社保與醫保的負擔過高、財政赤字等普遍難題。
二是全球財富分配“新鴻溝”難題。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資本投資的長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於勞動報酬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存量社會財富的差距日益擴大，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新增長陷阱”條件下，這一現象愈演愈烈成為“新鴻溝”，由此帶來消費動力不足問題。
三是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難題。由於當前全球經濟秩序中生產活動大多來自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而知識產權為代表的創新獲利權卻被髮達經濟體壟斷，進而形成知識產權的暴利。壟斷性技術扼制了新技術的創新，由此導致通過創新帶動全球經濟增長之路的“中梗阻”現象。
四是全球強勢貨幣“風暴潮”難題。相比於2008年的“金融海嘯”，當前全球經濟中存在的天量熱錢“全球漫遊”現象，潛在危害更加巨大。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一個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體，都會在一夜之間失去幾乎一代人的發展成果，當今的遊資若是形成“風暴潮”，後果難以想象。
五是地緣政治風險“互反饋”難題。敍利亞危機、難民潮與恐怖主義，都是當今世界面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的表徵。而這些地緣政治風險之間存在着互動，“互反饋”迅速放大，進而危害到各個經濟體旅遊、生產以及各類消費，形成新的增長瓶頸，成為每個經濟體都不得不大力應對的挑戰。
面對五大難題，全球經濟只有找到合作應對的新框架，才能共同跨越“增長陷阱”。
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陷入“新增長陷阱”
增加中國的制度性國際話語權
“兩個一百年”是中國發展的奮鬥目標。為了實現第一個“一百年”目標，即在“十三五”末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
根據這一目標，“十三五”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速應保持在在6.5%以上。假如上述目標順利完成，並且在“十四五”期間即2021-2025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能夠保持在6.0%以上，則可以肯定中國將在2023年前後越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退一萬步説，萬一經濟增長受全球影響而長期乏力，在未來15年保持在5%左右的增長，中國也能2030年前後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解除對“中等收入陷阱”過於焦慮的情緒，以及避免“高收入無陷阱”認知誤區，我們就能夠認識到，中國面臨的真正挑戰，並非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而是能否保持長期可持續增長，從而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同樣地，對於當今的高收入經濟體來説，它們面臨的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局面。長期以往，一些高收入經濟體將來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絕非危言聳聽。
無論對於中國，對於發達經濟體還是其他經濟體來説，共同應對“增長陷阱”才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第一要務。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台G20峯會的2016年主席國，中國有責任，也有能力為全球經濟找到一條新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在2015年11月的G20安塔利亞領導人峯會上，G20領導人達成了堪稱中國“十三五規劃”國際版的共識。這些共識，不僅在全球發展理念上（如綠色、開放、包容等）與中國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實施措施上也與中國所提倡的方法相當吻合（如要有長期規劃、講求創新等）。
2016年，中國杭州G20峯會將是讓全球經濟合作走出“增長陷阱”的一次良機。一些來自中國“十三五”規劃，並能夠與國際經濟相對接的舉措，將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不同以往的活力。
一是加強國際協調與溝通。中國正在通過參與越來越多的全球治理機制，展示“合作共贏”所能帶來的增長潛能。中國建立了聯通全球的自貿區網絡，還建立了亞投行、絲路基金、新發展銀行等新的國際金融機構，創造出各國合作發展的新空間。通過中國打造一帶一路的“樣板間”，世界經濟也應該看到新希望。
二是構建全球創新體系。讓創新要素在全球配置，鼓勵在新技術推廣中創新商業模式，促進新的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物流鍊形成。這些創新行為使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產生新的動力。
三是塑造開放型經濟。中國正在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為了國力提升以後分享國際公共產品，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夥伴關係，並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產能合作，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 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既是大勢所趨，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所在。
四是強調規劃的落實性。再好的計劃，也要靠執行。計劃的執行力，應該成為G20治理模式的根本方法論。中國在氣候變化、經濟增長、減貧、社會穩定等發展議題上為全世界各大經濟體樹立了表率與榜樣作用。
當今世界，無論人們身處何國、信仰什麼、是否願意，實際上已經身處同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展的道路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個國家要想跨越“增長陷阱”，都需要考慮全球因素。
而在全球經濟陷入“新增長陷阱”的大環境下，只有改革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在新的框架下找到合作實現增長的“最大公約數”，才能找到可持續增長之路。而增加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不但是保證中國增長的“戰略機遇期”延續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證全球經濟火車頭持續拉動力的必然途徑。
《美國的焦慮》，王文著
（作者簡介：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曾任《環球時報》編委（主管評論）與社評起草人，2011年“中國新聞獎”獲得者。近著有《美國的焦慮》、《大國的幻象》、《2016：G20與中國》、《“一帶一路”國際貿易支點城市研究》、《世界治理：一種觀念史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