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基礎與動力——協商民主何以在中國成長

【“協商民主”是中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特點之一，但很多人並不瞭解什麼是協商民主，協商民主為什麼會在中國產生。作者****在中央和國家機關“強素質·作表率”讀書活動主題講壇[2016年第1期，總第81期]上闡述了這些問題，本文為演講整理稿。】

各位領導，很榮幸在2016年第1期讀書活動主題講壇上給大家講協商民主。這個榮幸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協商民主本身，協商民主也值得在這樣一個講壇上作為2016年第一個主題呈現給大家。

2016年中央出了關於人民政協建設的意見，第一次明確中國將用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這兩種形式來實踐人民民主。十八大明確了要進一步推進建設和完善協商民主。去年年初《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中提出了要在廣泛和多層次的領域推進協商民主。這其中包括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等等。作為中國民主的重要形式，協商民主無疑是中國建設和發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國製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的重要體現。上世紀90年代，西方流行協商民主這個概念，但是中國並不是因為西方用這個概念而實行協商民主，它直接源於中國自己的實踐和探索。1987年黨的十三大在構想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大框架的時候，就開始有意識地把人民政協的協商擴展到更大的領域裏面去，提出要加強和完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這就使得政協的協商拓展到政府與社會關係上。

我受到十三大提出“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啓發，在2003年寫了一篇關於協商與中國民主發展的文章。為了區別西方的協商民主，我當時沒用“協商民主”，用的是“協商政治”。我當時明確強調，協商政治應該是中國的民主發展的一種形式。今天看來，這並不是我有什麼先見之明，我只是把中國政治建設的內在邏輯呈現了出來。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確定協商民主，實際上為實踐人民民主找到了一條有效的路徑。但是找到了協商民主這條路徑，並不等於我們就把協商民主運行好了，就像當年西方搞競爭性的民主選舉一樣。西方很早就開始搞選舉民主，但是真正成熟是很久以後的事。中國確定了協商民主，並且將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配合，這僅僅是開始，我們後面面臨的重要任務是如何使協商民主完善起來，系統化、程序化、規範化，使它真正發揮作用，使它真正呈現給世界一種有效的、全新的民主文明。從這一點上來看，協商民主對中國的意義是，既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條件下的民主建設，同時也給中國人提出了史無前例的歷史使命：如何創造新的民主文明呈現給世界。

今天我跟大家討論的話題就是協商民主何以在中國成長，它的基礎和動力在哪裏。

一、民主與協商民主

民主是每個人耳熟能詳的東西，但又是每個人經常感到困惑的東西，何為民主？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民主問題搞不清楚，協商民主也就搞不清楚。

（一）人為什麼需要民主？

今天與任何一個人講，我不給你民主，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夠接受，但人為什麼需要民主呢？我們必須回到最原點來看。人和一般的動物不同，一個最根本的不同點在於人是追求自我發展的，既受本能控制，但是又力圖從本能出發，去創造新的生命意義，因為人有意識。人的意識使人的慾望變成力圖創造無限可能的生命意志。這種生命意志在現實中的存在就是要追求自由，人追求自由的本質就是要實現自我更好的發展。我們講以人為本，很核心的一點就是尊重人的自由發展，這是今天中國共產黨信奉的最基本的原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真理所有的。但人的發展是離不開社會的，人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實現更好的自我發展。這一點休謨在《人性論》裏講得很明白：人和動物相比是飛不上天的，人是跑不過動物的，但是人最終成為萬物的主宰，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可以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合力，這就是社會。

因此，人組織社會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自我發展。但是人如何在社會當中實現共存，你要追求自由，我也要追求自由，如何共存在一起呢？因而就會形成規則，而這個規則就構成了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人是要追求自由發展的，人的發展是離不開社會的，而社會的使命是要使人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因而這個社會應該是有序的。而有序的社會是應該根據人們共同的意志來達成的，這就是民主的最直接的表達形式，所以民主最直接的表達就是人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治。而自治的目的就是人們所組成的社會對每一個人發展都是有意義的，是能夠保障和推動每一個人發展的。自治在小範圍是能夠實現的，但當社會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隨着多元性和複雜性的增加，完全自治就非常困難，這時候人們就想出一個辦法，找一箇中介的力量或者第三方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公共權力。公共權力要得到運行，就必須委託具體的人，讓其掌握公共權力，並建構公共權力運行所需要的規則和組織，從而使得一定規模的社會依然能夠保持在秩序的狀態。公共權力及其衍生出來的制度和組織，共同構成一個虛幻的政治共同體，我們稱之為“國家”。

馬克思有一句話，“國家是一個虛幻的共同體”。國家是一個外在的力量，但是這個外在力量很重要，人們藉助這個外在力量實現社會利益的協調和秩序的建構。在這裏要插一句，人類是非常聰明的，人在建構國家這個虛幻的力量之前還建構了另外一個虛幻的力量，這個虛幻的力量不是解決你我之間的衝突，而是解決人內心的衝突，即理智與情感、理性與慾望之間的衝突，這個力量就是“神”。人創造了上帝來解決人內心的衝突，人創造了國家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論是宗教，還是國家，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創造了國家，人們就能在更大的共同體裏存在。國家公共權力高懸於每個人的頭上，委託具體的人去掌管公共權力，建構秩序，使每個人都能自由發展。但問題隨之而來，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不是神，也是人，因而他也有自己的利益和想法，於是人們就提出一個問題，如何使得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不會變成奴役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真正幫助每一個人實現自我的健康發展？對於這個問題，人們最終形成的想法是：公共權力確實是這個國家需要的，但是這個國家必須是能夠被我們所掌握、所監控的。因而國家的權力應該掌握在創造國家的每個人的手裏，這就產生了民主的政治意義：民主就是人民統治，人民在國家共同體當中是掌握國家公共權力的主體。

分析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明白一點，人們之所以需要民主，是因為人們離不開社會，也離不開國家，而社會和國家要真正成為幫助人們實現自我發展的有效的和正當的力量，就必須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在社會和國家裏依然是主體力量，國家和社會依然是由人民來治理。民主的本質就在這裏面。最直接的表達就是自我管理，其政治表達方式就是把國家控制在人民手中，這就是“人民統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民主沒有什麼玄奧的地方，因社會和國家的組織和治理而起，其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落實於人的自我發展。沒有社會和國家，也就無所謂民主。

（二）協商與民主

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做主。人民做主的核心是什麼呢？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是什麼？就是共議，有什麼問題大家一起來討論，秩序是共同維護的，目的就是實現你我共存在一起。很多時候，自治的方式往往會採用鄉規民約的方式來實現，這也是一種民主。美國人比較自豪的一點是，它的民主是從“根”裏長出來的，這個“根”是什麼？就是從自治慢慢長出，然後變成地方政治，最後形成國家政治。因而，美國是自治政府決定地方政治，地方政治再決定國家政治。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與選舉相比，協商是更為直接的民主呈現方式，民主的原生態不是選舉，而是共議和協商。所以，不要認為中國是因為搞不了選舉民主而採取協商民主的方式，中國選擇協商民主，是用民主的原生態形式來做的。從協商這一原生態的民主方式去發展中國民主，到底要走多長的路，今天不好説，但是這個方向沒錯，符合民主的本意，符合民主的真諦。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對中國搞協商民主不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來看，沒有理由提出質疑，相反應該促其積極成長和健康發展。

（三）協商與協商民主

首先，民主是一種國家制度，這句話是列寧講的。過去只是把它當成口號來講，沒有悟出其中的真諦所在。我前面講了民主最重要的是要維繫人民的統治或者人民做主，之所以強調這點，是因為我們必須生活在國家這個共同體裏面，沒有國家，社會沒辦法延續，因而所要建構的一種人民統治，不僅要使每個人得到自由發展，而且要使得自由發展所離不開的國家共同體能夠保存。共同體是安全的、和諧的，每個人自由發展就是有保障的，因此真正的民主建構，既要能保證每個人的發展，還應該保障這個國家的共同體是穩定、有序、可持續的。

所以，任何國家的民主的建構不能只考慮一維，一定要考慮兩維，一維是人，一維是國家，兩者要平衡在一起。

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關於評價政治體制的三個標準是正確的。好的政治就是要解決三個問題：人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穩定。現在很多人考慮民主只考慮人，不考慮能否解決社會的進步問題，不考慮能否解決國家穩定的問題，這是錯誤的，這三者要統一在一起，不統一在一起的民主是有形而沒有質量的，我們稱之為“劣質民主”。劣質民主既不能創造社會進步，也不能創造國家穩定，最後貽害的是所謂有自由但沒有生存能力的人。劣質民主給了人民所謂的自由，但是無法保證他們生存與發展。所以民主一定要平衡在人、社會與國家三者共同發展基礎之上。當然其立足點和出發點在人，不在國家，但不能因此否定民主必須去平衡這其中的關係。

現在很多人開始強調國家能力對民主發展的價值。要平衡人與國家，進而要把人民自主管理、人民統治以制度的形式保留下來，不能光有理念，光保障公民權利，要用系統的制度性來同時保障個人與國家，既使得人的自由發展有保障，又使得國家和社會協調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選擇協商民主充分考慮了中國社會的制度性質、社會性質所需要的平衡關係。

大家會提出一個問題，你既然是講民主，為什麼西方選擇的是選舉民主，而我們最後會選擇協商民主？這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實際上，在古希臘民主不是好東西，古希臘政體的選擇是基於維護城邦的需要，基於城邦的結構來選擇政體。社會結構中平民比較多，社會的中堅力量不是很強，很多事情不是由一個智者來統治，是由大眾來做主的城邦，就往往選擇民主政體這種形式。如果社會結構中貴族力量比較強，就選擇貴族政體形式。在古希臘時比較好的政體形式是混合的，其中強調這個社會要有一部分精英力量能夠幫助這個社會，但是精英必須是遵循公共利益的，這種政體中自然包含民主的成分。在古希臘，不管用什麼形式，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個政體的選擇是從城邦的公共利益出發，從城邦的需求出發。所以，西方將古希臘的民主稱為“古典民主”。現代民主從哪一點出發呢？現代民主從另外一個維度出發，也就是從人出發，從人的發展出發。

為什麼現代民主從人的發展出發呢？關於這一點必須回到馬克思的基本理論當中來。馬克思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要追求自由發展。但是人的發展就像一個嬰兒，在年幼的時候是依賴於母體當中的，依賴於他人的，因而人最初的時候是作為共同體一員而存在的，馬克思把這種人稱為“共同體的人”。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所謂的“單位人”，只有隸屬一個階級或共同體才能在社會中存在，但是人的發展和對自由的追求讓他們逐漸擺脱對共同體的依賴，尋求獨立和解放。尋求獨立和解放的最重要的變化就是：人從單位人、共同體的人變化為獨立的個人，這個獨立個人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馬克思稱之為類本質的變化，這個變化產生了一場重大的歷史運動，這個歷史運動就是現代化。

今天所謂的現代民主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從人的個體權利出發構建現代民主，西方就是由此構建出現代民主形式的。西方人在構建現代民主形式的時候結合了西方的政治傳統。西方政治傳統一開始有公民大會，有元老院，有在中世紀就萌芽的代議形式。到了近代和現代交接的時候，有些國家比如法國，就產生了限制君主的各階層的代表會議，叫“三級會議”。代議制在西方有很長的傳統。而代議制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限制君主。代議制最初的主體力量是貴族，並藉此將限制君主的代議制度最終確立起來。到了現代，尤其是到了20世紀普選的時代，這種制度就與以個人為主體的權利政治銜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今天所説的代議民主。一開始的銜接僅僅是強調個人權利的神聖性，國家要保障個人權利，國家是保證每一個人發展的重要工具，所以一開始強調的僅僅是國家是人的產物，不是神的產物，國家要保障每一個人。但最初的代議制以及與之相伴的選舉制，並不是以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為前提的，當時就有了“兩票制”，強調富人應該比窮人有更大的決定權。

隨着代議制和每個人權利相銜接就產生了普選政治，普選政治形成以後就面臨着一個問題，誰來運行代議的權力？在這個過程當中產生了西方的政黨政治。西方政黨政治的產生使得競爭性的選舉變成歷史的必然。但還有一個東西也使得競爭選舉成為歷史的必然，就是古希臘遺留的傳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是固定的，應該是輪換的。在中世紀的時候統治者不是輪換的，是固定的，現代是需要輪換的。政黨政治再加上權力在社會中輪轉，就使得競爭性選舉變成西方內在衍生出來的民主形式。

中國的邏輯是什麼？中國的邏輯也是從人出發，但一開始不是從獨立的個人出發，而是從人民出發的。講政治要把原理講明白。再回到西方的邏輯裏面。既然代議民主、選舉制民主運行得好好的，為什麼在代議民主之外還要搞協商民主呢？既然是代議的，那麼作為權利主體的個人選舉議員，議員憑藉委託的權力進行決策，因此人們委託給議員的是把決策的權力給他，議員拿到這個權力之後就進行運作。人們能夠監控議員嗎？不能，人們只能在定期選舉當中進行監控，因而這種監控是對人的監控，對議員在任職期間的權力和運作是不能監控的，可以表達但不能監控。因此代議民主運行到一定程度以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選民選舉議員，議員看起來能夠聽取選民意見，但選民的意志無法進入到政治過程當中。在政治過程中運行的意志實際上是議員本身的意志。很多的公共事務是與選民直接相關的，而選民卻不能直接參與其中。於是，選民認為不行，我要參與其中，這樣，在議員和選民之間就插入一個民主的機制，這就是協商民主。西方協商民主是因為代議民主本身的不足而產生出來的，它和選舉民主不是並列的關係，選舉民主是解決大的政治問題，協商民主是彌補代議民主不足而運行的民主機制，解決的是公民參與問題。

話説回來，中國為什麼搞協商民主？和西方的協商民主有什麼區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點，今天的中國不僅僅是1949年革命以後的中國，也不僅僅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就像習總書記經常講的，是五千年的中國。在當今的人類文明史上，一個五千年的文明延續不斷，一個兩千年依然維繫國家大一統的，唯有中國；一個五千年的文明今天依然興盛的國家，也唯有中國。在這一點上應該要有民族的自信。

中國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其答案還是在中國的現代化本身。我剛才講，現代化是基於人的解放而產生的，而這種解放是類本質的變化，形成整個現代化歷史運動，馬克思認為這個歷史運動的下一步不是一個獨立個人，而是獨立個人變成真正的自由人。到了這個狀態人類產生的歷史運動是什麼？馬克思給了一個詞“共產主義”。如果參照現代化的歷史運動來想象共產主義，誰都沒有權利否定共產主義，就像在一千年前誰能想象到今天的現代化。馬克思的偉大就在於他有很強的歷史邏輯，他説未來的共產主義是基於自由人而進行的歷史運動。就像今天的現代化是由人類的獨立解放和獨立個人來構成的運動一樣。這是極為深刻的。現代化的歷史運動對古代文明所產生的衝擊是致命性的，因為它使得承載人類文明的主體發生了變化。這種致命性的衝擊往往會使得傳統的或者古代的整個政治體系和政治結構崩潰。

中國在這個現代化過程當中，整個政治體系被徹底摧毀。中國有兩千年封建史，但是中國沒有留下君主立憲。而英國的君主查理一世被殺了，最後英國人還是領回一個君主建立君主立憲。中國君主專制那麼長，卻沒有建起君主立憲，而西方的君主那麼弱，卻建立起了君主立憲，這與社會結構的基因有關。西方是貴族社會，貴族是需要君主來代表和整合的。傳統政治體系解體的最直接的後果往往就是整個國家分崩離析。近代中國經歷過這種危險沒有？經歷過，但是這個國家迅速又重新聚合起來，維繫住了大的國家版圖和結構。這其中的關鍵是要重建一套新的體系與之相匹配。中國人在比較短的時間裏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在建構現代制度體系的時候，不是從人的自由出發，而是從人民的整體聚合出發。這是關鍵之關鍵。

在這個過程當中，孫中山先生居功至偉。舊的體系毀了以後，中國也搞過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搞過選舉，但孫中山先生説過一句話，他説我也搞了美式的民主，也搞了共和，但是我運行了那麼長時間，居然還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俄羅斯的革命比我晚，它卻成功了，我為什麼不能成功？孫中山後來發現，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沒有把整個社會聚合為一個整體，並且用整體的力量去建構民主共和。孫中山有一句話經常講：“我要用主義來凝結人民。”他為什麼要用主義來凝結人民呢？我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中國傳統帝國形成的政治結構比較簡單，就是官和民的結構，中間是讀書人，讀書人既是官員系統的預備，同時又是管理社會的力量。整個帝國體系解體以後，官員這個系統就沒有了，因此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整個社會呈現出的主體是廣大民眾。原來民眾是通過傳統制度凝聚成一個整體的，現在這個傳統制度沒有了，民眾就直接呈現為社會的主體力量。這個民眾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分散性。所以孫中山先生也説：中國是一盤散沙。這種分散性過去常常被看作是國民性，這不完全對，這應該是政治性的分散。因為原來是在一個體系中存在的，體系沒了，就自然以分散形式呈現出來。在一盤散沙的社會之上重新建立一個整體的國家，就需要一個有效的核心力量，把社會聚合為一個整體。這個有效的核心力量就是孫中山發起組織的革命黨。這個政黨和西方的政黨是兩個概念，它的使命是把所有民眾凝聚成整體，能夠建構一套把國家維繫下去的政治體系和發展模式。正因為這個政黨要承載這樣的使命，孫中山認為這個政黨要用主義來引領人民；由於政黨要建立新的國家，所以這個政黨要有軍隊，這樣，黨、國、軍、民，就形成了特殊的結構關係，這種結構關係保證了我們這個古老文明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實現了整體轉型，創造了人類發展奇蹟。當然這個過程是很複雜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未來社會制度是什麼？孫中山先生也好，中國共產黨也好，都選擇社會主義。孫中山講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是國家的權力應該掌握在民眾手裏，這就是孫中山的平民政治。毛澤東説平民政治是對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講這裏面必須加上一句，即這個平民政治應該有一個核心主體，也就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代表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建立了這套體系。這套體系的出發點是讓人們得到解放，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因而我們是從人民來建構民主的。這就使後面形成的整個制度的運行模式與西方是不一樣的，我們有自己的一套邏輯，這套邏輯的核心是人民民主。講到這裏，可以回答大家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同樣是民主，西方文明的出發點是人民主權，我們的出發點也是人民主權。區別在於西方是從個人出發的，我們是從整體人民出發的，我們如果也從個人出發就沒有今天的國家。歷史和理論的奧秘就在此。

二、協商民主契合現代中國

（一）協商民主是中國深思遠慮的民主形式

美國人非常自豪的一點，是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深思遠慮的結果，是充分考慮了歐洲實踐的各種政治的利弊以及美國的基礎建構起來的。作為美國政治經典的《聯邦黨人文集》開篇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註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中國的政府、中國的政治是革命的結果，但也是深思遠慮的，是經過了兩個政黨的探索和實踐而形成的，第一個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國民黨，因為孫先生確實深思遠慮過整個國家發展的戰略和體系。第二個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最近到延安考察，才發現當年中共在延安那麼困苦的條件下，居然創造了共和國的雛形，真是厲害！連科學院、教育系統都有了，當時的延安可謂是不毛之地，卻在那裏建立起共和國的雛形。因此中國現代政治，不是沒有經歷過試驗和探索的，也不是簡單照搬來的，是在跟中國社會互動的過程當中，跟中國歷史互動的過程當中建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真的具有戰略眼光，黨什麼時候提出人民共和國，大家難以想象，是中國共產黨完成了長征之後，在瓦窯堡會議上把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剛剛經歷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就開始想未來。為什麼改成人民共和國？道理有一個，中國共產黨要建立的新國家必須完成一個使命，就是把分散的社會，不同階層的民眾凝結成一個有機整體。什麼是人民？毛澤東説得很清楚，就是各階級聯合。什麼是人民民主？就是各階級聯合統治的民主。這樣的政治構想及其相應時間，使得中國整個社會在大變革、大轉型的過程當中得以重新聚集起來。所以，中國的現代制度體系之所以擁有自信的基礎，關鍵在於它並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而是一個深思遠慮的產物，是在歷史實踐中成長起來的。

那麼，中國深思遠慮自己政治的原點在哪裏呢？中國政治的源與本是什麼呢？這就是在我的書裏面第一次談的“兩個人的政治”。西方的整個政治史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古典的政治是從城邦出發的，因而政治的選擇是根據城邦的需求來展開的。現代政治是從個體的權利出發，國家建構的許多原則都是基於保障個人權利確立起來的，強調個人權利、個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對整個社會的整體利益考慮有限。什麼時候考慮比較多一些呢？維繫個人權利的自由資本毀滅以後，西方才開始認真考慮如何實現個體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協調。為此，西方開啓了一個非常大的工程，西方稱之為“偉大的社會工程”，即建立福利社會。

然而，中國文化基因中的政治觀，既不是從共同體需要出發，也不是從個人權利出發。在中國，什麼是好的政治？中國人認為最好的政治是你我能夠共存在一起。中國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這句話也是和諧社會的經典詮釋，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今天的社會當中沒有一種智慧能表達得這麼清楚。“各美其美”強調各人有各人長處；“美人之美”強調應該根據各人之所長，成人之美；這樣，大家共贏，實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就是兩個人的政治，相互尊重，共存共贏。這可以不可以構成現代民主的價值和原則？綽綽有餘。

中國沒有產生出西方的民主有其他原因，但是中國有它的政治理性的一面。因而共存、共贏構成了中國政治中最為基本的智慧和原則。正是這個原則使得中國在國家轉型的過程當中，儘管有紛爭，但是最終是尋求共存的。所以我們最終選擇的建國模式叫做“協商建國”。從中，人們既可以看到黨的智慧和方略，但同時也能體會到背後有中國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今天中國人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時候也是從“兩個人的政治”的原則出發的，“你我共存”。所以中國人才會和美國人講一句話，“偌大的太平洋，能夠裝得下我們兩個國家”。道理是一樣的，這就是中國人的智慧和想法。話説回來，一個人修身養性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與他人共存、共贏、共發展。千萬不要以為中國人沒有自己的精神底氣來構建現代政治體系。

中國深思熟慮所建立起來的現代政治，簡單地講就是社會主義共和民主。社會主義共和民主可以概括出幾個要點：一是需要軸心力量把人民聚合成一個有機整體；二是人民必須聯合為一個整體，人民為主體，人民為本位。“十三五”指導意見裏第一條就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這是過去的文件裏從來沒有闡述過的，現在強調這一點，我認為摸到了中國政治和國家社會的根，是很重要的。人民為主體，與此相應，人民構成的社會就具有決定性的地位。三是各民族平等共存。四是國家單一制結構。這是很獨特的，世界上所有規模大一點的國家都是聯邦制，唯有中國是單一制。西方人對中國有三點不理解：其一是為什麼有一個獨大的黨？其二是為什麼這個國家依然是單一制的結構？其三是為什麼這個國家各個民族還要共存一起？而這恰恰是中國社會內在特點所決定的。五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是中國現代政治之形態，事實證明這個形態對整個社會和國家發展而言是有意義的，是助其發展的，也是助其強盛的。在這個時候，誰都無法説這個形態不好，中國應該實行另外一種形態，因為，誰都無法證明另一種形態一定比這個形態好。

中國政治之本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核心有兩個：一是國家權力來自人民。二是國家權力掌握在聯合起來的人民手中。因此所有的人都有掌握國家權力、運行國家權力的同等機會。這是人民民主的本質。

中國現代政治之實，是自由、秩序與發展有機統一。我個人認為，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最根本的政治點就是把自由、秩序、發展三者統一起來。在當今世界各個國家中，中國最強的是發展機制，有一套很強的推動國家發展的機制，美國最強的是創新機制，如果中國有了發展機制，又擁有很強的創新機制，那麼就擁有不可限量的美好前景。所以，現在培育創新機制對中國來説是至關重要的。但這兩個機制背後都應該有一個穩定、成熟的政治體系來支撐。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問題中國人自己要明白，不要都等外國人來看明白，我們自己才明白，才敢大聲地説出來。自己看不明白自己，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我們搞政治學的人就有一個使命，怎麼把中國政治講明白。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和思考中國政治的內在特點和規律，就會發現，民本也好，共存也好，一體也好，發展也好，都對協商民主形成一個強烈的內在需求，這恰恰是中國孕育協商民主的很重要的基礎與內在動力。

（二）雙重運動：中國確定協商民主

中國擁有協商民主的基礎與內在動力是一回事，而使協商民主得以呈現出來並確定為中國重要民主形式則又是一回事。中國的協商民主是在雙重運動中逐漸確立起來的。雙重運動之一就是政黨與國家的雙重運動，分別是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黨的建設過程有兩個方面，一是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政治路線三者合一的羣眾路線；二是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這兩個方面都孕育出協商民主。國家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基於人民政協而產生的，是協商建國，協商建國以後產生了一個基本的制度，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而中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黨的統一戰線是互為聯繫的。統一戰線是黨層面的東西，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國家基本制度層面的東西。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的基本組織形式，而統一戰線解決什麼問題？今天講處理五大關係，階級階層、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黨派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等等。顯然，這五大關係是關係國家全局的，從這個角度講，統一戰線既是黨的法寶，也是中國國家整合的內在機制。

雙重運動之二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雙重運動。改革開放後，在黨中央的推動下，政治協商得以全面恢復和發展。1987年十三大中央提出要推動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中央的努力得到了地方各種形式的響應，從而孕育了地方的協商民主實踐和發展。地方民主創新實踐和基層羣眾自治，產生了各種協商的民主形式，民主懇談會是最典型的代表。

這兩個雙重運動説明了什麼？協商民主內生於中國，但它是在實踐過程當中慢慢呈現出來的，是在社會的發展、政治的實踐以及國家發展對民主的內在需求中產生出來的。講到這裏，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協商民主內生於中國，產生於中國實踐，與中國文化、社會、制度以及國家的發展具有內在的契合性。因而，中國協商民主不是要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而是整體支撐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以及國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所以，雖然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是中國實踐人民民主的兩種形式，但相比較而言，協商民主應該是主體的民主形式，我個人認為未來中國民主的主幹是協商民主。

三、中國發展協商民主的動力

既然中國協商民主是中國內生的，是在中國實踐中形成的，未來的動力有沒有？我認為有，既然與中國社會發展有契合性，那麼其動力就一定和整個社會的運動聯繫在一起，只要社會發展，協商民主就一定會成長。推動協商民主發展的動力就藴藏在中國社會運行和發展所離不開的主要領域之中。

（一）人民民主與協商民主

大家都知道中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但是對人民民主的研究和認識還不夠深入。何為人民民主？我有一個簡單的概括。

1.人民民主的實質。這分為三個層面：

一是人民當家。即聯合起來的人民掌握國家權力。什麼意思？中國社會不管如何分化，中國社會的內在階級階層結構不管如何變化，國家的權力一定不會掌握在哪一個特殊的階層手裏，一定掌握在聯合起來的全體人民手中。這一點非常之重要，在今天越來越重要，這是中國的特點，是國之體。

二是人民做主。人民當家，僅僅表明國家的家長是人民，我們還應該在制度上解決家長能夠做主的問題。為此，要努力使人民能夠廣泛地、多層次地參與決策。這也是今天協商民主要解決的問題。很客觀地講，今天大家還不習慣協商民主，就像我們很不習慣市場進來以後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一樣，很多時候還是政府代替市場。現在一定要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現在也要慢慢習慣人民參與民主決策，這有一個慢慢扭轉的過程，但是人民廣泛地、多層次地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人民共享。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點，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人民的國家屬於人民，人民要共享發展。“十三五”要決勝小康社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徹底脱貧。就憑這一點，就讓人覺得這個國家是很可愛的，很令人欽佩的，使十三億人最終都能夠脱貧。不是所有的國家和政治體都有這種能力。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共享還會面臨很多的問題，但是不管怎麼樣，國家是在努力過程之中。

2.人民民主的運行。

這強調黨的制度、國家制度和法治體系三者統一。黨的制度解決人民當家的問題。為什麼黨的制度解決人民當家的問題？黨的領導很重要的一個使命就是讓人民聯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共同掌握國家權力，黨的領導不是一句空話。這裏面有一點大家必須要考慮到，中國共產黨的黨和西方的黨不是一個概念，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性的政黨，西方政黨是局部性的政黨。我經常講西方是兩層結構，國家、社會，政黨在其中。中國是三層結構，把人民凝聚成整體的黨的系統、國家系統和社會系統，形象地講，這三個層面如同具有同等半徑的三個圓，共在一個軸心點上，相互生成，相互支撐，相互作用，是既獨立又依賴的共生共存關係。中國共產黨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説，不是部分的概念，是整體的概念。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沒有黨自身的私利。這個問題要搞明白，這是理論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所以黨領導人民當家做主。我們現在運行的國家制度強調人民做主，法治體系，平等共享，這三者是統一在一起的。我個人認為把這三者統一是中國政治的底氣所在。西方人不理解，可中國就是這樣實踐的。

3.黨與人民：人本政治與羣眾路線。

人本政治強調兩點：一是以人為本；二是人民為主體。羣眾路線，一是指大眾民主，廣泛地參與；二是指逆向民主，即幹部要主動去聽取羣眾意見。正向民主是人民參與政治中去，逆向民主是政府走到民眾當中，聽取民眾的意見。可見，黨與人民關係的處理也離不開協商民主。

人民民主是中國國體，人民民主的運行對協商民主有天然的內生需求。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中國發展的基本政治保障，所以，人民民主是協商民主發展的動力。

（二）民主集中制與協商民主

大家經常將民主集中制看成是一個不可想象的東西，因為它最初是列寧提出的，最早運行於黨內，現在變成國家機構的組織原則。現代國家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內在需求，就是保證國家的內在一體。現代國家不管是聯邦制還是單一制，有一個特徵是不會變的，就是中央集權。有一個原則是不會變的，就是憲法不容挑戰。西方的政治民主、政黨政治是在這兩個原則下面展開的，因而政黨之爭不會形成政權之爭，只會形成政策之爭。任何一個政黨如果提出挑戰國家政權，挑戰根本制度，這個政黨立刻變成非法，退出選舉平台。國家有國家的組織和運行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調內在的集中性是現代國家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集中不等於專制，集中是保證整個國家形成一體化的秩序。中國在國家結構上實行單一制結構，在政治體系上強調黨的統一領導，在民主實踐上強調人民的參與，強調集權下應該有分權，各個地方和部門應該有相應的自主性，這其中包含社會民主，就是社會自治、經濟民主等。

民主集中制在中國變成了整個社會的組織形態，國家政權的組織形態，以及政黨運作的組織形態，是相互聯繫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形態中，其具體要求有所差別。在黨的政治生活中，集中所強調的是服從原則，在國家形態中就表現為尊重憲法、依法治理的原則。在黨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是通過紀律的形式展開的，但在國家生活中，則是通過法律與制度的形式展開。所以，從中國整個政治體系來把握民主集中制，它實際上可以體現在黨的領導、人民民主、根本制度、單一結構、依法治國等各個方面，而不論從哪個方面，它對協商民主都有最基本的要求。黨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實踐離不開協商民主；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集體協商，也離不開協商民主；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更是以協商為基礎。就是今天講的人大，其最終意志的形成，也必須通過協商，以形成具有共識基礎的根本意志。除此之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合作和協調，也必須確立在民主協商之上，這種民主協商很容易發展為協商民主。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協商民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中國政治產生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推動性的影響，或者可以説是創造性的影響，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得中國的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化，原來是一元的權力結構，現在慢慢變成了政黨、社會、民眾、政府、市場等多元的權力結構。今天講是多元共治，就是協商。公平正義也是基於協商，正義就是秩序與自由的平衡，自由必須確立在尊重秩序的基礎上。怎麼平衡？就要基於協商來構建。所以市場經濟使得權力治理的主體多元，與此同時，對公正的要求使得多元的主體必須實現共治，這就需要協商。

在中國政治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兩個重要問題要解決：一是資本和勞動的關係。過去只要勞動不要資本，今天既要勞動又要資本，勞動與資本怎麼平衡在一起？除了政策以外，就是協商，具體來説，就是勞資協商。西方社會也是用這套辦法。今天看來用這個辦法是最好的。二是市場經濟與以公有制為主的經濟制度怎麼適應？具體來説，就是如何在不同產權主體中創造公平的市場經濟。十八大創造性地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一條原則，就是不同的主體必須平等，必須要有一個平等的機制，要做到這一點，其中重要途徑也是協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協商民主的需求不是弱了，而是更強。過去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定會產生競爭性的民主，但中國不想走這條路。於是中國在創造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民主形式中，走出了協商民主發展之路。

（四）中國政黨制度與協商民主

中國的政黨制度藴含着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創造民主與團結。這裏面有一個概念要強調：團結。西方社會在政治構建當中也非常重視團結這個概念。如果一個國家沒辦法把民眾團結起來，這個國家是沒有價值的，這個國家是無能的。人民政協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創造團結，黨派團結、民族團結、階層團結、宗教團結等。對國家發展來説，團結是很重要的概念、指標和機制。社會的團結度、凝聚度是決定一個國家一體化水平和內在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中國社會是多民族的社會，也是多階層的社會，用純粹的學術語言來説是異質化比較高的社會，與日本這樣的由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相比，治理起來要難得多。怎麼樣把它變成團結起來的社會？中國的實踐就是發展協商民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實際上是三個政治功能的結合，一是領導，二是合作，三是協商。如果把這三者聯繫起來，就會發現領導一定是建立在合作與協商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決定於合作力和協商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政黨制度要展開來，要實現國家的民主和團結，實現各階層、各民族的內在和諧，是需要構建完善的協商民主形式的。

（五）羣眾路線與協商民主

我個人認為羣眾路線的制度化表達、程序化運作都離不開協商民主。各級政府官員怎麼走羣眾路線？除了自己做羣眾工作以外，還要有一個制度性的、程序性的、規範性的平台，這個平台就是協商民主。這就要求政府的官員和黨的領導幹部會用協商民主的形式。只要有效貫徹了羣眾路線，決策模式、公眾參與和利益協調都會產生積極的效應。政府的威信不是體現在一言九鼎，更多地是體現在其政策或決定能夠贏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和支持。過去太強調政府自身意志，這是不對的。

（六）基層羣眾自治與協商民主

國家再怎麼強大，國家的治理也不能包打天下。我今天從開始就講，人類文明首先出現的是人的自治，人的自治力不夠了才發明了國家。發明國家以後就產生了代行國家權力的政府。因而國家也好，代行國家權力的政府也好，都是為了彌補社會自治不足而產生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會説國家最終會消亡，人們有了完全自主的治理能力，其中很重要的是人們不會面臨紛爭了，國家就不需要了。從這個邏輯出發，政府和國家最根本的職能是彌補社會治理不足。所以，自由資本時期，資本和市場是主要的，國家是次要的力量，不過是“打更人”。為什麼後來把國家請回來了？因為自由的個人面對市場經濟的時候，雖然有最堅強的自由，但卻面臨着最脆弱的生存。自由的人怎麼生存下去？很基本的一條就是把自己賣掉，即必須被人僱傭才能夠生存下去，一旦市場出現危機賣不掉自己怎麼辦？就變成無業遊民。這個時候國家要幫你，為不能被僱傭的人託底，這就是福利社會。這時候把國家請回來，形成國家和社會共同治理。所以，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來看，國家是輔助的角色，不是主導性的角色，只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可能會扮演主導性的角色。國家是人民的工具，不是人民的目的。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自治是要發展的，而協商民主是自治最為直接、最為通用、最為有效的形式。在這一點上，西方的協商民主也主要用於公民參與和公民自治中。所以，只要基層自治，一定是協商民主。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基層自治怎麼使協商民主更有效。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要學會用協商民主推動基層自治，而通過協商民主所推動的基層自治，有助於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從這一點來説，黨的基層組織對未來中國發展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其前提是必須擁有運行和發展協商民主的能力。

綜合以上所有的分析，我們必須樹立以下觀點：

一、協商民主是中國自己孕育、生成和發展起來的，和西方的邏輯、西方的協商民主是不一樣的，在形式上面有一部分是一樣的，但在根本上是不一樣的。

二、協商民主是中國實現人民民主的有效、可用、具有無限潛力的民主形式。中國如果在協商民主上真正成為典範性的國家，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三、協商民主已經開啓，但是後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工作要做。

四、協商民主要進入到程序化、規範化、有效化的發展中，需要更多的實踐、更多的制度建構、更多的程序設計、更多的民眾參與。

以上就是我談的所有內容。謝謝大家。　

（本文為作者在中央和國家機關“強素質·作表率”讀書活動主題講壇[2016年第1期，總第81期]上的講演，原題為《基礎與動力：協商民主何以在中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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