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奧巴馬和中東説再見，卻被頻頻打臉

隨着任期即將“到站”，奧巴馬也開始啓程踏上卸任前的外交“告別之旅”，首站選在了沙特阿拉伯，這一訪問也是沿襲了美國總統卸任前謀求政治遺產的傳統。隨後奧巴馬與巴林、科威特、卡塔爾等由沙特主導的海灣國家合作組織成員國領導人舉行峯會。

令人尷尬的是，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傳統盟友，以色列的當家人卻選擇在這個時候飛往俄羅斯。這被外界解讀為奧巴馬又一次被內塔尼亞胡“打臉”。

而奧巴馬對沙特的訪問，也被外界解讀為“氣氛詭異”，奧巴馬抵達利雅得時，沙特都沒有進行電視直播，沙特國王薩勒曼也沒有親自到機場迎接。隨着八年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站在局勢動盪的中東土地上，滿心都是“亞太再平衡”的奧巴馬想必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2011年5月2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華盛頓白宮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老傳統，新問題

此番奧巴馬訪問海灣國家，延續了上一任布什總統的外交傳統。在布什總統任期即將“到站”的2008年，布什也是在短短四個月內連續兩次訪問沙特，而沙特時任國王阿卜杜拉也訪問了美國。在短短四個月內連續兩次訪問同一個國家，這在美國外交中極其少見，也彰顯出布什對於沙特和整個中東地區局勢的重視程度，畢竟對於布什來説，其外交政策最大的爭議點就在於其中東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

2008年1月15日，美國總統布什和沙特王子薩爾曼參觀穆拉巴宮殿和歷史博物館，彼時美國和沙特關係還處於蜜月期

如果我們再回想奧巴馬在2009年剛剛即任總統之後，其外交上第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在中東。對於當時的美國來説，“反恐優先”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中東和平進程”邊緣化之間的惡性互動，構成了布什政府中東政策的沉重遺產。因此，建立和維持和平與反恐之間的兼容、平衡關係成為奧巴馬政府面臨的嚴峻考驗。

在宏觀戰略層面，其關鍵在於美國能否重塑中東的地區戰略環境。在當時的中東説來，奧巴馬政府需要對美國的反恐戰略進行全面調整，確保伊拉克局勢不會再度惡化，加強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同時避免陷入新的戰爭泥潭。此外，伊朗核問題成為美國在中東面臨的最為棘手的問題，只有妥善解決伊朗問題，才能配合中東和平進程與反恐戰略，實現反恐與和平的兼容。

所以當一上任，奧巴馬總統的外事訪問就直奔埃及，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演講，宣佈將揭開美國與穆斯林世界關係“新開端”，同時勾勒出美新政府的中東政策雛形。與其前任布什總統在中東政策上的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相比，奧巴馬中東政策則呈現出現實主義傾向，強調接觸與合作，以修復美在中東地區的形象為目標。這也就決定了奧巴馬政府將會在中東問題上採取一系列“軟”措施，而不再是“硬措施”來維繫美國和中東國家的關係。所以當時有學者將奧巴馬的中東政策與其前任布什總統相對應，稱之為“新中東政策”。

“新中東政策”將目標主要集中於恢復與伊斯蘭國家的交往，通過改善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關係重塑中東地區的戰略環境，為美國更大的獲取利益提供便利。“新中東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以對話和接觸為主要手段維持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逐步從伊拉克撤軍，與伊朗積極對話，修復與伊斯蘭的關係。通過這些內容逐步重塑美國在中東的地位和形象。從總體上來看，奧巴馬中東政策的設想，是強調接觸和對話，從而協調美國和中東的關係。從具體層面來看，奧巴馬政府積極修補，調整與土耳其、沙特等傳統盟友和埃及的關係，加大推進巴以和談進程等等。

但是奧巴馬推動的“新中東政策”卻並不逢時，很快席捲中東的“阿拉伯之春”開始了，一系列政治變動使得阿拉伯以及中東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觀，原先能夠在各個大國之間決定的政治事件，在2011年之後更多的融入了宗教、教派、民族、種族甚至部落和家族的色彩，而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因素如“民主化”“伊斯蘭化”乃至“新奧斯曼主義”等也不斷湧現，讓整個中東陷入到了更加複雜的博弈之中。

在各種力量的複雜博弈背景下，美國在奧巴馬政府的指導下卻選擇了“置身事外”。奧巴馬的這種態度曾經在其接受《大西洋》月刊中表露無遺：“對想把美國拉進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毫無關係的宗派紛爭中的無票搭車行為，感到非常厭煩。”

美國的鉅變與中東政策調整

奧巴馬的表態，其實代表了美國國家利益在中東的一種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可以源自於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中東傳統上對於美國的“能源供給者”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着美國國內頁岩開採的成熟，美國國內能源供給已經不再仰仗中東國家。自從幾十年前因陷入到中東地區糾紛而無法自拔後，美國為避免類似危險境遇，便開始考慮能源獨立，發展頁岩氣被當成重要的突破路徑之一。經過多年努力，美國的頁岩終於實現了技術和產業上的巨大突破。

未來十年內，隨着美國國內頁岩油氣的革命，美國對於進口石油的依賴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2012年國際能源署曾經預計，美國將取代沙特阿拉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並在10年後實現能源自主。國際能源署的專家曾經預測，“到2015年，美國將大幅度超越俄羅斯，成為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國；到2017年，美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而今年2月份，美國甚至已經直接向巴西出口液化天然氣，這不僅將使美國在未來數年內成為天然氣淨出口國，還直接影響到拉美乃至全球能源市場格局，衝擊世界經濟秩序。而與之相應，包括中國、印度、韓國等在內的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卻更加依賴中東地區能源供給，這也就是為什麼奧巴馬會在接受採訪時抨擊中國在“搭便車”。

美國在中東政策的第二個重大關切，來自於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對於自己本土目標和海外利益的威脅。這種威脅隨着2001年反恐戰爭打響後不斷加劇，但是在2011年中東鉅變之後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隨着“伊斯蘭國”組織在敍利亞和伊拉克的崛起，極端組織“塔利班化”趨勢越發明顯。而不同於傳統上恐怖組織以美國和西方目標為主要襲擊對象的傾向，“伊斯蘭國”組織更大的興趣在於攻城略地和建立“哈里發國家”。

即使是到了2015年之後，隨着國際社會對於“伊斯蘭國”打擊加劇，以及包括也門、敍利亞、利比亞等國國內政治分裂產生的極端組織“外溢”效應，這些極端組織恐怖主義威脅更多的隨着難民浪潮而湧向歐洲，甚至包括傳統的中東國家如黎巴嫩、土耳其都遭到了波及，美國卻由於地理隔絕以及國內穆斯林羣體相較於歐洲的特殊性而相對保持了安全。對於美國來説，中東反恐事務似乎可以甩手給其他國家，讓其他受到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衝擊更高直接的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

美國在中東政策的第三個關切，來自於確保以色列的生存和國家安全。這當然源自於美國國內巨大的猶太人集團政治力量，也更加源於美國對於中東地區局勢的敏感性以及對於以色列在中東確保美國利益的巨大信任。不過這種信任和利益關係在奧巴馬時期卻面臨了巨大的挑戰。

一方面，奧巴馬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私交不佳，兩人關係直接影響了兩國執政團隊的關係。先是美國副總統拜登在今年3月初訪問以色列，同以色列高層商討重啓巴以和談。拜登提出的建議與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的建議類似，即按照1967年邊界線和停止擴建猶太定居點為前提。不過內塔尼亞胡卻指責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支持對以色列的暴力行動，認為當前巴以和談的時機仍然不成熟。而隨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3月訪問美國參加一年一度的“全美以色列公共關係協會”年會期間，拒絕與奧巴馬會面。儘管以色列官方的解釋是，為了避免在美國大選期間過度介入美國的政治，但是這樣的解釋不免讓人感到託詞感太重。

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美國之間在關於巴以和談重啓和伊朗關係等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以色列許多學者和政府官員私下裏都認為奧巴馬政府太過“軟弱”，想法太過“浪漫”，對於當前的中東形勢充滿幻想；而奧巴馬政府則認為，以色列的想法和做法太過獨斷，根本沒有考慮過和平的希望，一味在強力上蠻幹。奧巴馬政府眼中，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是一個非常適合談判的“温和派”，而且阿巴斯年事已高，無論是由於身體上或者是其他原因“退休”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阿巴斯不在世了，那麼一個適合以色列進行巴以談判的合適人選也會隨之消失。在伊朗核問題上，美國認為自己有能力遏制伊朗發展核武器，而且認為提供給以色列的武器和援助足夠以色列保衞國家安全；而以色列卻認為伊朗“狡詐不可信”，而美國的武器援助太少，需要增加。

4月20日，奧巴馬訪問沙特，與沙特國王薩勒曼交談

和中東説再見，把難題丟給下一任

擺脱了中東油氣資源的依賴，對於中東地區複雜威脅感知的相對降低，以及對以色列安全的信心，意味着美國對於中東問題的敏感度會大大降低。當其對於中東問題的介入更多成為“道義責任”時，美國在中東介入上的約束力也就大大降低。所以當美國嘗試安撫自己的盟友之時，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不是按照自己盟友如以色列和沙特等國的觀點和視角去進行觀察。其結果，必然是矛盾重重。

由於歷史和國內獨特政治-宗教關係的原因，沙特和其他海灣國家對於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十分依賴，需要美國在國際和地區舞台上維護自己的戰略和安全利益。這種相互的關係形成於冷戰時期，在海灣戰爭中得到了鞏固。不過隨着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當時的美國和沙特已經出現了裂痕，參與恐怖襲擊的19名嫌疑人中有13人是沙特國籍，而美國情報機構更是認為沙特長期對於國內支持“基地組織”的行為“充耳不聞”。不少美國學者認為，沙特長期以來宣揚的“瓦哈比主義”是釀成“仇美”情緒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重要原因。

儘管2001年之後沙特予以了美國反恐戰爭大力支持，但是隨着2011年中東鉅變產生，兩國在地區問題上的分歧逐漸擴大。在反恐問題上，美國認為沙特和其他海灣國家“支持極端組織”，而沙特則認為美國顛倒輕重，沒有盡全力幫助盟友來打擊敍利亞巴沙爾政府。在伊朗問題上，美國認為一個由國際社會保證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下的伊朗無核化進程，將會給海灣乃至中東帶來穩定與和平，而沙特則認為，美國太過縱容伊朗，在包括沙特-伊朗關係惡化、伊朗試射導彈等一系列問題上沒有盡力幫助沙特。早在2014年3月美國總統和當時的沙特國王阿卜杜拉會面時候，時任沙特駐美國大使的費薩爾就當面批評奧巴馬的伊朗問題立場：“‘底線’已經足夠多了”，沙特想看到實際行動。可以説，沙特和奧巴馬，相互之間都對對方有着足夠的“槽點”，無休止的爭論，卻不可能恢復到歷史上的“蜜月”時期。

當前的美國和沙特以及其他海灣國家關係，處於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以來的最低點。與之相應的，是美國所面臨的劇烈的能源供給關係、反恐情況以及對中東地區整治判斷的重大轉變，這也促成了奧巴馬政府在一系列中東敏感問題上“敬而遠之”的立場。中東地區在二戰後歷經多次戰爭和苦難構建起來的各種平衡遭到破壞，而新的平衡又難以在短期內建立起來，各種極端思潮在當地氾濫，政局混亂，恐怖勢力藉機崛起。奧巴馬揮一揮衣袖，還是將中東地區的複雜，丟給了下一任總統來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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