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時代》：習近平面臨的崛起難題，類似兩位羅斯福總統的課題之和
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出過兩位名叫羅斯福的總統，一位是西奧多·羅斯福，另一位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前者以強硬的姿態推行改革主義政策，帶領美國進入世界一號大國行列，在經濟總量中超越英國。後者全力推行羅斯福新政，將美國帶出了20世紀經濟大蕭條的泥潭，還領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穩 固確立了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的“一哥”地位。從某種程度來説，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面臨的崛起難題，與美國歷史上兩位羅斯福總統的課題基本相似。《學習時報》4月28日轉載《習近平時代》一書書摘，如下：
原標題：兩個一百年”，該中國出場唱主角了
——《習近平時代》選載
2015年一開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在《名利場》雜誌發表《中國世紀》一文，文中説道，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從2015年開始，世界進入“中國世紀”。
2015年會成為“中國世紀元年”嗎？贊成者認為，除了中國GDP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趕上美國外，還有其他“類中國世紀”現象出現，比如倡導亞太自貿區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推行“一帶一路”戰略、倡建亞投行、主辦世界互聯網大會等。反對者則認為，近期中國經濟增長“已經看到上限”，甚至稱“好像不久中國時代就要結束似的”。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5年世界經濟黃皮書認為，2015年中國仍極可能延續過去多年的慣性，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則表示，現在的中國類似於“1872年的美國”，當年美國GDP按購買力平價第一次超越英國，而世界進入“美國世紀”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因此，中國世紀的元年還遠遠沒有到來。
《習近平時代》中文版封面
儘管“世界第一”是當今中國絕大部分人都不接受的“桂冠”，但中國應當成為世界主要強盛國家的目標，中國人認為絕對不能動搖。
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並沒有説要成為“世界第一”這句台詞，但中國必須躋身於主導世界新秩序的大國行列，則是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民眾不容置疑的目標，現在最大的懸念是實現的時間。
超美，沒有被當成終極目標
“當人們書寫2014年的歷史時，一個很少被人關注但很重要的事實是：2014年是美國能夠宣稱自己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最後一年。中國以經濟總量第一的姿態進入了2015年，並將保持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又恢復了在人類歷史上曾有的輝煌地位。”
斯蒂格利茨在《中國世紀》一文中繼續寫道，“在出口、居民儲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中國甚至早就超過了美國。在創新和專利方面，中國雖然落後於美國，但差距也正在縮小。”
斯蒂格利茨呼籲美國政府正視“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出現，他説，全球經濟實力的結構性轉變從前也發生過，英國的主宰地位持續了近100年，即使19世紀70年代在經濟上被美國超越後，還是持續了一段時間。其間總會有個時間差，“美國和中國之間也會有”。
類似“中國世紀來了”的預告近期在美國媒體中也時常見到。美國彭博社2014年12月25日發表題為《中國以世界新銀行步態走來》的文章，以諷刺的語氣寫道：“多虧有了中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世界銀行行長金墉，還有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尾武彥，都沒什麼事可幹了。”
美國《紐約時報》則在此前發表文章稱，中國領導人最近的表現顯露了“大國雄心”，他們努力證明中國不是可怕的好戰國家，並樂於幫助小國。近代中國由於國運不振，都是跟着國際形勢走，而如今中國已經參與到突破秩序和制定規則的大國事業，“2014年就是個開端”。
應當説，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主旨是奉勸美國政府不要遏制中國，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正在形成，這是新經濟現實的結果，而且美國不能改變這個現實。他警告説：“如果我們以錯誤的方式作出回應，就會有反彈的風險，其後果是不正常的全球體系或全球秩序，這明顯不是我們想要的。”但是，他鮮明地提出“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這一判斷，還是引起國際政治界熱烈的討論。
面對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一種反應是，過度自信的認為“中國世紀”已經到來的觀點開始在西方世界流行，“中國模式”擊敗“美國模式”——這種論調在美國爆發次貸危機時在北美最為流行；另一種反應是，把西方某些個別認為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的觀點視為一種陰謀，是想讓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但對於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説，“世界第一”“中國世紀”等光鮮的桂冠，更多的理解為一種忽悠，或者説是一種過分的抬舉。
在不久後的2015年3月1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的相關問題作出回應：“我在國外也經常聽到這種説法，總是有被忽悠的感覺。因為按照國際權威統計，中國也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重要的是，按人均GDP，我們是在世界80位以後。春節前我去西部農村連走兩户人家。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風的破瓦房裏，兒子40多歲了，因為窮還沒有娶上媳婦。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大學生，但是妹妹為了讓哥哥更好地念書，春節還在外面打工沒有回家。我看了確實很心痛。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近2億貧困人口，中國是實實在在的發展中國家。”
時下的中國人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是“世界第一”，但並不意味着中國人會心甘情願地永遠待在“世界老二”或者世界二流國家的位置上徘徊不前。
繼中共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中共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習近平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他反覆強調“兩個一百年”目標就是軍令狀，是不可動搖的奮鬥目標。比如，2014年10月29日，他在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理事會代表時指出：我們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堅持依法治國，加強執政黨建設，朝着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邁進。
對於中國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人們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不管怎樣分析，總是要把中國放在歷史的座標上來理解，才能洞悉中國人心中“強國夢”的真正內涵。
中國著名清史學家戴逸在《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報告中指出：1800年，全世界有9億人口，中國佔3億。中國的糧食產量也佔全世界的1/3，當時居世界首位。同時，中國的工業產值仍佔全世界的33.3%，全歐洲只佔28.1%。18世紀全世界超過50萬人口的大城市有10個，其中中國佔6個（北京、南京、揚州、蘇州、杭州、廣州）。
但之後一個多世紀的衰敗，讓中國迅速跌入失敗國家的深淵。就在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於日本後的最黑暗歲月裏，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依然喊出了中國要成為“地球上第一強國”的口號，他在1894年的《上李鴻章書》中提出，中國“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而且在1919年的《中國實業如何能發展》一文中提出，只要振興中國的實業，“不特可與美國並駕，且當四倍於美國”。
在毛澤東看來，趕上美國，超過美國，不是中國發展的目標，中國的目標是為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與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委員座談時説：我們的目的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1億多人口，我們有6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究竟要幾十年，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許75年，75年就是15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進一步闡發了中國超越美國是為了為世界多做貢獻的思想：中國是一個具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和6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毛澤東認為，作為世界上幅員遼闊、人口最多的國家，有自豪的文明史，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追隨國家富強的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鄧小平終身的追求。1977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乾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幹得比他們好。1985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友人的談話中，突出了通過改革實現民族振興的戰略構想：現在我們乾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乾過的事。這場改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1990年4月7日，鄧小平在《振興中華民族》的談話中又一次表達期望：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下個世紀中國是很有希望的。
為了實現國家發展目標，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親自制定了中國的“三步走”戰略計劃：第一步用10年的時間達到温飽水平，第二步再用10年時間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在21世紀再花50年時間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通過追溯歷史，人們可以基本理清一個邏輯：中國的百年復興計劃，不是為了超過美國，而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讓中國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自覺追求。
作為中國這艘巨輪的船長，習近平深知穩妥地把握方向是船長第一位的責任。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在出席APEC峯會發表演講時做了這樣的表述：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既要大膽探索、勇於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後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習近平在這次演講中還強調，我對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抱着堅定信心。同時，我們對需求下滑、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影子銀行等問題和挑戰保持着清醒認識，對外部環境可能帶來的衝擊高度關注，正在採取穩妥應對措施，防患於未然。
時事評論家普遍認為：當今中國的領導人手裏握着一把好牌，只要不莽撞，不犯顛覆性錯誤，不走邪路和老路，就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國家目標。
習近平作為一位經受過多種考驗的成熟政治家，無疑為中國的航向穩定性又加了一塊壓艙石。對此，曾經訪問中國上百次、與中國曆屆最高領導人都有過面對面交往的基辛格對習近平有這樣的評價：習近平身負重任，他正試圖改變一個擁有13億人的國家，改變中國多年來業已建立的模式，也正取得一些成功。在中國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世界經濟日益複雜之際進行這個轉變。我覺得，習近平會作為一位給中國帶來重大改革的領導人被載入史冊，其中一些改革將為中國帶來歷史性鉅變。
重返世界之巔，中國是否做好了心理準備
一位原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著名主持人曾經這樣描述她從二線主持人成為一線主持人的一段心路歷程：
有一天，一直在中國內陸省份的一家地方電視台當“二線主持人”的她突然接到中央電視台一位重要新聞欄目製片人的約見電話。
“你對成名有心理準備嗎？”製片人問她。
“我現在很有名了。”她認為自己在省裏已經有一線的知名度了。
“我説的是全國家喻户曉式的成名。”製片人強調。
家喻户曉式的成名在中國意味着什麼呢？
她後來才明白，無論你走到哪裏，都會被人認出來。即使在超市裏買零食，也會有人拉着你要求籤名。你不再有隱私，也不再有遁形的可能。
更讓她困擾的是，每天都要接到無數陌生人的電話或者電郵，人家要求得到你的幫助。“因為你現在是一線名人了！”
站在高層舞台的中央，就得接受許許多多來自方方面面的審視和考驗，這恐怕是所有的一線明星和名人共同的感受吧。
中國的發展歷程與上述這位女主持人的經歷的確很相似：十九世紀後的一個多世紀裏，中國只是世界舞台上不入流的角色。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向中心舞台靠攏了一些，但遠不是“領銜主演”的角色。30多年來，中國更是有意低調，在韜光養晦的路子上專心發展經濟，基本上無意去爭“男一號”或者“女一號”，然而，突然有一天，中國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人家紛紛告訴你——“你現在是舞台的主角了！”可以想象，中國人內心裏那種驚訝和不適應，該是怎樣一種滋味。
前幾年，美國一家媒體追蹤機構發表了一份分析報告——“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是過去10年人們閲讀最多的新聞故事，超過伊拉克戰爭和美國“9·11”事件。
美國全球語言研究所利用一種算法對紙媒、電子媒體以及互聯網進行搜索，尋找使用詞語的趨勢。該機構稱，人們對中國這個亞洲經濟引擎存在強烈興趣。該所負責人保羅·帕亞克説：“中國躍升至新的經濟高度已經改變了國際秩序，而且還在繼續改變現存國際秩序……這種正在進行中的轉變位居10年來所有新聞故事之首。”中國崛起——10年來最重要的新聞故事，以相關統計數據領先400%的優勢將第二名遠遠拋在後面，而第二名正是最具新聞看點的伊拉克戰爭。
“中國崛起”一躍成為全球網絡最熱的搜詞，這一變化説明，中國的的確確已經成為全球舞台的“一線明星”。與好萊塢眾多炙手可熱的明星報道一樣，全世界對中國這位新晉明星的認識也是多種多樣的，有正面肯定，也免不了有負面報道和飛短流長。但不管怎樣，一向習慣了低調務實的中國人，這會兒突然面對成千上萬的審視鏡頭，顯得多少還有點不適應。
美國《大西洋》月刊發表的駐華資深記者詹姆斯·法洛斯的《中國：它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特邀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盧宜宜的《中國如何才能更瞭解其他國家？》等學術文章均認為：中國人對外國的瞭解並不深入。知道外界為何會對中國感到擔憂，但用自己的話語進行對外表達尚有欠缺。對外國人來説，主要擔心的問題是：中國不可避免地要對世界產生越來越多的影響，但對於外部世界對自己的看法，中國人卻所知甚少。這會帶來很多潛在的失誤與爭端。
總的來説，中國人普遍認為自己的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最要緊的還是辦好自己家裏的事。而外界對中國賦予的期待一下子被抬升到中國人難以承受的程度。這裏最典型的就是美國政界提出的“G2共治論”。
“G2共治論”又可稱為中美共治論，最早緣起於一個新造的詞語“Chimerica（中美國）”，這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2007年3月4日在英國《星期日電訊報》上提出的一個新概念。根據他的定義，“中美國”主要是指最大的消費國美國與最大的儲蓄國中國構成的利益共同體，以及這個利益共同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隨後出現的名頭更響的“G2（兩國集團）”概念顯然與“Chimerica”異曲同工。2008年7月，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在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一篇名為《平等的夥伴關係》的文章，為美國“應對中國的經濟挑戰”提出解決之道：建立中美兩國平等協商、領導全球經濟事務議程的“G2”模式。
對於“G2共治論”，中國學者認為建立所謂中美“G2”模式是不切實際，也是有害無益的：首先美國是否真心讓中國共同發揮領導作用，這一點就很值得懷疑。合作加遏制一直是美國近幾屆政府對華戰略的基調，怎麼可能向中國讓出它的部分領導權？同時，這也不符合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地位和基本外交政策，中國從來沒有追逐霸權的意向和圖謀。其次，世界上不光有中美兩國，現在歐盟是最大的經濟體，還有日本和“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以及其他經濟體。各自的利益訴求多種多樣，中國的實力不足以領先，何談與美國一起共管、共治？誠然中美加強國際上的協商和合作，對世界也將是有利的，但這與中美G2完全是兩個概念。
習近平相當於兩個羅斯福
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出過兩位名叫羅斯福的總統，一位是西奧多·羅斯福，被稱為老羅斯福，另一位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被稱為小羅斯福。
前者以強硬的姿態推行改革主義政策，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的“公平交易”法則包括保護消費者條款、懲罰企業壟斷行為、維護野生動植物棲息地以及美洲荒地等。在外交政策上，他擴建海軍、建造巴拿馬運河，學者們普遍認為他是現代美國的塑造者。正是在老羅斯福手裏，美國進入世界一號大國行列，在經濟總量中超越英國，在國際事務中，則積極斡旋，主動發揮美國的影響力，老羅斯福總統還因成功調停日俄戰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後者全力推行羅斯福新政，全面改革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制度，將美國帶出了20世紀經濟大蕭條的泥潭，還領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穩固確立了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的“一哥”地位。小羅斯福總統視野開闊、決心堅定，結束了美國的孤立主義政策，領導美國與歐洲展開競爭，打開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戰略格局，為聯合國的創立做出關鍵性貢獻。小羅斯福總統是當代美國國際地位當之無愧的確立者。
從兩位羅斯福總統的治國經驗來看，美國在實現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善於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在國內鋭意改革，打破了壟斷資本主義的種種桎梏和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干擾，並建章立制，讓法治在市場經濟秩序中占主導地位，將美國推入了現代化國家的軌道；在國際政治和外交領域，兩位羅斯福總統都是縱橫捭闔的高手，軟硬兼施，長袖善舞，讓美國人意識到“始終悶聲發大財”是小富即安的心態，美國必須主導國際新秩序才能獲得最大的國家利益，成功地將美國推上了全球老大的寶座。
中國學者在分析美國崛起的經驗和啓示中指出：“儘管中美兩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發展環境大不相同，但19世紀後半葉美國遇到的問題和挑戰，也可資觀察中國快速發展面臨的問題。中美兩國均以驚人的速度獲得迅猛發展，城市擴張，物質財富增加，生活也顯得緊張忙碌。美國利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會，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和技術強國。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的30多年裏，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空前的速度推進國家四個現代化建設，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經濟增長與物質繁榮背後所呈現的尖鋭社會矛盾和衝突乃至體制缺陷，嚴重地制約着國家對實現本國綜合國力進一步發展目標的追求。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國民，均需適應工業和城市發展所刺激起來的社會與文化的變化，須調整其法律和行政管理方法，以適應一種充滿鉅變且錯綜複雜的時代。”
從某種程度來説，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面臨的崛起難題，與美國歷史上兩位羅斯福總統的課題基本相似。在發展經濟的問題上，必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法治政府，倡導旨在保護消費者利益、制約大企業壟斷的“公平施政”理念；在國際事務中，中國需要適應從擔任配角到擔任主角的轉變，引領世界修改不合理的舊規則、擬定新規則，併成為世界和平和正義的守護者，中國必須佔據道義高地，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這是歷史賦予中國的重任，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真誠期待。
韜光養晦的策略並沒有過時，它強調的是中國要務實低調，不要過高估計自己的實力和能力，同時還應當牢牢守住一條底線——把自己國家的事情辦好始終是第一位的。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空間與國際環境息息相關，如果沒有開拓新局面、建設與中國國家發展目標相適應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國就不可能實現重返世界之巔的戰略目標。
縱觀世界各大國的崛起歷史，人們可以發現，世界老二是最難當的。當年法國、德國企圖挑戰英國的“日不落霸權”，最後均折戟沉沙，連不可一世的拿破崙都不得不飲恨聖赫勒拿島。日本、蘇聯傾舉國之力與美國爭奪全球霸權，最後也都落了個分崩離析、頭破血流的下場。而今習近平帶領下的中國正處於由全球發展中大國逐漸向世界強國過渡的關鍵時期，能否創造中國式的崛起奇蹟，有太多的懸念，也有太多激動人心的期待。
2014年秋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在全球出版發行，該書系統收錄了習近平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來至2014年6月間的重要文章和講話文稿，國際社會從中讀出了習近平對內政外交的基本思路。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為該書撰寫長篇書評認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告訴外國讀者，中國的領導層遵循什麼樣的哲學，中國的發展方向依據何種戰略方針。如此，世界可以更好地瞭解和理解中國的發展，特別是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在該書首發式上説，自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以來，中國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涵蓋各個領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本書闡釋了習近平主席和中國領導人的立場，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政治。
2014年3月28日，習近平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發表演講時，突出強調了他一貫主張的中國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自覺性：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下每一個國家走過的足跡，也給每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啓示。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100多年間，中國社會戰火頻頻、兵燹不斷，內部戰亂和外敵入侵循環發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堪回首的苦難。僅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就造成了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的人間慘劇。這段悲慘的歷史，給中國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中國人歷來講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氣一樣，就像萬物生長需要陽光一樣。只有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國一道維護世界和平，中國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才能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通過習近平的一系列相關論述來看，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中國也不會重蹈霸權國家的老路，而是專注於內涵式發展，以國民的勤奮勞動和激發民族創造性實現民族振興，這是中國人民的福氣！也將是全世界的福氣！中國的崛起，將是全世界的機遇，而不是對國際社會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