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洋：有了安倍，不僅經濟下滑，新聞自由度也下滑

自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權（Abe Administration）誕生至今，日本的報道自由便在不斷萎縮。

4月20日，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記者無國界組織發佈了2016年《世界新聞自由度排行榜》，日本在180個被調查國家中排名第72位，而緊挨日本的是坦桑尼亞（第71位）、韓國（第70位）。日本國內輿論對於安倍政權下報道自由的萎縮有一定的精神準備，然而下滑程度之大則遠遠超出了預期。

事實上，2013-2015年日本的“報道自由度”排名分別為53位、59位、61位。與民主黨時代峯值11位（2010年）相比的話，安倍政權下的媒體報道自由無疑發生巨大的倒退。雖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記者無國界在對待不同國家時標準有別，可單就日本一國的變化而言，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戰後日本媒體擺脱了軍國主義束縛，並且報道自由受到憲法的充分保護，但卻並不意味着日本的媒體就能掙脱日本政治力量的束縛。那麼，日本的“報道自由”為什麼會在短短几年內發生斷崖式的萎縮呢？

國家權力對於新聞媒體的管制一般分為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比如，審查屬於積極管制，而設立統一領導部門則屬於消極管制。對於安倍政權如何操控日本媒體，筆者認為同樣可以分成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

2002年至2015年日本“報道自由”的變遷（圖片來自每日新聞）

積極干預：在媒體機構安插心腹

首先談積極方面的操控。如果讀者注意觀察或許能夠發現，2012年再度上台的安倍晉三在外形上與2007年時有明顯的區別：前額吹起的頭髮顯得時尚許多，着裝也不像2007年時鬆鬆垮垮，反而是經過精心剪裁的西服。從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經過細心打扮的安倍旨在傳遞給民眾的認知符號是精英與自信。同時，安倍還積極地使用Facebook、Twitter、Line等社交工具。通過它們，安倍一方面可以進行政治宣傳、拉近與普通民眾的距離。另一方面，則可以直接且迅速地辯駁在野黨和媒體的批評，回應輿論。

2007年的安倍（左）和2012年以後的安倍

儘管互聯網在日本高度發達，但老齡少子化的社會問題使得互聯網的傳播力不如電視那麼直接，所以與第一次任職首相時只在官邸接受媒體採訪和舉行記者會不同，安倍從2012年開始積極走出官邸接受採訪。安倍所接受採訪的電視台大都在政治傾向與其相接近，如日本電視台（讀賣新聞社）等。根據朝日新聞去年9月的一篇報道，2015年安倍在朝日電視台（朝日新聞社）、TBS（每日新聞社）接受單獨採訪的次數為0。從中不難發現，即使積極接受電視採訪，安倍的政治宣傳意圖也十分明確。

以上三點可以説是作為首相的安倍晉三在樹立良好公眾形象上的努力，但對於龐雜且瞬息萬變的公眾輿論而言，這顯得微不足道。如果借用傳播學概念的話，不外乎是“有限效果論”，而安倍迫切需要在諸如修憲等特定議題上達到“魔彈效果”。因此，自再度擔任首相以來，安倍注重與主要媒體機構的主要人物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以此來影響輿論。

根據《週刊金曜日》對2013年1月7日-2015年12月16日，安倍晉三首相與主要媒體機構高層人士在高級餐廳會面次數的不完全統計顯示：與讀賣新聞集團社長渡邊恆雄為10次、與讀賣新聞社論委員長小田尚為10次、與富士電視台會長日枝久為8次、與時事通信社評論員田崎史郎為8次、與每日新聞特別編委粕谷賢之為7次、與朝日新聞編委曾我豪為6次、與NHK評論副委員長島田敏男為5次、與日本電視台社長大久保好男為5次、與產經新聞社長熊坂隆光為3次、與日本經濟新聞專務石川一郎為2次。大眾媒體的職能之一是監督公權力。然而，當日本的“大眾媒體”與日本的“公權力”坐在一起把酒言歡後，他們還能否繼續嚴厲地批判公權力則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除了加強與媒體機構高層人士關係外，安倍晉三還注重在主要媒體機構安插心腹。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NHK會長籾井勝人和委員百田尚樹，兩人均與安倍晉三有相同的政治傾向。

如上是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以來對於日本媒體的積極方面的操控，之所以是“積極”在於是以一種温和的方式介入新聞媒體的報道自由，這與如下的消極方面的操控完全不同。

消極干預：發展民間右翼團體

基於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對民主、自由思想的宣傳普及，以及確立日本國憲法對報道自由的保護，所以戰後至今的日本歷屆政權雖然不能直接干涉新聞報道的自由，但卻一直採用一些迂迴的方式限制日本的新聞媒體，而觀察安倍政權所採取的方式之一即為發展民間右翼團體。

自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至今，日本民間出現了一些右翼團體。比如，“慰安婦的真相”國民運動（2013年9月）、追究朝日新聞責任國民會（2014年10月）、糾正流球新報/沖繩時報縣民國民會（2015年1月）、糾正“南京大屠殺”歷史捏造國民會（2015年11月）、要求遵守放送法觀眾會（2015年11月）等。創立這些團體的民間人士或是與安倍晉三私交甚好，或與安倍晉三有相同歷史觀。

雖然從名義和性質上來看，這些團體均屬於民間並且沒有安倍政權的參與，但其本質則是替安倍政權教訓那些不聽話的媒體機構。比如，2015年11月14日，要求遵守放送法觀眾會在產經新聞和讀賣新聞先後刊登意見廣告“我們不放任違法報道”。這則廣告的主要內容是批評TBS電視台“News23”新聞節目主持人岸井成格在9月16日節目中聲稱“安保法案違憲，即使作為媒體也應該一直朝着將其納入廢棄法案的方向不斷髮聲。”

岸井成格

因為日本《放送法》規定，電視節目要恪守政治公平，對於爭議問題應該儘可能從多個不同角度討論。所以，岸井的此番言論在招致要求遵守放送法觀眾會批判的同時，也獲得不少右翼網民的謾罵。事實上，較自由派的TBS和News23並不是第一次捲入這樣的輿論漩渦。2014年年末眾議院大選期間，自民黨就給包括TBS在內的幾家民營電視台發去了要求公平報道的意見書——這是十分罕見的。根據稍早前的報道，岸井成格從3月開始已經不再主持News23新聞節目。這可以説是日本民間右翼團體的勝利，也可以説是安倍政權鉗制媒體報道自由的延伸。

除了TBS的岸井外，從去年年底至今年1月中旬，相繼宣佈滿期辭職的還有朝日電視台“報道Station”的主持人古館伊知郎、NHK“Today’s Close-up”主持人國谷裕子。這兩檔節目在日本十分受歡迎，且均是以批判政權為主。因此，這兩名優秀主持人的辭職既讓人感到遺憾，又讓人對安倍政權下的報道自由感到擔憂——2015年4月兩檔節目的製作人及電視台高層均因節目內容違反《放送法》而被自民黨召見。

《報道Station》主持人古館伊知郎

一直以來，日本電視節目產生的問題均由獨立的第三方機構BPO（Broadcasting Ethics & Program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裁判，政黨從不介入。因此，自民黨此番召見電視節目製作人雖然是越俎代庖，但因被定調為違反《放送法》，所以使得批判政權干預媒體的聲音顯得沒有足夠的説服力。

因此，安倍政權在消極方面的媒體操控則體現為通過民間右翼團體向自由派媒體（人）施壓，並以法律作為擋箭牌。

因為日本的民營電視台需要定期向政府申請牌照，所以在輿論監督方面遠不如報紙那般鋒利。當然，這並不是説日本的報紙就能免受政治的壓力。比如，2014年2月5日，安倍晉三在參議院上點名批評朝日新聞是“以打倒安倍政權為宗旨”的；2014年9月，朝日新聞因“慰安婦報道”和“吉田調查書”遭受日本保守派媒體圍攻，並受到來自安倍及其支持者的壓力；2015年10月，前朝日新聞記者植村隆因受到日本右翼的投訴、騷擾而被迫中止在北海道北星學園大學的教學等。這些行為雖然並不是直接干涉報紙的報道自由，但卻極大壓縮了日本言論的空間。

套用經濟學概念的話，當下的日本是“強政權，弱媒體”。儘管從排名來看日本媒體的報道自由還處於亞洲前列，然而結合社會現實的話，真的只是“看起來很美”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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