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談CEO治國：我們該擔憂“特朗普治下的世界”嗎？
【美國當地時間19日，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別贏得紐約州的兩黨總統提名初選，特朗普獲得89張選舉人票，希拉里獲得139張選舉人票。特朗普也藉此與對手拉開距離，擺脱了選戰的一段艱難時期。鑑於特朗普強勁的勢頭，包括各國政要在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真思考“特朗普治下”的世界。】
伴隨着共和黨選情的跌宕，從唐寧街到青瓦台，各國的國務家們已經開始不無慌張的梳理即將到來的世界新秩序——
一種在他們看來，或許會被結構主義者們粗糙的描繪為收縮、孤立而鬆散的後霸權時代，人們或許無法再向過去那樣時時仰望燈塔國的亮色，短時間內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美國各界被這位總統候選人嚇到了。圖為特朗普去年為《時代》拍封面時被國鳥攻擊
特朗普，或許還包括被競選生態拉下水的其它候選人，近來在外交政策上的很多表態嚇到他們了。
收縮、孤立而鬆散的後霸權時代****來了
所有盟友都不敢相信這一天會這麼快到來，儘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在歐洲，特朗普質疑美國過度承載的北約義務；在中東，特朗普沒有表現出明顯的介入興趣；在遠東，他甚至直接將日韓又一次界定為free rider（搭便車者）——一種自上世紀70年代的對抗性貿易政策以來很少為白宮再次提及的説法。
而彼時，一切就糟在，恰好也是美國宣佈解除佈雷頓森林體系，福特政府揹負着三任總統的戰爭遺產，眼看着勞動黨統一越南卻無法出手相救，隨即在世界範圍內生成了對霸權國式微後，自由經濟秩序能否持續的深深憂慮。
以羅伯特•基歐漢為代表的制度主義者們，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想方設法論證公共物品仍然有人提供，一切不會變壞。然而燈塔漸暗，始終難掩民主世界人們心頭的不安。
當然，你可以説，那不過只是特朗普説的，人們都知道他不過是説説而已。
可是當各位候選人的言論被匯到一起，人們驚訝的發現，特朗普不是孤獨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幾位留存的候選人難得的站到了一起，反對奧巴馬任期的心血之作——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一個本應成為戰爭結束以來自由貿易又一個里程杯式的契約，竟然遭到了集體的口誅筆伐。
然而大家都明白，在候選人的背後，實際上承載的是不同派系、不同階級、不同出身的普通選民的質樸觀感。
“中國的長城兩千年前建的，長達1.3萬英里，我們只要建1千英里。”
人們逐漸發現，原來收縮和孤立的傾向竟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於前財長薩默斯專門撰文感喟：全球一體化的可能終結——
“特朗普提議用牆把墨西哥隔開、廢除貿易協定和迫害穆斯林，這些點子比他本人要受歡迎得多。英國的脱歐運動得到了大力支持。在大量難民湧入的壓力下，歐洲開放邊界的承諾似乎就要化為泡影。由於政治因素的制約，國際金融機構的發展跟不上全球經濟增長的步伐。”
儘管這遠非現時現景，更多的艦隊仍然出現在中國南海發揮着再平衡的作用，薩德導彈的部署也被一次次的作為議題牽引着東北亞的地緣局勢，美國全球干涉的能力和角色一分鐘也沒有停息過。
然而在這次總統競選的守望中，民主世界諸國已經醒來。現在大家終於知道，奧巴馬真的相對Nice。
11月大選過後，或許很難再享受到燈塔國光耀全球的福佑。強大是人家自己的事，宛如一家公司會持續公佈漂亮的年報，然而即便在某種意義上盟友們仍被視為小股東，可就是不分紅了，你也絲毫沒有什麼辦法。
CEO執政正當其時
美國權勢的收縮是註定的，把話題回到特朗普是解釋這一問題的最好方法。
這位CEO的競選之所以在很多時候得到如此大的支撐，很大意義上是因為，幾乎過份完美的安撫了民眾對於現狀和未來的很多想象。而其在黨內建制派的重重圍殺下，仍然能夠強勢生存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特朗普幾乎是在以其知性和行動的全部天真，勇敢的叩問共和黨的黨銘。
所有人都知道，在和平年代，共和黨“小政府、大市場”的無為放任邏輯更容易受人歡迎，這使得戰後經常會出現共和黨政府連續統治國運的時代，1921-1933、1969-1993（暫時忘卻卡特短暫而毫無光芒的四年）莫不如此。
道理很簡單，國運危機的時候，人們往往憧憬着利維坦（霍布斯筆下的國家主權，人們將部分個體權利讓渡出來，形成國家主權表達集體利益、護衞城邦）的庇佑；而國運舒緩後，又往往慣於伸展筋骨，希冀着將個體權利贖回，自己賦予自己合法性。
這樣的時期，民主黨繁複的國內觸手往往有些擾人，人們多少有些厭倦政府沒事找事的市場干預和生活介入，選民對於奧巴馬的不滿也多半於此。如果共和黨能夠時刻銘記着自身的黨性稟賦，事情也許就不會那麼糟。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小布什離任以後，新保守主義的政黨色澤在本屆建制派治下持續退化，對於根基性的自由放任經濟生活的信仰強調的過少，對於墮胎、槍支等標籤議題強調的過多，共和黨的優良傳統忽而變得邊緣而虛無了。
上一屆總統大選的兩位競爭者：奧巴馬和羅姆尼
上屆競選，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反覆強調自己在貝恩資本的商業成功，卻極少談及馬塞諸薩州的州長經歷，主要原因就在於馬州是民主黨的大本營，純正的共和黨施政綱領無法真正延展，必須持續關注非傳統議題，以期取得相對於民主黨的優勢。
羅姆尼在任期間推行的醫保、墮胎、槍支政策，都實屬共和黨傳統的異端。特別是當年他力主推行的醫改，曾經是最大的政績，如今卻成為奧巴馬醫改的藍本。作為最後的政黨候選人，本能地需要反對奧巴馬的醫改政策，卻又本能的啪啪地打上自己的臉。
羅姆尼以來，建制派已然開始走歪。或許是為了明確凸顯與民主黨的不同，或許是為了刻意迎合世俗文化，總之本次競選中建制派的幾個“親生”的候選人，都慣於遊走在虛無而不那麼重要的議題，避實就虛、避重就輕。
特朗普如果能夠戰勝建制派，無非是因為帶領全體黨員集體重温了“無為而治”的核心黨銘，而這種想法幾乎是其商人屬性的本能反應。
換句話説，或許現時現景，美國的政治生態和土壤就是契合於誕生出一名CEO總統。
和平年代CEO總統容易實現
而事實上，CEO總統在和平年代就是容易實現的。一戰後著名的“柯立芝繁榮”前後，連續幾任總統都認為“美國的事業便是企業”，“一個人建造一座工廠，就等同於建了一座教堂”，報業大王赫斯特、汽車大王福特、礦業大王胡佛都悉數登場，接連競選總統。
而所謂CEO治國，與“黑人總統、女性總統、演員總統”一樣，無非是一個標籤。在實實在在的國務運籌中，其最大的區別可能在於，會多提供幾把做事的標尺——簡單、均衡、回報。
強調簡單可能，更易於理順布什政府以來複雜不堪的全球干涉格局；重視均衡或許更看重貿易公平而非一味的迎合全球化，從而真切的照顧到國內市場利益，比如反對TPP；而關注回報則執着於帶來更好的霸權收益，對於那些已經產生依賴的free rider，是時候讓他們自己洗洗衣服、做做飯了。
在CEO的頭腦裏，一切變量無論如何繁複，必須緊緊地服務於公司的利潤、現金流、負債狀況。
換而言之，帝國的觸手能夠伸出多遠，應該深深的取決於能夠得到什麼、收益能不能蓋住投入，和我們已經承擔了多少成本。
帝國的喘息能否順暢、可否持續有必要按照這樣的標準予以科學的衡量，所以正如特朗普所説，是時候重新洗禮一下美國的全球責任了。
《大西洋月刊》近日的一篇有關“奧巴馬主義”的文章裏，人們震驚於奧巴馬對卡梅倫的警告，“如果英國沒有實現北約關於防務支出為2%的目標，那麼美國和英國的特殊關係就將終結”。
你當然可以質疑特朗普的任何非常規言論，但是從奧巴馬的嘴裏，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確對當前的全球責任頗有不滿，這也是近期反覆的民意測驗所集中體現的。
特朗普總是這樣，總是更容易讓人們注意到其誇張口號中流露出的極端傾向，卻往往忽視了在很多遠為深刻複雜的看法上，濃厚的商人氣息下籠罩的保守傳統。很多時候那些言論之所以聽起來如此荒謬，實在是因為直接把公司的PPT習慣移嫁到政策運籌上來，或許終歸不是那麼合適。
CEO執政的另一面
當然，事情也有反面。控制一家公司只需要佔據多數股權，而確立一個霸權，一個時時刻刻能給全球帶來安全感和穩定度的霸權，或許不可能滿足於剛剛好的越過標尺，必須有類似核武器一樣的超額承諾予以維繫，才能帶來足夠可信的合法性。
這樣看來，無怪乎世界各國會對候選人的互撕如此關注，會對幾個競選初期的口號和誑語緊張深思。
燈塔國的亮色忽明忽暗，對於很多國家而言，可能面臨着失去一切。這或許意味着，歐洲的中心地帶又要為各項費用支出的多少，進行暗無天日的爭吵；日本終於有藉口強化自衞，然而永遠無法贖回那份踏踏實實的安全感；韓國，就目前朝鮮的聒噪頻次而言，或許會直接瘋掉。
對於權勢收縮帶來的可能負面效應，特朗普在回答提問時提到了要使用“模糊”戰略，一種在商界常常使用的混淆視聽、爾虞我詐的手段。保持着所有陣線的強勢，但卻不對核心利益作出説明，也不對輕重緩急次序做出公示，讓對手即便有機會挑戰，也不敢輕易染指。
特朗普的學養或許就是不錯。冷戰初期，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們為了在減少國防支出的情況下，抗衡蘇聯在世界範圍內的權勢壓制，制訂了大膽而張狂的“新面貌”戰略，取消了對防禦要點的界定，精簡了成本輸出，卻平添了戰略意圖的不確定性，增強了堅守責任的可信性，從相反的角度有效的延續了喬治•凱南的全球遏制，整體上仍是一盤好棋。
你看，特朗普冥冥中已經有了國務家的風範，喬治•凱南、保羅•尼采、沃爾特•羅斯托靈魂附體（笑）。
另一個明顯的缺點可能在於，CEO或許會更慣於關注個體價值，從而忽視集體、機制和規範的力量。
胡佛總統上任伊始，曾被全國選民寄予厚望，沿承着“柯立芝繁榮”的盛世，自己又精於企業治理，理所應該帶來錦上添花般的商業中興。
然而事與願違，歐陸諸國戰債的集體違約，使得美國在舉國的憤怒間幾乎封閉了對歐投資，伴隨戰爭興起的強大的物資生產能力無法消化轉移，只得如牛奶般空空耗掉，並最終引發了大蕭條。
“徹底的個人主義”信條為胡佛帶來了財富與聲譽，也帶來了固執與淡漠。在最為艱難的時刻，人民迫切需要的是物質上的救援，而不是喋喋不休的説教，他的離任給共和黨帶來的噩夢，或許遠勝於特朗普當選——民主黨在胡佛以後開啓了長達20年的持續執政，讓CEO治國直接成為偏執、幼稚、缺乏擔當的代名詞，此後許久不敢再輕易嘗試。
在與奧巴馬的競逐中，羅姆尼沒有吸取教訓，過於強調在貝恩資本白手起家並帶隊重返巔峯的個體意義上的成功。這延續了選民的厭煩，經濟模型再怎麼精美，看來看去都與體面的離開伊拉克，或是抓到本•拉登都沒有什麼直接聯繫，而後者才是選民們更期待聽到的承諾。
特朗普也在面臨同樣的危險，他太沉醉於宣揚旗下的酒店、度假村乃至馬桶了，很有可能家產秀盡，卻仍然不懂傾聽。
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中，他再次確認自己當選後仍然會秉持“獨行俠”的執政作風。可説到底，政治不是開公司，CEO可以在戰略制定上隨意出入，可總統卻不得不頻繁問詢於參眾兩院和各派勢力，過於個性化可能能夠幫其力搏非議走進橢圓形辦公室。那麼，以後呢？
需要擔憂嗎？
回到本文的開篇。上世紀70年代過後，美國並沒有權勢衰退，不過是完成了一次自我洗禮，權勢的囿庇範圍得到了清晰界定，不必要的責任承載和義務支出被徹底割去。
瘦身後的美國得以更輕鬆的迎接蘇聯霸權，以自由的喘息滌盪了蘇聯緊張的國內市場生態，並直接塑造了後冷戰時期美國霸權的基本風貌和與盟友關係的基本尺度，在後冷戰時期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裏直接受益。
所以目前看來，共和黨選情的跌宕，或許不應該帶有如此大的蝴蝶效應，一切過度反應都應該被視為長時間的穩定結構，使得各國的政治智慧有些鈍化了，是時候補漲了。
而對特朗普而言，威斯康星州的教訓已經表明，只是與人吵來吵去將愈發變得無意義。大戰略家彼得•帕雷特曾經説過，“歷史是對於已逝去的事物有教養的記憶”。必須回去好好翻翻歷史，認真總結一下——為什麼既然共和黨的立黨之本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邏輯上講，商人出任總統應該是順水推舟的事，然而縱觀歷史，卻幾乎鮮有成功？
這一問題的深刻思考對於特朗普尤為重要，這位候選人，和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可能染指總統寶座的商人，都不一樣。比之於失敗的胡佛，特朗普明顯更接地氣、更加真誠；比之於羅姆尼，特朗普更加強勢，更敢特立獨行；比之與90年代以來的佩羅等幾位獨立候選人，特朗普從頭至尾都明白，怎麼着也不應獨立參選，要攪局就不如在共和黨內部攪個明白。
特朗普或許是第一位各方面相對均衡的商人候選人，最好不要浪費已有的優異成績和自身的天然稟賦。
在和民主黨真刀真槍的較量之前，頭等重要的事情絕對不是反覆列舉自己的勝選數字和朋友清單，而是躬身從坎布里奇或者紐黑文，請出一位身孚名望的教授，有如當年來自加州的壞小子尼克松，竟然敢於上東區權貴洛克菲勒的陣營截下基辛格一樣。
這個節點上，沒有什麼比人們忽然聽説特朗普的組閣班子裏有一個基辛格更為讓人信服，所有人都知道，兩院和法院本就自帶極大的限制總統的權力，如果還有一個出色的國務家協助打理外交運籌，事情永遠不會糟糕到哪裏去。
或許現在説有點太早，但是請相信，希拉里對特朗普的回擊太弱了，一直強調“美國從來就沒有衰落，美國一直很強大”終究會讓中間選民聳聳眉毛、想想現實，並把所有對奧巴馬的不滿和抱怨付諸選票的。
而就像剛剛提及的那樣，如果特朗普執政，這位CEO的任期反而很可能極其穩定。不要忘了里根上台前人們對於演員執政有多麼的擔心，然而後來的新保守主義者們直到今天，還會將其視為戰後最出色的總統之一。
所以即便特朗普還會繼續出言不遜，但是全世界的政治精英會用戰爭結束以來積澱了半個世紀的極其出色的政治品德和豐厚的外交養分，為其買單的，燈塔依然閃爍、地球依然太平。
或許真正需要擔心的，是特朗普之後的世界。當時間流向歷來讓人心驚膽戰的二十年代末，當下的政治強人紛紛離開國際舞台，歐陸中心在文明的攪拌和重壓下更其淪陷，中東諸國已經無法再承受翻騰一個世紀之久的信仰零亂，準霸權國家獨立權勢的增長也漸漸達到了一定的瓶頸，行將突破。或許，真的該發生些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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