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和摩根大通如何將巴拿馬塑造為避税天堂-艾德·武利亞米

故事要從很久前説起。20世紀初，巴拿馬最先就是代表富人羣體和利己主義者——更精確地説，就是美國的祖先——行使職能的。

巴拿馬完全是美國自私追求商業利益的產物，正巧趕上歷史鉸鏈上重要的一個節點，英國作為一個全球帝國滅亡，而新美帝的統治，則像一顆新星般冉冉升起。

兩年前，作家肯·西沃斯坦因在為Vice雜誌撰稿的一篇文章中，直截了當地提出：“1903年，西奧多·羅斯福政府對哥倫比亞進行施壓，將當時還是一個省的巴拿馬獨立成國。羅斯福政府其實也是受眾多銀行集團挑唆，摩根大通就是其中之一。摩根大通當時被任命為美國的‘財政代理’，掌管美國投入到巴拿馬的1千萬美元援助。”

背後的原因，當然就是為了巨大的經濟利益。1914年，穿越巴拿馬地峽的運河開通，世界兩大洋聯結為一體，美國獲得運河控制權，掌握了兩洋間不斷流通的商業機會與財富。

巴拿馬運河

巴拿馬精英們早就清楚地認識到，跟作為南美的一部分相比，容納那些“遠方的富人們”能給他們的未來帶來更大的收益。巴拿馬鐵路公司付給哥倫比亞國庫的年金遠遠超過巴拿馬從波哥大（哥倫比亞首都）得到的。要不是1902年9月，美國與哥倫比亞簽署了建造運河的協議，巴拿馬省最終可能也會脱離哥倫比亞，正如美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大衞·布希內爾所言，從沒有一個協約“能如此精準地反映出哥倫比亞在談判中的弱勢地位”。

哥倫比亞當時正被“千日之戰”所困擾，其自由黨與保守黨在內戰中爭得不可開交。而戰爭後期，戰火也蔓延到了巴拿馬。

運河協議簽署後，緊接着就發生了“巴拿馬革命”，革命是由一個支持運河的法國人推動，並獲得“美國的明顯共謀”支持——得益於運河條約中的條款規定哥倫比亞軍隊不得登陸去鎮壓革命，以免他們阻礙商品的自由流通。

在建立新國上，羅斯福和摩根大通的聯繫不言而喻。美國的文書工作是由共和黨律師威廉·克倫威爾完成的，他不僅與政府保持着密切關係，同時也是摩根大通的法律顧問。

摩根大通和其他美國銀行一起，逐漸把巴拿馬變成一個金融中心——避税和洗錢的“天堂”——同時也是一條航運通道。自從巴拿馬開始為標準石油公司登記外國船隻運輸石油，幫助公司逃税以來，以上種種行為與功能就互相交織。

巴拿馬運河一覽圖

經標準石油公司的慫恿，巴拿馬開始發展內部複雜的免税系統——尤其在船隻登記這一塊——當時美歐陷入大蕭條，華爾街對巴拿馬提供了必要的指導與幫助。例如，禁酒時期，登記處也歡迎美國客船供應酒水。

尼古拉斯·薩克斯森的《有錢人這樣避税》一書對後世的離岸管轄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書中引用了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向富蘭克林·羅斯福抗議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情況如此緊急，應立即採取行動”。摩根索抱怨避税者在那些“税率低以及公司法鬆懈”的地方，試圖尋求“一切方法”避税，特別提到了巴拿馬和巴哈馬。

薩克斯森的書中之後記錄了美國對於藏匿錢財這件事逐漸開始監管與發聲，“離岸擴張不斷加速，那麼美國從內部瓦解也將指日可待”。

所以20世紀70年代時，美國政府已經抓緊逃税漏税的監管以減少漏洞，巴拿馬則如我們上週所見，進入了全方位服務狀態。根據國際税收公正網絡協會，巴拿馬的銀行存款從1970年的小額存款飆升至1980年的五百億美元。然而，這還僅僅只是開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變化而已。

同時，1977年簽署了兩份條約：一份條約賦予了美國軍隊全權保障運河的安全，另一份則同意於1999年將運河歸還給巴拿馬。

然而1983年，事情有點事與願違：諾列加將軍開始執政。多年以來，他一直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受益人與工作者，但是他逐漸意識到，巴拿馬的財富更適合與帕布洛·艾斯科巴領導下的麥德林集團（即毒品卡特爾組織）形成聯盟。因此，在1989年，美國再次武力迴歸巴拿馬，與它八十年前做的如出一轍。正如西沃斯坦因所説，美國“再次返回去支援過去的銀行精英們，那些摩根大通遺產的繼承人們”。

摩根大通銀行

羅伯特·美諾將那段時期的故事寫成了回憶錄，取名《慕色拉行動》，令人印象深刻。美諾成功潛入艾斯科巴的卡特爾集團，併成功起訴了國際信貸商業銀行（BCCI），這家銀行掌握着他的很多資金。當與BCCI銀行的官員阿姆賈·德阿萬討論巴拿馬避税問題時，德阿萬告訴美諾：“這麼説吧，在巴拿馬，我們對於做任何事情都無所顧慮，因為這片土地的法律允許我們這麼做。任何人都可以走進來，存1千萬美元現金——我們收下現金。這就是我們從事的業務。”

德阿萬提及了幾家仍在主導華爾街的主要美國銀行，並説：“我們可能是以小規模進行，但每家銀行都是如此。”

儘管“巴拿馬是世界上最骯髒的避税區之一，但它僅是全球體系中的一個部分而已”，薩克斯森説，“英國掌控了諸多海外領土與皇家屬地，形成全球性的聯結網，其中包括了不少世界上最大的避税區”。

約翰·克里斯坦森是國際税收公正網絡協會主席，他表示：“要認識一點，就是那些諸如莫薩克·馮塞卡之類的離岸律師事務所從來不單獨運營；他們往往依靠於一些中介，有時是其他律師行，又或是銀行，藉由中介去交接客户以及給一些複雜的跨級機構提供支持”。

歷史有其自身的方式略帶諷刺地重蹈覆轍，而21世紀初必將見證兩方面的歷史倒演，從而來呼應巴拿馬的起源。

威廉·法來喜二世是早期標準石油公司避税時期的主席，他的孫子威廉·法來喜三世是布什政府極為重要的助手；芭芭拉·布什稱其“和親人一樣”，並且成為了她兒子喬治·布什駐倫敦的大使。（摩根大通也僱傭了一批出色的大使與顧問，有些甚至比託尼·布萊爾更加享有盛名。）

另一個例子是：對於20世紀的新帝國——美國而言，能輕易威逼哥倫比亞割讓巴拿馬運河因素之一是，如果巴拿馬沒有得到運河，尼加拉瓜就會緊隨其後，獲得運河。如今，一個世紀過去了，尼加拉瓜運河即將建成。

（青年觀察者網宋禕琳譯自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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