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古巴要出個鄧小平，今年85歲

4月19日，在古巴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勞爾·莫德斯托·卡斯特羅·魯斯，再次當選古共中央第一書記。

由於他同時還擔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兼部長會議主席（政府首腦），以及古巴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革命武裝力量總司令，所以是名副其實的最高領導人。

此前，作為前古共中央第一書記菲德爾·卡斯特羅之弟，他在1959年直到2008年長達49年的時間裏一直擔任其兄的副手，共同領導古巴共和國，直到10年前，由於菲德爾健康惡化，他逐步接手了最高權力。

他與其兄一樣，具有戰後第一代革命者和建國者的共同特徵：早年即參加革命活動併成為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長期從事武裝鬥爭並擔任軍事領導人，通過推翻親美的資產階級政權實現了人民建國，建國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並繼續反對美國帝國主義。

這一代革命家，是時代的產物，在二戰後期世界範圍內的巨大變革中應運而生，所以雖然出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但卻屬於同一批人：印度的尼赫魯、南斯拉夫的鐵托、印尼的蘇哈托、加納的恩克魯瑪、朝鮮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中國的毛澤東……在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宏大事業中非常類似的經歷，使得他們在理想、意志、話語甚至個人氣質和行為方式上，共同之處甚多。

勞爾·卡斯特羅像不像中國人？小時候的勞爾，因特殊的長相曾獲得“中國人”的綽號

共同的歷史意義

相信未來的歷史學家在評價這一批人的時候，會擦除掉那些胡亂塗抹在他們臉上的意識形態油彩，還原他們真正的歷史意義，給他們一個更加公正的評價。

從最哲學的層面看，從菲德爾到毛澤東，以及所有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和人民國家的建國者，都是列奧·施特勞斯所説的“現代性謀劃”的勇敢實踐者。

“現代性謀劃”自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開始，徹底告別了傳統政治哲學，進入了“通過純粹屬人的手段建立起塵世天國”這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長達五個世紀的歷史時期裏，盧梭、康德、黑格爾、尼采和馬克思，都是同路人，區別只在於不同的“人間天國建設方案”。通過對權利、公意、理性、歷史、進步、革命等一系列現代性政治哲學觀念的深入闡釋，謀劃者們的方案也日益完備，最終形成了尼采創立的由“超人”領導的人間天國方案，和馬克思創立的由“無產者”領導的人間天國方案，前者演變為法西斯主義，後者則演變為共產主義。

所有被冠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物，無非是整個“現代性謀劃”這一大的宏圖中的共產主義這一方案的具體實踐者。在這一點上，菲德爾和毛澤東，勞爾和鄧小平，都是同一角色和身份。

再從最政治的層面看。現代國家的主權問題是所有“現代性謀劃”方案中不可迴避的問題。現代世界是主權國家體系，每個國家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國家主權，但這個最高權力是怎麼來的呢？古代國家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最高權力就是君權，但現代國家必須解決誰來掌握主權的問題。博丹在《國家論六卷本》中説，無論是君王與民眾的統一，或是公眾與私有的統一，都無法產生出主權。實際上，政治力量也好，主權的界定也罷，它們皆在於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正是這一勝利使一方擁有主權，而另一方則淪為臣民。也就是説，歸根結底，是武力和暴力創造了主權，“正是權力的物理決定性帶來了權力的完滿性”。這意味着權力的完整和統一，因為“只有聽命於一個唯一的統治者的統一，才能使共和國的全體成員結為同盟，而其他所有事情的效力也才肯依賴於這種統一。一個擁有主權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正是他的力量賦予共和國的全體成員以特徵。”

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由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在本國土地上的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不僅表現為人民大眾對本國王室和貴族的勝利，同時還表現為本民族對外國殖民者的勝利。在這種民族解放與人民建國合二為一的革命運動中，人民領袖就是共和國主權的代表者。根據博丹的理論，只有聽命於人民領袖一個人，“才能使共和國的全體成員結為同盟”，而新國家的建立也完全依賴於這種權力的完整和統一，“因為正是他的力量賦予共和國的全體成員以特徵。”

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見證，這是沒有例外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曾經主動將國家主權和與之相伴的獨立自由交給它的殖民地。所以，領導人民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是同時針對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和背後的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不僅推翻了親美的蔣介石政權，也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直接對抗。在古巴，卡斯特羅兄弟和他們的戰友們，不僅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政權，也在革命後的建國和“保衞革命”行動中與美國直接對抗。在這一點上，菲德爾和毛澤東，勞爾和鄧小平，也都是同一角色和身份。

共同的現實格局

勞爾·卡斯特羅在接掌古巴最高權力之後，明確表示，他不會全盤照搬其兄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政策，但同時他也表示，菲德爾對於古巴共和國也是“不可替代的”。這一表態，有很大可能性是模仿了鄧小平對毛澤東政治遺產的繼承方式——成為最高領導人後，否定“兩個凡是”，大力推動改革開放，但堅定地維護毛澤東的不可替代性。

早在2002年，美國就注意到了菲德爾和勞爾之間的權力交接可能帶來政策改變。當時小布什政府正在將抓捕到的基地組織成員輸送到關塔那摩基地，華府很多人擔心古巴會對該基地發起導彈襲擊。但這並未發生。據可靠的消息，正是擔任國防部長的勞爾·卡斯特羅阻止了這一決策，不僅如此，勞爾還對媒體記者保證，如果關塔那摩的囚犯跑出來，古巴的安全部隊會實施抓捕並把他們送回監獄。這一高調錶態讓國際社會觀察家大跌眼鏡。

從那時起，將他與鄧小平相比的觀察方式即開始流行。鑑於他於1997年訪問過中國，並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美國邁阿密大學古巴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菲德爾之後》一書作者拉特爾説：“我認為他將更多地採用中國的經濟模式，即繼續維持強硬的政治體制，但允許更多的私營企業並放鬆外國投資進入規則。”“並且我認為他也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開展更多的對話”。

與外界對鄧小平的評價一樣，西方也使用了“務實”、“實用主義”、“改革者”等詞彙描述勞爾，甚至斷定他必定擁有比其兄更多的“新思維”基因。這當然是西方的觀察角度，但其實也符合人民共和國自身的歷史邏輯：第一代最高領袖的戰友兼助手這個角色，如中國的鄧小平及古巴的勞爾，會更有條件推動改革並主導政治路線的改變。因為戰友這個角色賦予了他們以繼承人的正統性，並保障了主義信仰和政治本色的延續；而助手這個角色又使他們不必擔當意識形態的化身，便於擺脱掉意識形態的桎梏，順利實行改革。

作為毛澤東的實際接班人，鄧小平最充分、也最出色地利用了這個條件，以“總設計師”的身份領導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偉大改革。今天的中國，綜合國力上已成為世界大國，經濟上已位居世界第二，國內的發達經濟板塊已接近西方國家水平，然而，其社會主義本質仍保持不變，人民共和國本質仍保持不變，既沒有被資本所控制，也沒有被民粹所綁架。這個特殊性，在所有的世界大國中絕無僅有，在所有的人民共和國中也絕無僅有。

沒有鄧小平極富創造性的繼承和改變，取得這些成就幾乎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勞爾·卡斯特羅，面對着類似的現實政治格局。鄧小平説，“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勞爾説，“豆子比步槍更重要”；鄧小平的改革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開始，勞爾堅持在農業生產方面實行自由市場制度；這可以視為有了基本的相似性。

然而，畢竟兩國的國情大為不同，中國的特殊性自不待言，中國的困難比十個古巴加起來還多，但古巴也有本國特殊的難題。國力太小卻離美國太近，是古巴改革面臨的一個天然障礙。

實際上，古巴的“後卡斯特羅時代”，既在古巴自身的政治安排當中，也是美國外交計劃的一部分。在美國的對策中，既有如何應對古巴難民潮大規模衝擊美國的方案，也有如何應對佛州古巴社區大規模返回古巴的方案，前者建立在古巴突然出現大規模動亂的假想之上，後者建立在古巴突然實行自由化政策的假想之上。無論哪一種情況出現，美國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都會採取措施強行干涉，而這些干涉措施足以左右古巴國內的政局變化和改革方向。

這是對於勞爾·卡斯特羅的真正考驗。2014年底美國與古巴實現了關係正常化，2016年春奧巴馬作為美國總統88年來首訪古巴。一方面這是公開對抗的緩解，另一方面卻是潛在干涉的加強，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如何繼續堅守來之不易的政治自主和本國道路，這是他能否成為古巴的鄧小平，能否帶領古巴取得改革勝利的關鍵。

小時候的勞爾，因為特殊的長相而獲得“中國人”的綽號，今年85歲高齡的他，因為歷史和現實的決定性，正在更為緊密地與中國人聯繫在一起。

在未來的5年任期內成為古巴的鄧小平，既是他個人的成功，也是古巴共和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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