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讀書雙非兒童轉學回內地 家長稱有錢生沒錢養
新京報4月18日發佈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香港跨境學童、雙非兒童生活的困境。文中人物表示，“雙非兒童在兩種文化背景下成長和生活，有些問題處理不好，兩地的誤解會體現在他們身上，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
5歲的香香坐在客廳的方凳上，怔怔地盯着卧室的門。
卧室裏，她的父親仇偉正在給妻子伊秋紅打電話，有兩句傳到了客廳，“那麼多雙非孩子，別人怎麼過的，非要這樣嗎？”
最近，伊秋紅和仇偉又吵架了，導火索是因為香香的讀書問題。
跨境學童有專門的行動渠道
每到上學放學時間，大量往返深圳的學生就成了香港交通的一個景觀
仇偉説，隨着香香慢慢長大，他和伊秋紅的爭吵越來越厲害，“她怪我當初做主在香港生下香香，説我有本事生沒本事養。”
這次吵架後，伊秋紅扔下仇偉和兩個孩子，離開深圳回了江西孃家。
在內地和香港，人們把香香這類出生在香港，擁有香港永久居住權，但父母都是非港籍身份的兒童叫做“雙非”兒童。
據記者瞭解，目前在內地的雙非兒童累積人數超過20萬人。隨着他們的成長，到2016年，適齡入學兒童人數進入高峯期。
有專家稱，雙非兒童的成長、教育問題，已經影響到家庭和社會，處理不好，將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家庭會議
一個月前，仇偉家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
仇偉、伊秋紅以及仇偉從安徽老家趕過來的父母，一起討論小女兒香香的讀書問題。
香香現在深圳市羅湖區一所私立幼兒園讀大班，一年前，她一直在香港沙田一所幼兒園就讀。
幾個月後，香香幼兒園階段結束，因為她的港籍身份，是到香港讀小學還是在內地上學，成了難題。
根據深圳教育局相關規定，港籍兒童不在義務教育之列，他們或者去香港讀書，在深圳的話，只能選擇香港子弟學校或者民辦學校的港籍班就讀。
仇偉和伊秋紅面臨一個“艱難選擇”：香港子弟學校和民辦學校的港籍班每學期收費最少的也在6000元以上，但在深圳接送香香上學方便；香港的小學每學期只要1000多元，但接送孩子要花半天時間，伊秋紅要辭職專門接送孩子，家裏要少很多收入。
伊秋紅對媒體算了自家的帳：每個月要交5000塊錢房貸，大女兒萌萌學費、家裏的生活支出每個月要3000元，加起來要8000元，而現在，仇偉的陶瓷店一直處於虧損，整個家庭基本靠她的8000元工資生活。
“假如我辭職，怎麼養家？”伊秋紅説。
在那次家庭會議上，仇偉的母親説的一句話惹怒了伊秋紅，“香香又不是男孩，非要去香港讀書，有啥用？”
“我父母離開後，她就開始和我鬧，説生二胎是我父母的主意，説我的父母不但不負責任，還怪她沒生男孩。”仇偉説，“他們是樸實的農民，不知道我們面臨的事兒。”
那天，伊秋紅回了孃家，她給仇偉扔下一句話：“你們家的主意，你們家的人，你負責吧。”
香香追着伊秋紅，跑了幾百米，最後沒追上，坐在地上哭。
香香問仇偉：“爸爸媽媽是不是因為我才吵架的？”
仇偉沒有回答，只是緊緊抱起了香香。
仇偉對媒體表示：“自從決定在香港生下香香，我很努力，但就是不能維持好這個家。”
他説，特別是香香讀書以後，家裏就充滿着埋怨，爭吵。
曾經覺得很美
五年前，仇偉夫婦剛生下香香的時候，他們覺得一切都很美好。
2003年，仇偉和伊秋紅從安徽到深圳打拼，三年後，開了自己的陶瓷店。
2010年，他們在羅湖買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並取得深圳户口。他們也把大女兒接到了深圳。
這個時候，仇偉的父母開始催促仇偉夫婦生二胎。
半年後，伊秋紅懷孕了。
“那時計劃生育很緊，居委會隔三差五來敲門，催着交罰款。”按照深圳的計劃生育政策，仇偉要交納超過十萬元的社會撫養費。
這時，仇偉的一個生意夥伴建議他們到香港生孩子，並給仇偉推薦了一位中介。
中介向仇偉介紹，在香港出生的孩子，不用繳納內地的社會撫養費，一生還可以享受超過800萬元的福利：比如150多個國家地區的護照免籤，讀幼兒園幾乎是免費……
仇偉和伊秋紅心動了。
在中介運作下，仇偉和伊秋紅在香港生下了香香，一共花費十萬人民幣。
“當時，我們生意不錯，經濟條件好，並沒有覺得這是多大的負擔。”伊秋紅對媒體表示，“在香港生育期間，享受到了香港的服務，甚至覺得挺值得。”
據香港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一項統計顯示，2011年一年，在成功香港分娩的內地孕婦41846人，其中丈夫同樣是內地人的雙非嬰兒有35736名。
內地孕婦到香港生育，始於2001年莊豐源案勝訴。
莊豐源1997年9月出生，因他的父母都是無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內地居民（“雙非父母”），按當時的香港《入境條例》，莊豐源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屬非法留港，並將被遣返。
莊豐源家人為此提起訴訟，香港終審法院於2001年裁決認定莊豐源在香港出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洪希伯表示，當年時，全國人大曾建議香港方面不要作出如此判決，因為這樣的判決對香港未來的管理較為不利，然而香港方面政客叫囂着遷徙自由、香港是民主社會與內地不同、內地干涉港人治港等大口號拒絕接受這一富有遠見建議，此後全國人大幾乎不再幹預香港政界的荒腔走板，“雙非問題”可以説是香港自食其果。
莊豐源案確立父母雙方皆無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內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從此，越來越多來自內地的孕婦赴香港產子。
直到2012年，香港醫院管理局決定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在該年及次年的預約分娩。大陸居民到港生育被禁止。
而11年間，在香港成功生育的內地孕婦數量累計為291522人。其中“雙非”兒童為202314人。
“成長”
香香3歲的時候，伊秋紅和仇偉去香港叩門。所謂叩門，就是去尋找合適自己的學校。
2014年，仇偉夫婦為香香選擇了一個距離香港上水不遠的幼兒園。
從此以後，香香加入了跨境學童的大軍。
“早上七八點，下午五六點，是孩子們上學放學的高峯期，深圳通往香港的各大關口，黑壓壓的全是小孩子。”仇偉説。
據深圳跨境學童服務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到2015年，跨境學童總數達到24990位，其中幼稚園10364名，小學11774名，中學2852名。
跨境兒童通過福田口岸、深圳灣口岸、羅湖口岸、文錦渡口岸、沙頭角口岸、皇崗口岸進入香港，其中最多的一個口岸為福田口岸，每天通過的學童達到9021人。
因為居住的地方距離文錦渡口岸比較近，香香每天從文錦渡過關。
伊秋紅説：“每天看着香香和小朋友們排着隊，揹着一個小書包，像小鴨子一樣歡樂地進出關口，心裏還是比較喜悦的。”
為了接送香香上下學，伊秋紅辭掉了工作，她每天早上六點半起牀，給兩個女兒做好早飯，八點送大女兒萌萌上學，九點從大女兒的學校趕到家裏，開始收拾打扮小女兒，再準備午飯，十二點出門，送小女兒到文錦渡口岸，過關到對面的香港去幼稚園趕下午一點二十開始的下午班。
“我一般把香香送出關就不再回家了，一直到下午四點半香香放學，我都呆在口岸附近等她，因為中間兩三個小時不夠來回折騰的。”伊秋紅接完香香以後，又帶着香香趕去大女兒的學校接萌萌放學。
伊秋紅説，“那時候覺得，再苦再累也值了。”因為她明顯看到香香的“成長”。
“懂禮貌，説話細聲慢語，會體諒人。”伊秋紅説，“你給她盛一碗粥，她都會説一聲，‘謝謝媽媽’，讓你心裏甜甜的。”
仇偉還為此向伊秋紅“請功”：“你看，當初我的選擇是對的吧？”
仇偉對香香幼稚園的教育方式很滿意，“老師説話聲音很輕，給孩子扣紐扣都是跪着。學校留的作業也很特殊，比如鼓勵孩子每天自己刷牙，完成後就讓家長在一個紙板上貼一朵花，貼滿後，孩子拿着紙板交給老師，可以得到獎勵。”
仇偉説，“他們注重對孩子的人格以及生活能力的培養。”
伊秋紅對媒體説，直到現在，香香看到別人扔垃圾，都會過去撿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描述香港富有温情的高質量教育，在外媒所謂“雨傘革命”參與學生身上的效果就讓人迷惑。
“香港很好，但那是有錢人待的地方”
改變發生在六個月以後，仇偉因為與朋友合夥開一家新的店鋪，投資失敗，虧損了八十多萬。
“那次，家裏的積蓄掏空了，還欠了三十多萬。”仇偉懊惱地説，“考慮到香香的情況，我應該每一步都很小心的。”
為了補貼家用，伊秋紅同孩子一起過關，到香港以後，孩子上學，她就逛商場，做起了代購。“我就是人們説的水客。”
所謂水客，就是走私人員的香港説法。
有一次，伊秋紅右手拉着箱子，左手拉着孩子在路上走，幾個香港年輕人對着自己喊口號。香香嚇哭了。
伊秋紅試圖解釋，“我孩子是香港人，我是來接孩子回去的。”
開始有人議論，“利用孩子做水貨，還有這樣的家長。”
“當時我想找個地縫鑽進去。我甚至覺得自己不配做孩子的母親。”伊秋紅説。
“ 那次之後，我就和丈夫商量，讓孩子回來讀書。” 伊秋紅説，她也重新回到一傢俬營公司上班。
對於伊秋紅這個決定，仇偉很不滿意，“當時在那裏生下孩子，就是為了讓孩子接受那邊的教育，現在回來，我們以前的努力不是白費了嗎？”
伊秋紅回了他一句：“誰讓你沒本事。”
“香港很好，但那是有錢人呆的地方，沒錢，你還想往那裏擠，註定會過得緊繃繃的。”伊秋紅説。
伊秋紅説，最讓自己絕望的，不是以前的種種經歷，而是接下來面對的問題。
再過幾個月，香香要讀小學了。
兩個月前，仇偉電話諮詢羅湖教育局，得到的回覆是，港籍兒童不在義務教育之列。如果香香在深圳上學的話，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去深圳的港人子弟學校，二是去辦有港籍班的民辦學校。
在深圳市教育局官方網站上，多名家長諮詢孩子就學問題，教育局幾乎給出了一樣的回覆：港澳籍人士子女原則上到港人子弟學校（國有民辦）或其它國有民辦學校申請學位。
據媒體瞭解，深圳現有港人子弟學校2所，開設“港人子弟班”的學校9所。
2013年11月，深圳市教育局與香港教育局簽訂《深圳學校開設“港籍學生班”合作協議》。協議同意深圳港人子弟學校和已開設“港人子弟班”的學校把收生範圍擴展至雙非兒童；收生範圍擴展後，在以上兩類學校就讀、符合資格的港籍小六畢業生，可繼續依照現有程序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派香港中學學位。
據媒體瞭解，一些學校的收費標準：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每學期各種費用要7000元左右。南開學校港籍班國際班每學期收費19200元，普通班為每學期6000元。
這個學費讓伊秋紅無法接受。“在香港讀小學，幾乎是免費的。”她説。
“即便是讀了港人子弟學校和港人子弟班，也不能升深圳的中學，不能參加內地高考。”仇偉説，“最終還要回到香港讀書。”
最終，伊秋紅和仇偉商量，讓孩子回香港讀書，第一可以減輕學費負擔，第二可以讓孩子未來更好地適應香港教育。
但這個想法，因為一個月前的那次爭吵，暫時擱置了。
回不來，也回不去
和仇偉、伊秋紅夫婦狀況相似的雙非家庭，在深圳不在少數。
仇偉加入了一個微信羣，羣裏的成員都是像他一樣，家裏都有個港籍孩子。
“微信羣有三十幾位家長，整天滴滴不停，都是在埋怨，埋怨孩子上學問題解決不了，埋怨送孩子上學太累，埋怨丈夫或妻子當初的選擇，埋怨政府……”
媒體記者加入這個家長羣，半小時內，上百條信息湧出來，其中一個叫大熊的家長説：“我的孩子前天又離家出走了。”
大熊接近四十歲，膀大腰圓，呼吸的聲音距離一米都能聽得到，但聊到自己的孩子，他低下頭説：“有錢生，沒錢養。”
因為沒有條件讓五歲的兒子勳勳繼續在香港讀書，大熊把勳勳送到了深圳讀幼兒園。而勳勳卻一直鬧着要回去。前天，勳勳在幼兒園和小朋友發生矛盾，回家後再次要求回港讀書。
“我暴脾氣上來了，就打了他。”大熊説。
下午兩點多，大熊發現勳勳不見了，“幸虧一個到文錦渡口岸接孩子的朋友看到了他。”
大熊到口岸看到了勳勳，他正蹲在一個柱子下面用小手在地上畫圈。
深圳政協委員陳昳茹加入的一個微信羣裏，也充滿着怨氣。
陳昳茹從2010年開始關注“雙非”兒童，一些家長都向她求助，這些雙非家庭談論最激烈的是孩子讀書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孩子不能讀深圳公立學校？我們也是給深圳納了税的！”
2013年，香港中文大學曾做過一個調查，調查顯示，居住在深圳的跨境家庭“超過四成受訪家庭在2013年就因感情或子女管教問題產生衝突，曾經跟親友談論離婚者佔近四分之一。”
即便是那些富有的家庭，也有父母叫苦。
邱方在香港與別人合租房子，以方便孩子上學，一個單間，不到三十平米，每月7000元人民幣。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洪希伯表示，香港租房價格一向如此，但是不僅價格高昂，以英制單位計算的面積又有諸多貓膩，與標稱同等面積的內地住房完全不可相比，用他的話來説，就是“逼仄感令人抓狂”。
“就算是我們這個羣體中的土豪，為了孩子讀書，每年花費十幾萬租房，壓力還是很大的”，邱方説。
也有家長選擇讓孩子在內地讀公立學校。
向輝託關係給孩子辦了一個深圳户口，他的孩子現在是香港人，也是深圳人，可以在深圳讀公立學校。“但代價很大，花了幾十萬。”
王西永則把孩子送到了東莞，那裏的一些民辦學校接受港籍學生，可以從小學讀到高中。但他也在煩惱，“高中畢業不能參加內地高考，他回香港去高考，能適應嗎？”
“我接觸的家長中，除非是經濟條件實在支撐不下去了，才會想到回來，大部分家長還是希望孩子能在香港讀書，以後在香港生活工作。”邱方對媒體説，“但是，他們回來，也同樣面臨困難。回不來，也回不去。”
他們是天使，不是“夾心餅乾”
香香離開香港的幼兒園以後，仇偉託關係把她送到羅湖一傢俬立幼兒園讀書。他發現，孩子總是悶悶不樂。
有一次，老師給香香講話的時候沒有蹲下來，香香就問老師：“老師你不喜歡我嗎？”
老師問，“你為什麼這麼説呢，老師喜歡你啊。”
“老師喜歡我為什麼不蹲下來和我説話？”
旁邊的一個小朋友説，“香香不懂禮貌，不尊敬老師。”
香香反駁旁邊的孩子，“老師和我們都是一樣的。”
兩個孩子因此爭執起來。
“在香港，孩子也並不是能和當地小朋友完全融合。”劉陽説。
一次，她的孩子齊齊和深圳的另外一個小朋友一起玩石頭剪子布，兩個孩子玩的興奮，大聲叫起來。這時候，幾個香港的小朋友就圍過來，讓齊齊閉嘴。
齊齊不服氣，就對着香港幾個小朋友更大聲地叫。正好一個香港小朋友的母親在場，就走過去拉開幾個香港的小朋友説，“你們不要和他們玩。”
“她不就是瞧不起我們的孩子嗎？”劉陽説。
跨境學童服務中心負責人王豔冰告訴媒體：“大部分來自深圳的孩子，雖然在香港讀書，但上完課就回到了深圳，他們對香港的生活習慣並不瞭解，在學校和小朋友交往，還會用在家裏的習慣生活，免不了會產生一些誤會和不適應。”
她説，雙非兒童在兩種文化背景下成長和生活，有些問題處理不好，兩地的誤解會體現在他們身上，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
王西永則認為，孩子要避免身份認同的尷尬，最好在一種文化環境下長大。有些家長現在表面上是在擔心孩子的教育問題，實際上是在擔心孩子以後如何在兩種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生存。
對於雙非兒童羣體的認同問題，反對的意見一直在發酵。
去年，帶孩子上學的劉陽曾在香港被幾個戴口罩的年輕人尾隨，喊口號。
而這兩三年，劉陽經常聽到有深圳人在談論雙非兒童讀書問題的時候説，“他們是香港人，不該享受深圳的福利。”
陳昳茹認為，雙非兒童的問題正在加深身份認同問題，特別是孩子教育問題在家庭和社會引發的負面情緒，會影響孩子的成長。
一些慈善組織在為幫助雙非兒童做着努力。2010年，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及深圳市羅湖區婦女委員會合作成立了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香港服務社內地服務發展總監王豔冰擔任負責人。
“中心的20名員工全部是來自香港的社工。”王豔冰説，他們的任務是幫助深圳跨境學童和其家庭學習英語、粵語、繁體字，幫助他們瞭解香港社會，目的是讓他們更好地融入香港社會。
近年來，這個20人的團隊服務跨境學童及其父母超過五萬人。
王豔冰對媒體説：“我們目的就是讓孩子們知道，我們都沒有放棄他們，他們是天使，不是夾心餅乾。”
陳昳茹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現在，問題出現了，我們應該本着解決問題的態度來面對，讓他們感受到，不管是香港還是深圳，都在擁抱他們。”
她認為，最關鍵的，還是要解決實際問題，比如讓他們有更多的選擇，不再為教育這樣根本的問題困擾。
今年深圳兩會，陳昳茹提交了一份關於將港澳籍學童納入公辦學校教育的議案。她告訴新京報記者，深圳市教育局已經給她回覆，説議案已經在研究中。
文 | 新京報記者安鍾汝 實習生羅昊 編輯 | 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