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治國的思想方法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潘維教授2016年3月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研討會上的發言內容，以及2016年4月在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三十二期博雅公法論壇演講內容整理而成。授權觀察者網轉載，有刪節。】

我想就“治國的思想方法”談六點個人觀察，請各位指正。

一、認識論：

強調意識形態還是強調問題導向？

意識形態人人都有，但治國不能靠意識形態。嚮往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和法治不是問題，僅僅依照美好藍圖短期內推出幾百個“頂層設計”就未免有脱離實際之嫌。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是問題導向，即遇到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抓主要矛盾，讓國家在不斷解決重大問題中前進。

什麼是主要矛盾、主要問題？眼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主要矛盾，主要問題。誰是人民？社會中最廣大的勞動者就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亙古不變的硬道理。民心是什麼？民心就是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信任黨和政府竭力為人民服務而非為權貴服務，信任政策穩定、政府言而有信。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我國的主要矛盾是百姓温飽問題，我們靠市場化把問題解決掉了，非常成功。自那以後，主要矛盾逐漸演化為百姓患不均。老百姓的生活分成四個階段，被養、養小、送老、被送。養小和送老是百姓生活的核心。不均導致養小孩、送老人越來越難，不均也是官員腐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會不平等不是問題，是必然；但社會日趨不平等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因為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不平等一直在擴大，百姓養小孩和送老人越來越艱難。社會越來越富裕，體育文化卻成了奢侈，大眾越來越老無所依，越來越不敢花錢、生養、看醫生。市場化解決不了這個矛盾，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的市場化本身就是矛盾之源，均等化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以解決人民生活面臨的最大困難為核心任務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看問題，處理問題，黨才接地氣，有根基，才是正確的政治方向。社會主義相信社會至上而非資本及個人權利至上。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百姓而言，就要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中華大家庭”的互幫互助，壯年幫老年，沒病幫有病，有錢幫缺錢，有知識幫缺知識。

中華民族的興衰從來不決勝於市場，而在乎能否維護“大家庭”這個社會核心價值觀念。歷史上，沒有“常平倉”就沒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興起。在今天，要實現多數人的現代化，還是滿足於少數人的現代化？“以個人為本”，還是“以人民為本”？這不僅是思維方式問題，更是政治方向問題。

二、經濟：

強調體制改革還是強調經濟發展？

市場除了供給就是需求，供需平衡要靠市場解決。經濟結構轉型從根本上説是市場問題，倘若政府以此為工作重心，就難以避免一些“揠苗助長”的衝動。打壓第二產業去提升第三產業比例，如同打壓第一產業去提高第二產業比例，實乃自欺欺人。

國際市場低迷，出口製造商自然會衰落，自然會升級自己的出口產品。便宜馬桶蓋適應國內廉價品市場，市場需求變了，高級馬桶蓋早晚會有，政府無須為此操心。廉價品生產無法持續，環境也就改善了。勞動力市場向供方傾斜，工人工資提高，這分明是好事，在什麼立場上反而成了問題？改革企業所有制、耕地所有制是我國的緊迫問題嗎？是大多數百姓要求所有制改革，還是極少數人的意識形態偏好所致？

短缺靠市場解決，但過剩就要具體分析了。是垃圾可以靠市場解決，可若是人均依然短缺的牛奶就不能倒掉，得靠政府幹預再分配來解決“市場失靈”。誰想要什麼“成熟”的純市場經濟？我國分明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其來回折騰金融貨幣政策，來回折騰供給和需求這倆空洞的市場概念，不如去改善經濟基本面，抓住國際原料和能源價格低迷的罕見戰略機遇期，落實一個個能促進公共利益和經濟進步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消化所謂“過剩產能”，在人均基礎設施上接近發達國家。

市場與政府兩分以及孰重孰輕的討論是筆糊塗賬，而且極具誤導性。“三生萬物”，人民的利益訴求就是市場和政府都要服務和服從的對象。真空裏的純市場只是為幫助理解現實而畫的一條“輔助線”。現實裏沒這條線，中國沒有，外國也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治國靠政治家，不是經濟學家或政治學家。政治家能執政，因為他們能實現百姓的具體訴求。

百姓日常生活裏沒有供給側、需求側這種抽象概念。百姓的基本需求是物價穩定、生活穩定、社會井然有序。再高個層次，就是養小送老更容易，而非越來越困難。與這需求無關甚至背道而馳的“改革”是極少數人的要求，甚至是意識形態和外國的要求。我黨贏得政權，不是因為主義或“輔助線”，不是因為談論抽象的大眾利益或大眾過去與將來的利益，而是因為滿足人民眼下的具體利益，因為“打土豪，分田地”，因為“缸滿院淨，為家家户户排憂解難”，因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三、政治：

強調製度還是強調政策？

當今流行歷史唯心主義的“制度決定論”。是有個好制度就有好結果？還是在同樣制度下有好政策就有好結果？改制從來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追求，而是冷戰後西方對欠發達國家的強硬訴求。既然熱衷“改制”還談何“制度自信”？

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我舉下面四個理由：

第一，制度是穩定的，長久不變的，但問題層出不窮，隨時在變，需要靈活機動的政策來及時解決。立法易，廢法難。解決日常問題要靠行政不能靠立法。出了問題就用立法解決不僅是懶政，而且法律必然繁瑣、混亂、互相沖突。行政無所適從，就只能怠工。法律繁多是國家之禍而非國家之福，所以世上才有習慣法系。我國當前的問題顯然不是缺制度，是以“缺少法律”為名的執法隨意、懶惰。

第二，“政府法無明文授權不可行，個人法無明文禁止皆可行”是17世紀歐洲商人為制約國王提的一個口號。都21世紀了，國家開支普遍佔GDP半數，哪國還在喊這四百年前舊歐洲的口號？若法無明文授權不可行，不僅法律會多如牛毛，而且必然鮮有願擔當、敢作為的行政官員，懶政和怠工就是必然的。慣例法隨機遴選陪審團就是要斷案服從本地百姓的意願，拒絕法條主義。

第三，政策只懲罰犯規的人，且因時、因地、因事輕重緩急不同；可疊牀架屋的制度卻懲罰所有人，而且懲罰誠實，迫使所有人不誠實。因極少數人婚姻欺詐就要立制度，要所有申請結婚的人證明自己未婚，既大幅增加人民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的成本。制度門檻高了，政府效率低了，羣眾辦事就得四處託門子，找關係，行賄賂。嚴懲欺詐者才是正道。“大道至簡”。

第四，制度是特定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結果，不是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不是國家成敗的原因。制度貌似是“頂層設計”出來的，其實能立住腳的制度都是“長出來”的。美國憲法是從英國憲政慣例和“五月花號公約”長出來的。國家出問題主要在政策不在制度。美國憲法好，卻沒能防止立憲八十年後爆發大內戰。郡縣制好，秦朝壽命卻僅十幾年。科舉制和憲政制好，創制的隋朝和民國都沒活過半個世紀。西漢末王莽熱衷照烏托邦大刀闊斧地改制，被歷史無情嘲弄。

強調用全國一刀切的制度解決問題，忽略政策“試點”，輕視因地制宜，忽略我國各地的巨大差異，就難以調動各地各部門官員的能動性。毛澤東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四、社會：

以民為本，動員和組織人民

“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在我國已有三千年了，是中國政府的最大特色。共產黨人對這理念的貢獻是堅決拒絕權貴精英們的慈善、施捨，強調依靠羣眾，以動員和組織羣眾去推進現代化事業，引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

民國期間的晏陽初和梁漱溟等“鄉建”專家組織教育慈善，兩人費半生之力建了幾所小學。新中國初興，我黨組織人民一夜間就建起了百萬所小學。村村有小學，政府沒花一分錢。組織起來的百姓力大無窮。共產黨人曾用至誠感動了這個“上帝”，引導他們推翻了壓在他們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百姓是政府的“用户”，百姓的“用户體驗”是政府的生命線。20世紀全世界風行民主理念，中共“羣眾路線”體現的民主獨具特色。

養小送老的錢從哪裏來？從13億百姓自己的腰包裏來，我黨主要負組織責任。讓市場邏輯主導教育和醫療是不道德的，而且會繼續擴大不平等，擴大人民的不滿。維護社會穩定靠誰？依靠組織起來的人民，讓人民自己維護自己社區的秩序。共產黨撐腰，讓羣眾起來壓制社區惡霸，不容許極少數人劫持和侵犯大多數人的權益。我們不能再靠僱傭越來越多的協警、城管去維護社會秩序和人民權利了。

無論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不仰仗社區自治而能單獨治理社會。其中的道理有三個：第一，成本太高，政府財政無法承受這個無底洞。僱再多的臨時執法人員也解決不了社會秩序惡化問題，甚至臨時工本身也變成了社會秩序問題。第二，科層機構分門別類執法，管不了小事。人民日常生活的每件小事都在各種法律的交叉、邊緣和灰色地帶，政府不可能對每件小事組織聯合執法。第三，法律管大事，人民生活中的小事要依照本地風俗習慣來管。

因為政府單獨無法治理社會，所以眼下才有很多基層政府靠黑社會維持秩序和辦事。而今社區自組織全面癱瘓，羣眾散了，社會失序了，無賴惡霸漫天要價，在所謂“個人權利”名義下侵犯社區羣體利益，以至政府的鉅額基礎設施項目投資投不下去。

中國共產黨原本極善於組織羣眾，或者説就是靠動員和組織羣眾起家的。羣眾與人民有何分別？有組織的羣眾就成為人民。羣眾渴望有組織，共產黨不出頭組織，其他勢力就來組織。

五、黨建：

黨去行政化，政府去政治化

“黨八股”讓百姓莫名其妙，“洋八股”讓百姓雲裏霧裏，黨八股、洋八股看似相互對抗，其實是一回事，左右都脱離羣眾生活的實際。黨為什麼無法像過去那樣密切聯繫羣眾？因為黨的領導體系本身已經全部融入政府執法辦事的科層體系。黨管政府，但自己就是行政化了的政府就談不上管政府了。同時，政府也就是黨，執法辦事的官員就忙於政治學習，靠寫學習感想升遷；政府預算的硬約束也被日漸政治化的行政瓦解，跟着不斷變幻的政治口號花錢。於是，行政系統執法辦事的效率和專業化水準反而不重要，荒唐的事頻繁出現。

黨的職責是密切聯繫羣眾，把羣眾組織起來自己解放自己，也就能對各地羣眾有什麼難處，最關心什麼，想要政府做什麼，感同身受，從而指令政府去辦百姓要的事。因為密切聯繫羣眾，懂得羣眾想要什麼，認真為羣眾辦事，黨在人民中就有威望，其日程和目標就不會被資本、媒體、外國、意識形態所劫持。

去掉官氣、去掉“黨八股”和“洋八股”的學究氣，接上地氣，黨就能防止自身變質為烏托邦或權貴的代表，就能讓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讓我國出現生動活潑的大局。

“黨去行政化，政府去政治化”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這不是“黨政分開”，黨政不能分。“雙去”是讓黨去官氣、接地氣，保障正確的政治方向，從而加強黨的領導；也是讓行政服從黨的指令，全力、專業、高效率地執法辦事。這是我黨的老辦法，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模仿中共獲得成功的要訣。

六、文化：

服務於親近羣眾、組織羣眾的需要

中華主體文化有天然弱點。第一，中國小農自私自利、散漫無組織，這使得中華民族組織起來成為世界上最困難的事。第二，我國是主體族裔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國家，與遼闊邊疆地區的少數族裔乃至全世界的人有天然的溝通困難。第三，小農文明有重物質的基因，非小農文明有重精神的基因。

精神生活強調的不是“以物化人”而是“以文化人”，鼓勵為來世的烏托邦犧牲現世的物質享受。因此，以漢人為主體的文化很難開疆拓土乃至穩固邊疆，也同其他國家在文化上矛盾重重。我黨信奉“無神論”，就有了黨員幹部在新疆、西藏等地不得進寺廟的規定。但那裏羣眾的生活一半是精神生活。不懂宗教，拒絕進寺廟，怎麼動員、組織、引領羣眾？何況黨員幹部在內地是可以進佛教寺廟的，不好尊己慢他。滿清諸帝興黃教以安眾蒙古，敬喇嘛卻不入教，還對活佛噶爾丹領導的準噶爾叛亂進行了無情打擊。開疆拓土、穩固邊陲，滿清一朝利在中華，功在千秋。

從組織羣眾的需要出發，我黨就應該奉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從組織羣眾的需要出發，我黨還應讓自己的文化政策與時俱進。信教的社會有先進也有落後，不信教的漢人社會在世界上也談不上先進。宗教與社會先進落後沒什麼大關聯。我們共產黨人向不以神祇為對手，信神與為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目標而奮鬥沒有天然矛盾。重精神與重物質的文明相互尊重、互相學習才能和諧相處。這是與國內少數族裔的相處之道，也是與他國人民的相處之道。從親近和組織羣眾的實際需要出發，我國的文化就能逐漸改善，從隔離逐漸融入世界。

以上從認識論、政治、經濟、社會、黨的領導、中華文化總共六方面談了些個人看法，貫穿其中的主線是以民為本，為人民服務。我們在所有重要名詞前面加“中國特色”這個前綴。什麼是“中國特色”？從人民的立場出發，為實現中國百姓的具體利益執政，就是“中國特色”。民本主義是我國萬世一系的治國理念。正因為如此，我們信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