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默、黃思然：對外投資這麼多，為什麼有些中企還不受待見

據《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年）》白皮書介紹，2010年至2012年，中國對外基建了156個基礎設施項目。同時，中資企業也在國外開展商業形式的基建項目。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在國外更多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是大勢所趨，也是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一環。這既有利於建立中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也能夠為中國帶來經濟利益。中國在對外援助基礎設施項目方面既有優勢，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劣勢。只有保持自己的優勢、並進一步克服自己的劣勢，中國在外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才能有更大的作為，為中國和項目所在國謀求更多的利益，達到雙贏的局面。

中國的對外基建要兼顧兩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經濟利益，即在國內需求不足時，將國內的產能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不僅換取這些國家的資源，更為這些國家產業升級、進而形成對中國製造業的有效需求打好基礎。而另一方面是外交利益，使得項目所在國的領導人和人民感謝中國的援助，並且瞭解中國的文化、制度、軟實力。從經濟利益上考慮，中國政府和承擔工程項目的中資企業需要降低成本、縮短工期、保證質量，這些已經是中國的傳統優勢；中資企業在保護環境、尊重傳統社區文化等方面，也能慢慢學習並接近國際一流標準。總體而言，中國的對外基建項目能遵循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這也是中國基建項目能夠走出去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為國家獲取外交利益這方面，中資企業做得遠遠不夠。一方面，中央政府對項目所在國的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不夠了解，不可能事無鉅細地告訴中資企業在當地如何開展項目；另一方面，中資企業往往把基建工作當成政治任務，不考慮基建工作在當地的社會影響和媒體宣傳，沒有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其結果就是中資企業完全被動、保守地執行項目，反而給項目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損害了中國的外交利益。

首先，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時必然要和當地人打交道。但是，中資企業往往片面地走“上層路線”，即只和當地政界、商界的個別精英打交道（有時還是通過中介交流），無視正常的法律和制度，盲目相信精英的承諾。如果所在國的政府強勢有執行力，政治領袖信譽良好，有些問題可能還不會暴露；但是項目所在國的情況往往相反：中央政府號令不行，地方自治傳統強大，勢力錯綜複雜，精英出爾反爾。

在拉美某國的一個項目，中資企業需要徵用土地，本地法律規定需要原住民社區的公投，但中介欺騙中方説只需拿到原住民首領的簽字就可；中方拿到了簽字就動工，被叫停，失去信任感的原住民拒絕談判，項目拖延3年至今仍無法進行。在另一個項目中，中資企業投標時，沒有按要求準備標書。外方經理對此提前提醒，而中方人員認為文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搞定拍板的人，結果導致直接出局。去年11月，墨西哥政府在高鐵項目上取消中國的中標，也與中方的“上層路線”有一定關係。只走“上層路線”違背了“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原則，導致中方在與項目所在國各類人士打交道時容易受人誤導，從而受制於人。

其次，只走“上層路線”的深層原因，是因為中資企業往往缺乏與當地人打交道的意願和能力。

由於中資企業把基建當做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務，外加中國法律規定外派勞工一旦出事，撫卹金髮放與出事地點在不在崗無關，所以企業的最大目標就是“不出事”。除了工程本身需要按期完成、保證質量之外，中資企業尤其不願產生任何中國政府會知曉的負面信息，如中國工人和本地工人發生衝突、中方領導違反了中國的某些紀律等。因此，某些中資企業的行為已經不僅僅是“低調”，而可用“神秘”來形容。比如，某中資企業在拉美的建築營地大門上沒有任何標識，圍牆上也沒有本企業的名稱、商標、照片、口號等，外人只能看到緊鎖的大門、站崗的安保、長長的圍牆，完全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本國的軍事基地、監獄還是什麼特種機構，而當地公司在當地施工、或是中國企業在中國施工時都不會如此。有些中資企業在項目所在國首都的辦事處不掛招牌，要走到窗口前敲擋板才會有人來對話，前去調研的學者感覺像是去情報機關接頭。

中國員工向外國主管介紹項目情況

由於有些項目所在國的法律規定中資企業必須僱用當地員工，中資企業在不得不照此辦理的同時，也儘量減少中國員工與當地員工的交流，其原因大概包括為了防止雙方可能發生的衝突。在某基建工地上，中國工人和當地工人使用分開的食堂和宿舍。中資企業不僅限制中外人員的交流，一些中企即便在首都的辦公室也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晚上8點後出門需要請示。

同時，中方的員工同樣也缺乏與外方交流的能力和意願。在拉美某個項目的營地裏，約有2700名外方員工和250名中方員工。其中，中國人能講西班牙語的只有7位翻譯，能用英文交流的中方員工不超過10人，而外方員工完全沒有能用中文交流的人，英文水平也非常低。交流在文化方面也存在障礙：中方員工普遍認為當地人教育水平低、當地文化乏善可陳，“和他們沒什麼好談的”；而中方的翻譯會把拉美和西班牙對比，認為所在國比起西班牙沒有任何可取之處。這種環境下，中方從上到下保持自己的文化優越感，最關心的是什麼時候能做完這個項目從而回到“更有文化”的中國，而不願與當地人交流。

但是文化的歧視並不只是單方向的。中方的一些行為同樣被當地人視為與當地文化格格不入。譬如，中國人在路上見到當地員工不打招呼，使得當地人覺得失禮；建築工地上的廁所往往還是中國70、80年代常見的旱廁蹲坑，沒有隔板；澡堂也沒有隔板。當地人覺得在廁所和澡堂裏彼此能看到裸體侵犯了個人的隱私。即使澡堂熱水充足，有些中國人（包括管理人員）也不是每天都洗澡，也使外方工人不解。在另外一些方面，當地人覺得中國人的有些思想和行為小題大做：譬如，在某處中方營地的附近有一家提供色情業服務的酒吧，當地人經常光臨——可能僅僅是喝酒，也可能尋求性服務，並不覺得有什麼問題——中方對此諱莫如深，不敢承認此處的存在，但最後還是被媒體拍到了中方經理在酒吧消費的照片。

這些使得中資企業在當地沒有正面的存在感，媒體宣傳完全被動，更談不上文化交流。工程如果能順利完成並交付使用，當地主持這一項目的政治精英獲得榮耀，中方的實際工作被一筆帶過或忽略不計；如果項目中出現勞資糾紛、事故傷亡、遊行抗議等，項目所在國的媒體就大做文章，而軍事化管理、走上層路線的中方公司習慣不聞不問當地媒體。柬埔寨的一位官員曾告訴筆者，日本、韓國在柬埔寨援建多年，都在當地建有文化中心，向柬方民眾宣傳本國的傳統和現代文化，而中國方面雖然宣傳與柬埔寨王室的傳統友誼，援建項目也不少，卻沒有文化中心或向柬方民眾出口中國的文化作品。結合上文所説的中資企業的態度，可以看到出現這種結果幾乎是必然的。

10月20日，肯尼亞前總理奧廷加在北京參加“新興市場論壇”時，曾表示非洲急需中國援助建設基礎設施。他還講到，有些人士指責中國在非洲用囚犯修橋修路，以指責中國人侵犯人權。他認為首先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政府和公司使用了囚犯工人，而且，即使有，他也根本不在乎，因為非洲急需這些基礎設施。

雖然奧廷加先生表明了他的態度，但是“囚犯”之類的指責有損於中國的形象。如果中資企業繼續採用上文所述的方式在海外進行基建工作，那麼諸如“中國工人都是囚犯”這類的猜忌還會源源不斷：中國人勞動強度高、工作時間長、高度守紀律；而且不與外界交流、實行軍事化管理。項目所在國的猜測雖然不對，但是卻很符合邏輯。如果中國想要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就必須改變中資企業的基建方式，培養其在當地交流、宣傳的意願和能力，發揮企業的主觀能動性，這樣才能更好地為中國的外交利益和國家戰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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