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婦女運動是中國革命實踐對社會科學的挑戰

【中國近代的這段歷史，中國婦女通過參加革命來獲得解放的運動，本來應該作為闡釋20世紀的整個女性主義或者性別平等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和理論資源，但這樣一個資源，直到現在還沒有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基本敍述裏。性別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一種方法、一種看世界的角度，是從實踐中來的。把中國實踐納入性別主義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

資料圖

性別：看待世界的第三個視角

性別研究，即所謂GENDER STUDIES，在歐洲自1960年代開始，慢慢地成為社會學中一種比較熱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它指的是我們看世界，要有一個GENDER的視角——GNEDER一詞，翻譯成“（男女）社會性別”比較恰當。

社會學傳統的研究方法是階級分析，它把工業社會以來的社會基本結構，看作是一個階級關係的結構，其中最經典的當然是馬克思的分析。在階級分析和階層分析之外，西方社會（歐洲以及越來越重要的美國），在1960年代以後引進的一個方法就是“族羣”。性別這個維度，是社會學引進的第三個觀察世界的維度，就是説不管你是窮人還是富人，是白人還是黑人，都有一個社會性別（GENDER）上的差異。

性別的視角一直被忽略、被輕視、被邊緣化，是有科學本身的原因的。自然科學中“科學”程度比較高的數學、物理學，都是由男性話語構築而成。孔德從一開始要建立社會學，原本的意思是“關於社會的（自然）科學”，即我們認識社會就要像牛頓認識自然界那樣。這樣構築起來的概念、理論、框架，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就沒有性別這一個角度。最硬的科學是要求排斥情感的，它是最理性的，也是最冷酷的。但如果把情感的東西排斥在社會科學之外，再去解釋人的行為，那是很難的，至少是很不完整的。古典的社會學要處理的，一個是社會關係，一個是社會制度，但是如果看不見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裏面活生生的人（現在社會科學裏叫“行動主體”[agent]或者“行動者”[actor]），不能解釋人的行為（人的行為相當一部分是和他的情緒、情感、心理有關係），那麼社會科學就變成了一個機械論的解釋，變成了簡單化的解釋，或者是千篇一律（所謂“可重複性”）的解釋。20世紀的30～60年代，原來的社會科學逐漸暴露出它的不完整性。1930－1960年代，社會科學的重大發展，就是引進了族羣和性別的維度。有了這兩個角度，再重新看我們生活的世界，發現這個世界其實和18、19世紀那些經典大師所闡釋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很不一樣的。

性別主義的發生，不是一個純粹的智力活動/知識生產的產物，不是由一些聰明天才憑空製造的，不是從所謂的學術脈絡裏自動產生的。它是社會運動特別是婦女運動的興起導致的，是和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以後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有關係。二戰後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在萬隆會議後叫作不結盟運動，或者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運動，這些社會運動在1960年代風起雲湧。與這些社會運動相伴隨的，甚至比它還要早，有兩場重要的婦女運動。第一場婦女解放運動，是西方社會內部的白人婦女爭取和白人男性一樣的社會政治權利的運動，這個運動沒有那麼急風暴雨，它通過改良一步一步地擴大。另外一場婦女運動，是與第三世界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反帝反殖運動相聯繫的，這場運動是急風暴雨式的，有些是以革命的形式，比如説中國的革命；還有很多非洲、亞洲國家的婦女解放運動，是以反貧困的形式，隨着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而興起。亞非拉的婦女解放比較而言是更加急風暴雨般的追求獨立和解放的，是第三世界開展的反帝反殖運動的一部分，它是第二場婦女解放運動，是和白人的婦女解放並不完全一樣但又前後相隨、彼此影響的一個過程。它和階級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一樣，也是一個彼此影響的過程。

可見，性別主義的興起，它不只是一種智力推演，而是社會的運動或實踐，是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的反映，要是沒有那麼一些轟轟烈烈的，而且是彼此交集、交叉同時發生的運動的話，不會積澱下來成為一種學術的視野和方法。今天性別主義在美國的大學裏，在歐洲的講堂上可能變得很精巧、很優雅，包括著名的性別主義的文化研究者——如印度裔學者斯皮瓦克，很有教養、很有風度，但實際上她和一批印度裔學者的學術背景，是和印度1950～1960年代尼赫魯領導的不結盟運動、乃至早期甘地的非暴力運動，以及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有着很深刻的關聯。

中國婦女運動的實踐與理論的空缺

在中國的語境下，怎麼來看性別主義這樣一個看問題的方法？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在第二場婦女運動的潮流中，也是其中比較激烈的。從秋瑾那一代人開始，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一開始就和女性解放有關係。辛亥革命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解決婦女的纏足問題。“五四”以後，不但是解開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上學了——至少大城市的知識女性，比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這樣的，她們甚至也可以參與政治。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這是獨一無二的——要知道中國還是一個幾千年的“男權—父權—夫權”的社會，女性是被壓迫得最深的。從一開始起，中國的婦女解放，就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反抗形式，即女性通過革命的形式，甚至通過參軍的形式，用一種“暴力革命”來解放自己。我們有女紅軍，有“紅色娘子軍”，她們真是到了戰爭的第一線，這些篇章，在整個婦女解放運動中，都是最激烈的。

中國的婦女運動，推動的男女平等和女性地位的改變，並不只是女性的地位提高了這麼簡單。在社會意義上，比如説女性的就業程度、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等等，都得到了顯著的改善。1950年代以後，我們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通過全民的保健和防疫，把孕產婦和嬰幼兒的死亡率降下來了。在1950年代，我們花了很多精力來做這方面的工作。中國人用了很短的時間，30年一代人的時間，就完全變了一個樣。許多國際發展組織從1980年代進入中國，從那時起他們一直把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的楷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健康（防疫、保健、醫療）、教育（包括全民掃盲，農村婦女掃盲）和基礎設施（灌溉、農田水利等）這三個領域中，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做得最好的，而且直到現在我們還在享受着這個遺產。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有着健康體魄的一代勞動者，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沒有這麼一代健康的勞動者，如果我們還是東亞病夫，如果沒有最基本的教育，經濟是不可能發展這麼快的。現在農村孩子失學很嚴重，農村的女童失學更嚴重，在珠三角，到城裏打工的那些農村小女孩的正規教育也確實是初中都沒念完。但是另一方面，她們心靈手巧，接受過基本的教育，很快就能夠組裝出包括索尼電腦、高級照相機在內的產品。也就是説，這是一支很強的勞動者隊伍，這支隊伍也是在婦女解放的過程當中培養出來的。

中國近代的這段歷史，中國婦女通過參加革命來獲得解放的運動，本來應該作為闡釋20世紀的整個女性主義或者性別平等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和理論資源，但這樣一個資源，直到現在還沒有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基本敍述裏。對比一下，斯皮瓦克她們其實是把印度的資源介紹到西方主流的社會科學敍述裏，所以她不但自己變成了西方意義上的一位知名教授，而且她能夠把印度的經驗帶進主流的社會科學中。中國的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也有一百多年了，這麼一個轟轟烈烈的社會革命，給千百萬婦女帶來了這麼大變化（在持續的變革過程中也經歷了無數的曲折）的解放運動，卻基本上沒有進入到社會科學的敍述裏。如果有，也是少之又少，充其量只是一些事實和個案，而沒有成為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沒有形成相應的範式和概念。

性別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一種方法、一種看世界的角度，是從實踐中來的。把中國實踐納入性別主義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現在主流的敍述其實是西方的白色男人主宰的，而性別主義基本是西方的白色女性爭地位、爭權益的過程中形成的理論。不只是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我覺得廣大的亞非拉女性和她們的實踐還沒有進入到社會科學的敍述裏面。我們社會科學必須努力把我們的實踐總結成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哪怕是一些概念、新的看世界的角度。比如説，我們看發展可能就不只是GDP，不只是收入，像聯合國開發署多年來做的那樣，而是把人均預期壽命、識字或者教育納進來，這樣就有一個人文發展指數，這樣看世界至少要全面得多。

推而廣之，不只是性別問題，其他領域也是如此：我們自己的實踐是如此的豐富，但是我們的理論卻是如此的蒼白！中國現在講和平發展、和諧世界，中國怎麼樣進入世界，別人怎麼看我們，確實都很重要，不只是個面子問題。我們有時候説話辦事不知道怎麼説，説的方式可能別人不容易接受。這個意思不僅是説我們應該適應別人，照着別人去説，但是我們要有自己的一套説法，這方面印度做的比我們好。雖然印度的社會發展好像比我們落後得多，貧富懸殊比我們嚴重，人均預期壽命、識字率、基礎設施都比我們差，但是印度確實培養了一個人數很少的——比如説300萬的精英，那批人基本上知道怎麼去對世界説話：從甘地到斯皮瓦克、阿瑪蒂亞·森這些人，他們都知道怎麼表達自己，既用別人能明白的方式説，又能保持自己的自主性。這個不但和形象有關，還和我們實際上確實做了什麼、怎樣做有關。其實，我們並沒有很好地認識到我們所做的事情的價值——説得極端一點，1980年代以來，許多知識分子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倒掉了一樣。我們過去做的事，也不只是階級鬥爭，1950年代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我們走的道路和西方是很不一樣的。我們以前動員羣眾，從愛國衞生運動到全民健身運動，從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到掃盲和普及義務教育，是最典型的“花小錢辦大事”，做到了提高識字率，增強全民免疫、保健，降低嬰幼兒孕產婦的死亡率，降低各種疾病的發生率，增強了人民的體質等等。這些實踐，這些資源，迄今也沒有被整合進社會科學，沒有經過整理、吸納，把它變成理論，沒形成自己的解釋概念。我們的社會學幾乎也就只有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再也沒有其他自己的概念了。像“社會”“國家”這些概念都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日本人借用漢字，從西方的語言裏翻譯成日文，然後我們再從日文拿過來，於是一個“國家”的概念旅行到了中文，和我們的理解已經很不一樣了。現在，中國也好、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也好，大量的實踐概括不成理論，這是很被動的。當然，社會實踐進入到社會科學領域需要一個很艱苦的過程，可能需要多少代學者，耐着寂寞的長期研究才能成功，現在的研究，太急、太快，顯然是不利於社會科學發展的。

從性別主義看社會科學的整體困境

性別主義，實際上構成了對西方整個文明、從古希臘到啓蒙運動的一種挑戰。但從1980年代以後到今天，我們再去看西方女性主義的敍述，已經變得很優雅，甚至也很沒意思。全世界性別主義的研究，似乎有點走不下去——它卡在瞭解釋西方白人婦女怎麼爭取權益、獲得和男性一樣地位的位置上。

這個障礙首先是因為它沒有把其他地區、其他非西方社會的實踐納進去；而且這個障礙是很難被西方人自己克服的。這相當於為什麼性別主義研究很容易就變成了“女性” 的研究——男性很難跨出那個男權、父權的框子，按照男女平等的眼光來看世界，因為他一直享受着這個不平等的好處。同樣，讓西方人獲取非西方人的視野是很難的。還有一個難處就是我們這些非西方的人受到了西方的教育，非西方人也學着用西方世界的眼光來看自己，也是越看越不順眼，不會實實在在去看自己有過的、還繼續有的那些豐富的實踐，也不會從中來總結、提煉我們的理論。社會科學真正難做的就是在話語層面怎樣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概念和分析方法——我們自己得有一套對這些問題的説法，而這“説法”的背後是對自己實踐的認同。

也許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變化太快。比如説美國這麼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大國，在“反恐”問題上走得如此不順，從根本上説，是它的制度設計、體制適應不了新的形勢。現代社會科學和國家建設是同一個過程，它即是現代國家的產物，又是現代國家的組織形式，也負責解釋並合理化國民經濟、國家防務、國家文化、國家建設。整個社會科學現在從所謂最硬的、最成熟的和最科學的經濟學到其他很多學科，都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家”當然很重要，直到現在國家仍然是最大的組織和制度，是最有力量的利益代表，但另一方面，這裏也確實有個與時俱進的問題，現在的全球化形成一些非國家的力量和現象，原有的社會科學也不知道怎麼應對，原有的概念、範式也解釋不了。

而在這方面，性別主義又確實非常有參考價值：性別主義的鋭利在於，它認為，西方從古希臘一直到啓蒙運動，包括中間經過文藝復興，整個最基本的敍述都是不合理的，是男權的，它都要去挑戰。性別主義挑戰的是人們關於世界的基本認識：我們這個世界不只是線性的、進步的、階段的、以男性支配和男性敍述為主，不只是一個越來越科學化和理性化的世界。其實，這種視角和我們現在尋求科學發展觀，講和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交叉關係。西方的性別主義敍述構成了對社會科學最重要的挑戰之一。現在，社會科學的最大難處，是所謂“傑出人才”（往往就是20世紀訓練出來的）所操持的基本上還是20世紀那套老的話語，講的還是那套老的概念。那麼，怎麼面對未來？現在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提出了“和諧世界”的觀念，這至少是個引領式的命題，也提供了討論的可能性。這種觀念的提出，不但對我們有意義，對社會科學有意義，或許可以整個地改變我們的話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