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夫根尼·莫洛佐夫：技術企業正操縱失控的西方政治-耶夫根尼·莫洛佐夫

目前，對於任何一個有勇氣閲讀報紙的人而言，大西洋彼岸的民主資本主義（也就是曾經一度拉動戰後繁榮的引擎）已經陷入危機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

飢餓，無家可歸，水資源供應中出現的有毒化學物質，還有負擔不起的房價：所有這些議題都再度被提上日程，甚至一些最繁榮的國家也無法倖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活水平令人驚訝的降低也是如此——40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最終要自食其惡果——所以上述一系列問題的出現也沒什麼可讓人意外的。

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無家可歸者的羣體也在不斷擴大之中

伴隨着中東一系列戰爭的溢出效應——先是難民湧出，現在又是歐洲心臟地區不斷增加的恐怖襲擊——我們的經濟和政治萎靡看起來愈發嚴重。叛逆的平民主義力量，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能輕易地抨擊精英，這一點不足為奇。從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到巴黎，掌權之人憑着自己的無知和無能，完成了一系列壯舉。其中之一就是，他們讓唐納德·特朗普看起來像個能拯救地球的超人。

民主資本主義似乎演化出了一個合法化危機——這個古怪的制度試圖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即少數人制定的隱性規則）與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即多數人決策的顯性規則）相結合，從而孕育了潛在的危機。

“合法化危機”這一詞語，在19世紀70年代早期，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使用後開始流行，這一詞語巧妙地捕捉到了兩者之間的不和諧因素，也即我們的政治機構設定的既定目標是為了追求平等、正義和公正，然而如今嚴苛的政治現實卻截然相反，那些完全相同的機構常常成為了支持那些價值發展的絆腳石。

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最初的概念是強調它在文化維度上的含義，因為正如他當初假設的，儘管激進分子對福利制國家有所詬病，那些平穩運行的福利制國家仍舊能夠減少社會差距，使勞動者享有更多權利，並能使他們在不斷增長的經濟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塊。

這一論述在時間的檢驗中變得不那麼堅不可摧。十年之後，有一點變得十分明顯，那就是各國政府都不得不去尋求種種方法以繼續滿足勞資雙方——這一趨勢被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的主要支持者沃爾夫岡·施特雷克完整地記錄了下來。

起初是通貨膨脹，之後伴隨着失業率上升，繼而引發國債增發，最終走向金融自由化，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私人債務，這樣國民至少可以通過借錢去消費那些原本買不起的東西，而政府則屈從於新自由主義的教條，堅信着財政緊縮政策所能帶來的種種好處，無力承擔更多的資助。

然而，沒有一種解決方案能夠奏效，僅僅只能推遲而不是解決這一合法化危機。如今，全球的精英們面臨着兩種選擇來解決這一危機。

一個選擇是接受那些支持伯尼·桑德斯或者唐納德·特朗普的反正統的民粹主義。儘管這兩者在很多社會和政治的議題上持有異見，但兩者均反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化上所達成的共識，並且挑戰了一些社會的主流觀點，例如關於自由貿易的優點（正如一些諸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的條約中所規定的那樣），以及美國應該在國際上扮演一個強勢角色的觀點。他們都傾向於讓美國選擇一個更孤立主義的立場。

另一個選擇對於參加達沃斯的那羣人而言更容易接受，那就是期待出現一個奇蹟，從而使得公眾相信，我們當今面臨的結構性危機並非結構性的。同時，另一些產物——大數據，自動化，“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會拯救我們，或者至少推遲最終的經濟崩潰，這一過程被施特雷克機智地描述為“拖延時間”。

然而如今，一個巨大的變化已經發生。在歷史上，金融產業一直被視作“拖延時間”和平息民眾叛亂的關鍵，在將來，這一核心角色將由高技術產業來承擔，由全球廣告市場來擔任配角——這是一根極富魔力的魔棒，使得人們得以享受那麼多免費的數字化服務，目的則是為了獲得我們的數據。

政府與產業間的全新融合與適應已經輪廓初現。實際收益有可能停滯，人們可能不再希望揹負更多的債務，但是對此也無需驚慌：畢竟，越來越多的服務，從傳媒到預防性醫療，都已經免費提供給大眾。另外，我們也有很多新的方式和渠道，主要是通過兜售我們的空餘時間和其他資產去滿足我們的目的。而且，正如最新的財政預算所表明的，政府將會非常樂意為諸如此類的微型企業家們提供免税額度！

因為所有這些在數字化平台上產生的數據都藴含着巨大的市場價值，這些數據可以用於售賣以獲利，用來彌補任何預算中的漏洞——包括政府本身。大學，保險公司，銀行：大量的公司都十分樂意購買數據。

最終，技術企業——得益於他們收集的大數據——總能將自身定位為抗擊恐怖威脅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每有一個蒂姆·庫克抗擊FBI，就會有一個彼得·泰爾來對付恐怖分子。彼得·泰爾是著名的風險資本家和帕蘭提爾技術公司的董事長，這家公司是一家擁有200億資產的通過機器學習服務於防務建設的巨頭。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泰爾甚至表示帕蘭提爾的技術曾經幫助阻礙恐怖襲擊的發生。

當代政治的殘酷現實性，並不在於我們無法預料資本主義的終結，這一觀點曾由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費雷德里克·詹姆遜提出；而在於我們同樣無法想象資本主義將可能如何繼續發展，至少並不是以它的理想形態以微弱的紐帶系在民主“政治”之上來發展。目前看來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是讓我們的政治領袖們將更多解決問題的責任轉移到硅谷，從對福利的關注上轉移到對沖突的解決上。

這有可能對效率帶來巨大的提升，但是這是不是就不會加重已經摺磨公共機構許久的民主赤字了呢？答案是當然會加重。但是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如此嚴重，以至於它已經失去自信標榜自身的民主。因此，出現了一系列委婉的説辭去描述新常態（其中默克爾的“經濟順從民主”可能是最受人歡迎的主張）。

除此之外，1970年代的一系列標語原本是用來支持民主從而實現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協調妥協，從經濟和工業的民主轉向共同決策制，但這在現代看起來也頗為稀奇，畢竟在“零工經濟”時代，勞動者甚至都不能加入工會，更不用説參與到企業更廣泛的管理之中了。

然而，更災難性的事情還在進行中。“拖延時間”似乎不足以形容目前正在發生的一切，只因為目前的技術公司有着比銀行更大的規模，它們不僅由於其規模的龐大而不能倒閉，也不可能修正它們的所作所為——更不用説去複製了——即使一個全新的政府上台也無法撼動它們。

許多技術企業已經承擔了實際上的國家責任；任何有關“智慧城市”的周密解析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智慧城市”憑藉着技術公司使其成為城市基本服務的主要提供者。

實際上，某些技術企業正在快速地變成政治自身運行的天然背景。一旦谷歌和臉書成為了基本服務的管理方，撒切爾夫人那句著名的格言“你別無選擇”將不再僅僅只是一句口號，而將成為切切實實的現實。

最糟糕的是，今天的合法化危機將成為我們的最後一個合法化危機。任何關於合法性的討論不僅僅以擁有覺察不公平的能力為先決條件，同時也以想象與落實一個政治選擇為前提。想象力從來不會缺乏，但是大規模地去落實某項事務卻越來越多地受制於技術巨頭。一旦權力轉移完成，我們就根本不需要再去“拖延時間”了——民主將不再是一個選項。

（青年觀察者宋禕琳譯自3月27日英國《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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