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我為什麼對中國經濟如此痴迷？
【羅思義的新書——《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發佈之際，他首次對三十年個人經歷、學術生涯，以及對中國經濟思想認識來了一次大梳理。**
文中談及他如何對中國經濟產生濃厚的興趣，以及他在任倫敦“副市長”時與中國的交往，在中國智庫工作7年關於中國經濟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對中國經濟思想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做出獨特的歸納分析，既有感性流露又有理智分析。羅思義獨家賜稿觀察者網發佈。】
老羅送給觀網的簽名本
“我不會奢望本書會帶來重大影響，而是旨在向大家推薦國際最先進的經濟研究方法，因為我已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國經濟三十年。如果將中國的成就比作撒哈拉沙漠，那麼此書就是一粒沙子。不過，正如一個朋友所説的，如果你只能扔一粒沙子，你得確保這粒沙子是扔在正確的位置！如果本書扔的沙子和中國前進的方向一致，那麼就沒有什麼能比這帶給我更大的滿足感了。我希望中國讀者們扔的沙子也和中國前進的方向一致。”
這是我的新書《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以下簡稱“一盤大棋”）序言裏的一段話，相信讀者從書名便可明瞭此書的主題：中美兩種新舊勢力的交替，對中國命運與世界格局將帶來何種影響？
我研究中國經濟三十多年，從撰寫第一篇中國經濟的文章算起，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中國不僅取得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成就，而且逐漸形成了世界最先進的經濟思想。
我的説法並沒有誇大其辭，具體原因在我的新書《一盤大棋》中有詳述。而且，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持此看法了。當時我撰寫了一篇文章，《鄧小平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詳細闡述了我的這一觀點。
作為外國人，用西方經濟學術語，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輕鬆闡述中國的經濟政策成為我的優勢。如《一盤大棋》所示，我用這兩種理論體系，分析了中國經濟制度具有優越性的原因。
因為我是西方人，我能夠從我熟悉的西方地緣政治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
羅思義和馬丁•雅克等人在清華大學召開研討會
過去七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國經濟，但與以往有所不同，我是同時以外國人和在華工作的親歷者這一雙重身份來研究中國經濟的。
尤其是三年前成為中國新型智庫之一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以下簡稱“人大重陽”）的首位外籍全職僱員後。在人大重陽，我和中國同事們一道工作，和他們之間的知識互動大大豐富了我分析中國經濟的視野——我希望我的中國同事也能象我一樣從這種互動中有所收穫！
因此，這篇長文想從一個長期關注中國，又在中國智庫工作了7年之久的外國人的角度，淺談我的學術經歷以及經濟思想的形成，希望能對中國讀者有所助益。
中國智慧對一個外國人的衝擊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一盤大棋》顛覆了大多數西方書籍對中國的印象。從馬可•波羅（Marco Polo）開始，西方人對中國印象的研究有很多！但《一盤大棋》的不同之處在於，它講述的是，中國智慧對一個外國人的巨大沖擊。
但如果説這種影響僅僅關乎經濟或地緣政治，那麼這並不恰當。兩者均只不過是達到目的一種手段，因為中國實現民族復興，完全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
當然，作為外國人，習近平的講話也激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的責任就是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1
基於此原因，我在《一盤大棋》中詳細闡述了我的結論——
對當今世界來説，中國追求中國夢，對其自身乃至全人類，都是邁出的最偉大一步。中國追求中國夢，並非為讓中國利益服從全人類利益，這既不正確，也無必要。但中國的國家利益完全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正是因為這樣，我承認，三十多年來研究中國經濟，從而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不排除深厚的情感因素在裏面——我知道情感必須是清晰思維的助推器，而非別的什麼。
因為我覺得，中國過去近七十年取得的驚人成就超過任何國家，中國的民族復興是人類史上邁出的最偉大一步，中國的民族復興功敗垂成將會是人類史上最大的挫折。這叫我如何不投入濃厚的興趣關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雖然我不是中國人，但作為關心人類發展的學者，我希望藉助於此文概述我與中國結緣的過程，以及中國是如何影響我這個西方人的。
西方就中國問題的爭論
三年前，我有幸為人大重陽工作，從而為撰寫《一盤大棋》打下關鍵步驟。
上世紀90年代，我就曾預測到中國經濟改革將會取得成功，以及西方倡導的“休克療法”將會讓俄羅斯遭受災難性的失敗，而當時和我持同樣看法的西方經濟學家只是極少數。
1992年，我撰寫過文章《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觀點如題，一目瞭然。
當時討論的陣營涇渭分明：研究前蘇聯經濟形勢的絕大部分（約佔90%）的西方經濟學家支持“休克療法”，只有包括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內的少數人反對“休克療法”，但後者也未預測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會取得成功。只有極少數（大概不到1%）的西方經濟學家，也同我一樣預測中國的模式會取得成功、西方的“休克療法”模式會造成災難性後果。
這兩種不同的經濟理論的實證檢驗可謂是天壤之別：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俄羅斯則遭受了工業革命以來和平時期最為嚴重的經濟崩潰。
1996年，運用同樣的經濟理論框架，我在題為《論歐洲單一貨幣的基本經濟意義》（英文請點擊）的文章中（中文版請點擊），準確地預測到歐元給歐元區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影響：
“我可以肯定，這種創建單一貨幣體系的方式，會導致加入歐盟的相當一部分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
這將會加劇地區間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具體體現為經濟蕭條、失業、貧困、福利制度崩潰、工會被削弱，以及種族主義、沙文主義、犯罪等現象增加。結局要麼是一場經濟災難，要麼是歐盟史上最大的危機，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如今，我的分析得到了證實：希臘等國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法國“國民陣線”等極右勢力和排外黨派崛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西方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 ）稱，“美國將是第一個從這場危機中復甦的主要經濟體，中國將是最後一個。”
我則認為，中國將會繼續以遠快於美國和任何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增速增長。
事實再次證明，我的分析是對的。
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至2014年，美國經濟增長8% ，中國則增長80%——中國經濟增速是美國的10倍。
任何理論能否通過檢驗，是看其能否準確預測事實。事實證明，我對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經濟災難、歐元創建給歐元區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等過去20年最重要的國際經濟事件的預測分析，都是正確的，西方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預測則是錯誤的。
這説明，作為外國人，我有可能為中國智庫做出一些自己的貢獻。
正如中國諺語所説，凡事要尊重事實，要“實事求是”。這些重大事件驗證了源自於中國的經濟理論，在涉及中國自身乃至全球重大發展事件中的正確性。
與中國經濟的最早淵源
但應該説明的是，我作出這些正確分析的原因，並非基於個人視角或者自身優勢。並非因為我三十多年前就多麼瞭解中國。我的初步結論是根據經濟理論得來的。
我最初的研究領域就是國際經濟，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曾學習蘇聯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
在歷史上，蘇聯經濟曾經發展迅猛，遠比美國快得多，而其優勢來自於國企，因為這些國企能夠保持較高水平的投資。
因此，蘇聯獲得了保衞國家的能力——工業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並在二戰中擊敗德國，迅速彌補了與美國原子彈水平的差距，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衞星等等，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歷史成就。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治下蘇聯解體所引發的地緣政治災難，則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20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非常成功，但基本的經濟理論分析顯示，蘇聯經濟有兩個根本性缺陷。
首先，雖然蘇聯經濟自封為“社會主義經濟”，但蘇聯犯的基本錯誤，是試圖建立封閉型的自給自足經濟。
“社會主義”這個詞源自“社會化”，因此必然需要大規模生產，但蘇聯卻脱離了最大、最社會化的所有生產體系——國際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這個過程現在被稱為“全球化”。
其次，農業生產不應社會化，而應“個體化”。因此，蘇聯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是一個錯誤。
簡言之，從基本的經濟理論角度來看，蘇聯經濟應該向國際開放，取消農業集體所有制——恢復個體農業。
現在看來，這樣的結論與隨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思路非常相像。但不得不説，我當時作出這些結論完全是基於經濟學理論，當時我並不瞭解中國經濟，也絲毫不知道中國1978年啓動經濟改革的發展狀況。
當中國1978年啓動改革開放，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取消農業集體所有制之後，中國的改革在全球媒體上被報道，我讀到這些文字之後，就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我想：如果中國的政策實踐能成功，那麼我的純理論分析得到的結論將會得到印證；如果中國的政策以失敗告終，那麼我的觀點將要重新修正。
顯而易見，中國的經濟改革迅速獲得巨大成功——我在《一盤大棋》中對這種前所無未有的成就，實事求是地進行了國際比較。
1980年代初，我開始重點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我寫的首篇關於中國的重要文章，則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
也正是從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那時起，我知道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政策將會導致蘇聯陷入災難。西方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支持蘇聯推行這樣的政策，則加劇了災難。
當然，這些重大事件的實際驗證，讓我對中國經濟思想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幾乎不相信中國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思想，因為事實已證明，這些進口到中國的思想在上述重大經濟事件中的預測是錯誤的。
但讓我震驚的是，我仍然聽到中國一些人在重複這些錯誤的觀念，因為這種進口思想是有意誘導中國實施經濟自殺。
事實證明，將已經幫助中國成功經受經濟史上最大考驗的中國經濟思想，拉低到導致絕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犯錯的思想水平，是荒謬的。
中國獨特的經濟理論體系
前文説過，我最初對中國經濟發展思想產生極大的興趣，並非因為我多麼瞭解中國。事實上，我直到2005年才到訪中國，這離我關注中國經濟改革已有20多年，離我撰寫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首篇文章則有13年。
2002年之前，我甚至從未有機會認識任何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
此外，我能準確預測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源於我對鄧小平經濟理論的細緻研究。
上世紀80年代初，當我第一次接觸鄧小平經濟理論時，我就成為其經濟政策的鐵桿粉絲。所以，在鄧小平110週年誕辰之際，我為紀念他而特意寫了一篇文章——《鄧小平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是通過西方書籍瞭解鄧小平的，而我則是通過直接閲讀他本人作品瞭解他——幸運的是，西方出版了許多鄧小平的作品。
顯然，那些宣稱“鄧小平僅僅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或者鄧小平的經濟政策主要歸功於其他人”的説法是錯誤的。相反，這反映了鄧小平的經濟理論具有深厚的國際性。
羅思義案頭上的中國領導人著作
要了解這一點，就不應忘記，在鄧小平成為中國領導人前，他曾在G8國家之一的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度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每週六天每日八小時學習馬克思主義相關知識。顯而易見，鄧小平的經濟理論，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結合中國具體國情而創建的。
他的諸多重要分析，例如“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等等，都明顯衍生自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
當然，馬克思本人的理論是隨着西方經濟發展而形成。因此，結合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理論來了解中國經濟與西方經濟理論，就變得很容易了。
事實上，依據馬克思理論亦或西方經濟理論，論述中國經濟發展，並不是什麼難事。不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詞彙更精確簡潔。
鄧小平理論及其分析，提供了一個瞭解中國與全球經濟事件的清晰框架。我能對中國經濟作出精準的預測分析也是基於此。如上文所述，這是我對全球經濟的重大變化能作出準確預測，而絕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卻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原因。
因此，沒有什麼比“1949年後的中國理論對中國智庫發展是一個障礙，而這需要中國進口‘憲政主義’或‘經濟學’等西方思想”這等想法更荒謬的了。事實證明，就中國自身發展與全球經濟而論，中國創建的經濟框架是正確的。
中國理論非但不是障礙，反而是瞭解現實的一個跳板，而且全球經濟事件證明，尋求用西方理論代替中國理論是錯誤的。當然，鄧小平理論或者毛澤東思想，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它們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因此，包括人大重陽在內的中國智庫要想成功，就需要完善而非替代中國1949年以來所構建的理論體系。
中國經濟學領先西方
當然，我解讀鄧小平理論的方式有點不同於中國分析家——我開始瞭解他是基於基本的經濟理論問題，而非中國的具體經驗。但幸運的是，儘管每個國家的經濟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但經濟規律具有普適性。
鄧小平曾明確提到“中國的獨特國情”與“中國特色”，他還指出：“我們努力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2”習近平同樣指出：“只有堅持這一基本原理，我們才能把握歷史前進的基本規律。只有按歷史規律辦事，我們才能無往而不勝。3”這是非中國人和中國人即使起點不同，但依據基本的經濟框架，最終能得出相同結果的原因。
但中國所取得的實際經濟成就（人類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與主要國家中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與理論一致結合，才形成這些經濟政策。
這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人都無法掩蓋這個客觀事實。這意味着中國經濟思想已領先西方——當然，這並不是説中國不需要借鑑其他國家的任何經濟學思想。只是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經濟分析的基本框架比西方更先進。
不過，就中國經濟學領先西方的時間順序而言，我和世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與高級副總裁林毅夫略有不同。林毅夫在其所著的《從西潮到東風》中寫道：
“現代經濟學以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作為標誌和起點，從斯密到1930年代，大師級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是英國人或者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1930年代以後，則是美國替代了英國。大師級經濟學家在時空上的相對集中性，同經濟學屬性有關。”
“經濟學理論在於用一個可以説明因果關係的簡單邏輯體系來解釋現象，現象越重要，理論也就越重要。什麼叫大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大現象。社會經濟變量有成千上萬，對經濟學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個經濟體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關鍵的真實的社會經濟變量。”
“如果説到2030年左右中國能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各種經濟現象也就會越來越重要，中國的經濟學家或者説在中國工作的經濟學家，就能比較好地把握中國現象的本質，這樣的經濟學理論貢獻也就越大。我相信，經濟學研究中心向中國轉移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4
但事實是，就結果而言，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僅優於絕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支持的諸如“休克療法”等理論，而且中國的理論具有一致性。這説明，中國經濟思想的基本框架已領先西方——我曾在拙文《鄧小平與凱恩斯》中分析了此原因。
西方應學習中國經濟思想
對西方人來説，學習中國經濟思想，存在一些客觀上的困難。很遺憾，除了胡鞍鋼與林毅夫兩位中國當代經濟學家的著作被廣泛翻譯成歐洲語言，以及餘永定因為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屢屢發表他的文章而廣為人知外，中國當代許多經濟學家的作品並沒有被翻譯成西方語言。
西方圖書出版公司與《金融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西方財經媒體，僅提供小得令人尷尬的版面給中國經濟學家，另一方面則給時常發表一些錯誤言論的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大量的版面。
過去五年，同步翻譯軟件取得了巨大進步，使得外國人得以拜讀許多中國經濟學家的作品成為可能。
與此同時，對我來説，在中國工作可以縮小許多差距，因為在中國之外所能看到的中國經濟學家的作品還是很有限——他們的作品一般是以實體書而非電子書出版，非中國讀者基本上很難看到。因此對中國經濟學家的認識不多，其實大量的中國經濟學家值得學習，我對此深有體會。
但對外國人來説，這個問題也不應過於誇大。中國最重要的著作很久以前就已被翻譯成各種外國語言。《鄧小平文選》（第一、二、三卷），《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毛選》（第一、二、三、四五卷）與習近平的許多作品，已被翻譯成各種外文版。
那些希望閲讀這些作品而非夜郎自大的西方經濟學家作品的人，現在很容易藉助各種譯文版，瞭解中國經濟思想主要框架。
如果我的中國同事知道許多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從未讀過鄧小平、毛澤東、習近平或者中國經濟學家的任何作品，而只是通過西方作者的書籍評論中國的話，他們一定會很震驚。
相反，我的做法是，直接閲讀中國作者的作品，包括他們作品後繁多的註釋、參考文獻，甚至會收藏他們的一些作品選集以備後用。
鑑於此原因，我很容易融入習近平所稱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5。因為，雖然我不是中國人，但我已依據中國經濟理論框架，分析全球經濟問題數十年。
我在中國智庫工作的收穫
我在中國智庫工作，讓我收穫了很多。按照西方標準，我可以更為具體地瞭解中國國內經濟。雖然我已寫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二十多年，但許多中國經濟學家顯然比我更瞭解中國經濟。通過與中國人民大學前校長、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人大重陽執行院長王文以及其他同事一起工作，我學到了通過其他方式無法獲得的中國經濟知識。
除了研究中國國內經濟外，我從見證人大重陽承辦“一帶一路”各種國際對話活動與“G20全球峯會”，並從中獲益匪淺。
羅思義加盟人大重陽，右為人大重陽執行院長王文
與人大重陽中國同事的互動，即使一個小時的會議或者更短時間的討論，也比數週通過媒體和書籍瞭解中國所獲得的信息更清晰，從而產生更多的靈感。此外，在人大重陽工作讓我可以隨時就一些問題向他們請教，與他們一道追蹤熱點討論。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我所寫的一切都是受與人大重陽的中國同事互動的啓發而寫。沒有這一點，《一盤大棋》不可能有機會問世。
我能為中國作出何種貢獻？
更重要的問題是，作為在中國重要研究機構之一工作的外國人，我能為中國作出何種貢獻？
從某些方面來看，我的專業知識應該對中國有所用處。因為2000-2008年我曾任職英國倫敦前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這個職位相當於中國的副市長），負責研究制定倫敦的經濟政策，這讓我擁有直接管理全球經濟最發達的複合型城市之一的經驗。
鑑於倫敦的經濟規模比許多歐洲國家還要大，這也許對中國城市發展有益。在我為倫敦市長辦公室工作期間，我曾負責西歐最大的建設項目——橫跨倫敦的Crossrail鐵路線建設工程的協商談判工作，此項目投資達200億美元，這讓我擁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實際經驗。我也曾直接參與世界最大的運輸系統之一——倫敦交通運輸系統的管理工作，我在國企的實際經驗有助於我分析國企管理。
我曾在我的文章《國企給中國巨大優勢，改革後呢？》中談到了這方面的經驗，我很高興我的這篇文章能在中國一家重要媒體上發表。
我還曾負責倫敦的推廣和營銷工作，包括成功申辦2012年倫敦奧運會——推廣倫敦的年預算高達數百萬美元，這意味着我與世界重要的廣告公司與公關公司都有過合作的經歷。在此期間，因為倫敦屢屢被國際機構評選為“世界第一城市”，其贏得了“國際軟實力之都”的美譽。
2006年4月，倫敦和上海締結友好城市簽字儀式，羅思義站在後排左一。
在此之前，我任職一些大型跨國私企的顧問。 1992-2000年，我在俄羅斯期間，曾多次與俄羅斯高級官員會面，這讓我對俄羅斯也非常瞭解。
希望我的這些經驗能對中國有用。但我也相信，從基本的理論原因與實際經驗來看，外國人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政策上制定發揮具體的作用。這是因為具體政策的決策，需要獲得大量詳細的資料，這對一個外國人來説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擺在面前的問題是，我不是中國公民，那麼我能為人大重陽乃至中國作出何種貢獻？
説起來有點矛盾，但實則又不無道理的。不過，我比中國公民擁有更多的國外經驗，這是我能對國際經濟作出準確預測的原因。
基於此，我曾數次寫道，西方機構自2008年以來對國際經濟增長趨勢的看法過於樂觀，國際基金貨幣組織（IMF）和其他國際機構作出的經濟預測太樂觀。
我的分析得到了證實，IMF和其他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組織反覆下調預測期望。因為中國是世界最開放的主要經濟體，因此這就需要對國際經濟作出正確的預測。作為了解國際經濟、瞭解中國與國際經濟的系非中國公民的我，對中國智庫是能有所益處的。
其次，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是，外國人固有的劣勢使得我們不能充分的追蹤很多經濟上的細節，但另一方面這一劣勢卻成了潛在的優勢，我可以更關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特徵，使我能夠集中精力分析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大問題。
比如有人在12000米高度飛越喜馬拉雅山，他不可能看清許多細節的地形特徵的，但是他會對山峯的總體輪廓認識的更為深刻。
中國著名報紙之一的一位編輯曾對我説過：“我們不會讓你承擔不可能的任務（試圖用中國人角度看問題），那樣你對中國毫無用處。我們當然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可能瞭解，因為你不是中國人。但你也有可能看清我們有時沒注意到、被細節所掩蓋的事情。”
從兩種不同的視角看同一件事，也許有時更利於看清全貌。
實踐經驗已經證明，只要看清事物的某些特徵，就能據此制定基本的策略。我知道這一事實，是因為我發現，某種情況下我所作的分析對中國有用。
比如，“對中國的敵人——某些國際勢力來説，中國無法被‘殺死’，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忽悠其‘自殺’”，“相較太平洋上的美國航空母艦，新自由主義思想對中國的危害更大”等等。
幸運的是，身處數字媒體時代，自有一些客觀衡量標準判斷，外國人的分析是否符合中國的利益，以及是否對中國有用。
去年抗戰勝利70週年大閲兵之際，我曾寫了一篇重點描述中國對二戰所作貢獻的文章，在線閲讀數達到逾80萬。我覺得，其引起中國讀者的極大興趣，在於我從歐洲人的角度強調了中國在二戰所作的決定性貢獻。
我曾在俄羅斯居住8年，所以我很清楚，日本1941年未配合納粹德國從蘇聯東部攻擊蘇聯，是因為中國牽制了日本的絕大部分兵力。
去年香港反對派“佔中”之際，我曾寫過一篇英國對香港問題虛偽本質的微博，在線閲讀數達到逾500萬。
另外，我還對偏袒“佔中”的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分析發文，“佔中”完全不得香港民心，終將失敗。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我的分析是對的。
這些數據提供了客觀的證據，我所寫的東西不僅正式發表，而且引起中國讀者的濃厚興趣。毫無疑問，我很高興知道，我的一些想法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因為我從中國學到了很多，所以我很高興能對中國有所回報。
在中國工作的實際影響
最後，也許中國讀者有興趣知道，一個西方人在中國工作對自己有何實際影響，《一盤大棋》是否是這種影響的一種體現？
我數十多年前依據學習鄧小平與中國經濟改革理論基礎，形成的基本經濟理論框架，並沒有改變——這是因為基本的經濟理論並不基於任何細節，而是經歷整個發展過程並接受考驗。
但當然，我在中國工作的經驗，大大加深了我對中國經濟與其地緣政治地位的認識。這反過來進一步澄清了許多問題。
這意味着我在《一盤大棋》的看法，可能比我數十年前首次接觸這些問題時形成的看法更清晰、更準確。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直接與中國同事一道工作，這一點我已在上文有所描述。其次是我從與我合作的中國編輯所獲得的直接反饋、意見與幫助，這從我過往的文章與《一盤大棋》裏都有所體現。
但相較我首次到中國時的另一個巨大優勢，是社交媒體與互聯網。
11年前(2005年）我首次到中國時，由於時間的限制，遇見的大多數人必然都是商業人士、學者與政府官員。這樣的會面非常增長見識，也容易獲得更多靈感，這些會面至今讓我受益。會面的本質也決定，這是與特定羣體的會面。
但我想儘可能地瞭解中國，這意味着我需要儘可能多地瞭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我曾在法國住過3年，在俄羅斯住過8年。我所作的最重要決定之一，是我住在這兩個國家時，都是住在該國居民家裏。
這幫助我學到了法俄兩國的風土人情。但在中國，這就有點不切實際。因此，要想了解中國與獲得中國最廣泛的人羣是如何生活的更多信息，我只能另闢蹊徑。
為了倫敦中國周的宣傳，羅思義邀請當時炙手可熱的歌星李宇春到倫敦參加活動，右為當時倫敦市長列文斯通。
2012年和李宇春在一次活動上，老羅是鐵桿玉米。
我通過與中國朋友吃飯時閒聊收穫頗豐。另外，我時常會到我中國朋友家或者他們父母家做客，參觀一些中國演出與活動。
我對參加一些中國的大型活動特別感興趣，在那樣的活動中，只有我一個外國人——因為這會最大限度地減少外國元素的影響（搖滾音樂會就是一個例子！）。我還記得，一位中國朋友的父親載我到機場時，我在漫長的旅途中通過與他的聊天學到了很多東西——確切地説，我們只是偶遇。
對外國人來説，互聯網改變了與本地人交流的方式。我註冊新浪微博時只有4個粉絲，令人驚訝的是我現在已有40多萬粉絲了——我從與他們的互動中收穫良多。
我還發現，除了人大重陽之外，我最有價值的合作是通過互聯網完成的。
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我發現我這個英國人在微博上寫的笑話，也能引起中國網民的共鳴，讓他們開懷大笑。歡笑是心靈溝通與瞭解的橋樑，這種自然迸發的情緒拉近了我與中國網民的距離，我為此深感高興。
當然，我也知道，參與社交媒體或者網站文章討論的人，只是中國的部分人口——即使中國現在有一半人使用互聯網。但他們的範圍也遠比我首次來中國時接觸的人廣得多。
因此，互聯網讓我有機會更進一步瞭解到我想要的東西——不僅僅與專業人士打交道。雖然與專業人士的互動非常有價值，但與中國最廣泛人羣的互動更有助於瞭解中國思想。這等於幫助我重温此前讀過的一些中國的重要作品，並進一步加深理解。
所有這些過程都大大加深了我來中國前所作的分析，《一盤大棋》也因此問世。
中國文化讓我困惑的地方
如果把上面談及的比喻為正的資產負債表，那麼我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呢？
具體而言，我在中國生活的社會難度非常小。除英國之外，我在巴黎生活和工作過3年，德國6個月，莫斯科8年，現在在中國已6年多。我的經歷證明，2008年北京奧運會“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非常貼切。
當然，“中國夢”稍微有別於“英國夢”或“美國夢”。但在不同國家居住的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對所有國家而言，80%的人是相同的，20%的人則有所不同。
當然，中國文化特點對西方人來説有點難度，正如西方文化特點對中國人來説亦有難度一樣。就個人而言，我發現最困難的一點是，中國文化相較西方文化不願意説“不”，或“直截了當地批評”！
這造成了一稍微奇特的情況，如果我在中國受到批評，我確信它是真的。但如果我收到讚美，我不確定它是否是真的！我被迫以客觀標準——文章的閲讀數、評論數，來作出衡量。但這些都是小事，西方文化特點對中國人來説同樣存在難度。
經濟學要嚴謹
最後談回我的專業領域。我曾強調過中國經濟思想的巨大正面意義。但相對來説，中國這方面的劣勢是什麼呢？我在《一盤大棋》注意到了這一點，也對此作了評論。
就我看來，到目前為止，最嚴重的問題是在實踐領域——經濟統計學與測算存在技術問題。雖然我曾説過，中國的總體經濟框架優於西方，但這不意味着西方經學家的貢獻不值一提。
特別是，就實證研究而言，西方經濟學界的兩個傑出人物——經合組織前首席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 (Angus Maddison)，與其研究成果改變了官方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式的戴爾•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他們的研究大幅提高了全球經濟發展的實證認識水平——這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
老羅參加CCTV節目錄播
這導致聯合國、經合組織、美國統計機構和其他組織完完全全改變了增長統計方法，引入更為正確的經濟增長測算方法。
戴爾•喬根森所著的《為何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對此原因進行了分析。要做到中國諺語所説的“實事求是”，論述真正的事實就非常重要。
讓我感到困惑的是，常常看到部分中國媒體進行經濟討論時，一再使用錯誤和早已過時20多年，現已被國際統計機構正式拋棄的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這非常危險，因為中國這艘經濟之舟要正確航行，需要一張準確的地圖。
技術經濟學問題所吸引的人羣遠不及分析地緣政治、中美關係、二戰來得廣泛，但其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戰略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我看來，作為外國人，我的優勢在於，我比西方人更瞭解中國經濟學框架，比中國人更瞭解現代經濟增長成因分析方法。尤其重要的是，這樣的分析進一步鞏固而非替代中國1978年啓動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政策框架。
拙文《怎麼理解習近平的經濟思想》也曾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分析，我也把此視為我對中國智庫發展可以作出貢獻的最重要領域之一。
中國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最後我來回答，為何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發展如此痴迷。
我可以很誠實地説，三十多年來中國已經越來越多地主宰了我的思維——很久以前我甚至曾經想象，我有機會到中國嗎？
首先是基於我對中國的熱愛，以及中國最先進的經濟思想。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已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世界史上最多人口的生活水平。
此外，中國還取得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增長成就。如果任何一個人，試圖否認這些客觀事實，那麼這只是揭示，他們的偏見導致他們否認事實——因為這些都是經濟事實。此外，這種想法完全是個笑話——不過是體現了西方人的傲慢。
因為我學過鄧小平的著作，我很早以前就知道，那些一道與他共事過的人擁有世界最先進的經濟觀念。但我並不是説，中國不需要借鑑別人，而是説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理論。
正如事實所證實的，中國經濟理論對中國乃至至全球經濟發展的分析，比西方經濟理論準確得多。我痴迷任何領域的最先進思想，因此中國吸引了我，我也獲益良多。
當然，中國並沒因此而自滿，而是虛心借鑑歐洲包括馬克思的思想，以實現民族復興。所以，歐洲現在可以嘗試借鑑中國思想！
但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任何理論的設定，都是以推動人類實際進步為目的的。因此，讓我們從中國人的角度回顧習近平對中國的民族復興與人類發展關係的評述：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的責任就是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6
當然，對任何非中國人來説，出發點必然是不同的。他們是從全人類的角度看中國，而不是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但結論是同樣的。
由於中國所取得的巨大實際成就，由於其擁有的高屋建瓴的知識成就，中國現在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全人類邁出的最偉大一步。中國的民族復興事關中國而非其他人的命運，但中國的利益與全人類的利益一致。
因此，我對那些想阻止中國崛起的勢力，比如美國新保守派，抱以最大的蔑視。這樣的勢力希望阻止逾13億人實現繁榮、過上最好的生活。
對中國人來説，這是阻止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一種卑鄙企圖；對外國人來説，這是阻止當今人類邁出最偉大一步的企圖。
因此，中國人和外國人雖處於不同的起點，但他們在這一點上的目標一致。
在我來到中國之前，這些看法在我的生活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三十年前我開始研究中國時，我從未想到我會有機會來到中國，更不用説是為中國最重要的研究機構之一工作了。我只是尊重事實，而事實不分國界。
因為中國邁出的最偉大一步也是全人類邁出的最偉大一步，以及中國饋贈我的豐富知識，也給予我機會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做出小小的一點貢獻——雖然對於中國所給予我的，我所償還的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所以，我盡力在《一盤大棋》反映我從中國所學的智慧。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希望中國讀者能夠了解，我開篇的這段話並非僅僅是客套話，而是我發自內心的話：
“我不會奢望本書會帶來重大影響，而是旨在向大家推薦國際最先進的經濟研究方法，因為我已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國經濟三十年。如果將中國的成就比作撒哈拉沙漠，那麼此書就是一粒沙子。不過，正如一個朋友所説的，如果你只能扔一粒沙子，你得確保這粒沙子是扔在正確的位置！如果本書扔的沙子和中國前進的方向一致，那麼就沒有什麼能比這帶給我更大的滿足感了。我希望中國讀者們扔的沙子也和中國前進的方向一致。”
註釋
1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The People’s Wish for a Good Life is Our Goal）第137-144段落。
2見鄧小平979年3月30日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節選自《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73頁。
3見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Carry on the Enduring Spirit of Mao Zedong Thought）第543)段落。
4見林毅夫2012年所著的《從西潮到東風》。
5見新華社2014年10月27日報道“習近平要求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Xi calls for new type of think tanks）：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4-10/27/c_133746282.htm
6見習近平2014年所著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The People’s Wish for a Good Life is Our Goal）第137-144段落。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關心財經大事，請掃碼關注羽扇觀經guanchacaijing，閲讀中國經濟崛起背後的故事。近期羽扇觀經將推出贈書活動，喜歡羅思義的新書，請密切關注羽扇觀經的活動通知，並積極參與互動，將有機會免費獲得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