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土耳其嘴上説着世俗化，身體卻在伊斯蘭化

近日，土耳其國會議長伊斯米爾•卡拉曼在伊斯坦布爾的一場會議上發表演講時候聲稱：“我們是一個穆斯林國家，因此我們必須有一部宗教憲法”，“世俗主義在新憲法中將沒有位置”。此言一出，輿論譁然。

由於卡拉曼來自於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因此卡拉曼的言論被認為是“正義與發展黨”的觀點，很快就遭到了來自反對黨和其他社會團體的聲討與批評。首都安卡拉甚至發生了民眾街頭抗議事件，一些世俗主義支持者組成了“六月聯盟”（2013年6月，當時大批年輕學生和世俗者曾經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要求時任土耳其總理的埃爾多安下台，筆者的一些土耳其朋友也加入當時的抗議遊行之中），打出了“我們絕不要一個伊斯蘭法和哈里發的憲法”的口號。

面對蜂擁而來的反對浪潮，卡拉曼很快就轉變了語氣，聲明他要求廢除憲法世俗化條款，只是表達了他的個人看法。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總理達武特奧盧也立刻和卡拉曼的言論劃清界線，強調卡拉曼的講話只是“個人言論”。埃爾多安説，作為國家，土耳其和所有宗教都保持同等的距離。達武特奧盧表示，世俗化原則在憲法修訂後依然會保留。他同時也強調，虔誠的穆斯林不應當被歧視。達武特奧盧説：“在我們的憲法中，我們將為自由的世俗主義理念提供空間，但是這不包括威權化的世俗主義。”

卡拉曼的表態，讓筆者想起近期埃爾多安針對聯合國改革發表的一通“意見”，埃爾多安近日表示，聯合國安理會的安排很不公平，用埃爾多安的原話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國都是‘基督教國家’，沒有一個穆斯林國家”。這段話既讓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被貼上了“基督教國家”標籤，也留了個難題給世界：要是按照這個邏輯，那麼是不是以色列這個猶太教國家也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土耳其國會議長卡拉曼

資深的卡拉曼

卡拉曼是土耳其國內著名的伊斯蘭保守主義政客，也是埃爾多安的重要盟友和“正義與發展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卡拉曼出生於1940年，在其年少時期，剛剛目睹了二戰烈火的土耳其正經歷着如火如荼的國內政治動盪，年輕一代的運動者希望能夠打破由“共和人民黨”和世俗主義者所把持着的日趨僵化腐敗的土耳其政治體系，其中很重要的一支就是當時國內的右翼伊斯蘭民族主義者。

而卡拉曼就是這個時期傑出的右翼年輕陣營領袖。年紀輕輕的卡拉曼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成為了土耳其右翼伊斯蘭民族主義重要團體“土耳其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主席，後來的“正義與發展黨”創始人和領導人、土耳其前總統居爾當時只是其手下的一個“執委”，而現在的土耳其總統、“正義與發展黨”領導人埃爾多安，在當時只不過是“土耳其全國學術聯合會”中一個籍籍無名的小卒而已。

卡拉曼的政治主張以及其本身的豐富經歷和人脈，使得其在土耳其政壇尤其是右翼陣營中威信頗高，在上世紀70年代後，卡拉曼參與、領導並組織了多個右翼伊斯蘭民族主義團體和黨派。在1996-1997年，卡拉曼成為當時埃爾巴坎政府中的文化部長，並且長期負責埃爾巴坎領導的“繁榮黨”黨內負責文化事務的領導人。

不過很快，隨着土耳其國內伊斯蘭力量的發展，土耳其軍方決定進行干預。1997年初，土耳其軍方主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宣佈，政治伊斯蘭是土耳其共和國面臨的頭號威脅，進而通過決議，要求埃爾巴坎內閣採取有效的行動，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蘭主義活動，遏制伊斯蘭主義勢力向國家機構的滲透，強化國家對於宗教活動的控制。儘管土耳其軍隊並沒有直接干預行政運作，但是很快土耳其的司法系統開始運轉，土耳其總檢察長烏拉爾以“繁榮黨是反世俗主義核心”為由，向土耳其憲法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取締該黨。很快憲法法院做出判決，“繁榮黨”被最終取締，埃爾巴坎政府倒台，卡拉曼也一下子丟了職務。

不過很快，土耳其伊斯蘭民族主義者就創立了“賢德黨”，卡拉曼也隨之進入該黨繼續擔任領導職務。“賢德黨”繼承了“繁榮黨”的伊斯蘭主義傾向，其成員中近半數來自被取締的繁榮黨，並且整合了其他黨派的力量，在大國民議會下院擁有144個席位，一下子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在1999年的土耳其議會選舉中，“賢德黨”再次表現不俗，成為了議會的第三大黨。不過土耳其憲法法院再次給予“賢德黨”以重擊，2001年“賢德黨”被憲法法院宣佈取締，卡拉曼再次丟了職務。

隨後的卡拉曼幾乎遠離政治，不再出現在土耳其國內的政治舞台中。不過由於卡拉曼本人德高望重的地位以及同埃爾多安等“正義與發展黨”領導層曾有的親密政治關係，在2015年土耳其大選中，他也得以“東山再起”，並最終擔任了議會議長的職務。一個“過季”的老政客，能夠一躍再次成為議長，可見埃爾多安和卡拉曼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不同一般。而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卡拉曼關於憲法“伊斯蘭化”的言論會被認為是埃爾多安的真實想法。

世俗主義VS伊斯蘭化

土耳其歷史上的“伊斯蘭化”聲音其實一直存在。現代土耳其國家建立於“一戰”之後，1924年，執政地位剛剛穩固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宣佈廢除象徵着伊斯蘭世界最高權威的“哈里發”制度，並且關閉宗教學校，將宗教基金充公，開始實行世俗化。面對土耳其國內宗教團體的反抗，土耳其軍隊成為了堅決的世俗化捍衞者，以武力強行保衞土耳其世俗化進程。

凱末爾所推行的“現代化”進程，是以一系列激進的政策在短時期內完成的。這就必然涉及到對土耳其歷史認知的重新建構和對土耳其身份的重新刻畫。曾經的土耳其語被重新以拉丁字母代替了阿拉伯字母，而土耳其歷史上曾有的“奧斯曼帝國輝煌”被謹慎的篩選，以構建新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元素。這種重構，必然面臨着對於一些歷史事件存在人為“建構”而導致的被“解構”的風險。

凱末爾被稱為土耳其國父

比如土耳其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1916年曾經取得了著名的“庫特大捷”，一役迫使英國軍隊近13000多官兵投降。但是這次戰役的土耳其軍隊指揮官努爾丁在凱末爾推行的“服裝改革”中，拒絕摘掉自己的“費茲帽”而戴上“西洋禮帽”，結果引得凱末爾不快而遭到了一定的迫害，這段輝煌戰史也最終塵封。也正因為如此，當近些年這段歷史重新被研究和熱捧之後，凱末爾主義也就容易成為“奧斯曼榮譽”的對立面。這種風險必然隨着土耳其社會變化的不斷髮生而醖釀和發酵，產生新的身份裂痕，最終影響土耳其整個政治穩定。

這種新的狀況，在“二戰”後開始顯現。隨着土耳其國內政治秩序安定以及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分化和階層矛盾也開始顯現。1950年土耳其民主黨通過選舉正式上台執政，打破了土耳其“共和人民黨”長期“把持朝政”的一黨獨大局面。土耳其民主黨反對之前“共和人民黨”時期對於土耳其社會的過度干涉和控制，希望能夠以自由政治來促進土耳其社會新發展。而與此同時，伴隨着土耳其國內民眾文化水平的提升，原先的“共和人民黨”執政裏“説教式”的政治管理再也不能為繼。

也恰恰是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土耳其國內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社會階層的分化，長期的“共和人民黨”執政帶來的政治僵化與政治腐敗，使得傳統的政治力量開始分化，決定未來土耳其政治的右翼保守主義者和左翼等力量都紛紛呈現。在這一時期，土耳其國內的保守主義者力量迅速崛起，其對於國家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也逐漸明朗。

到了上世紀60年代，土耳其國內經濟發展帶來的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普通的市民和農民階層開始用伊斯蘭教作為爭取權利的武器，同當時的資本勢力乃至國家機器相互抗衡，這為土耳其伊斯蘭政治力量復興提供了機遇。而土耳其工人階層也開始組織起來，進行維權行動，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了多個左翼政黨。

應當指出的是，當時的土耳其左翼和右翼之間，往往會爆發激烈衝突。當時的土耳其左翼團體和右翼團體往往由於各自政治立場相差極大，相互的暴力活動不斷增加。今天的土耳其重要反對黨“民族行動黨”的不少骨幹，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領導過或者參與過與左翼團體的“街頭政治”對壘。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抨擊與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相互敵對，使得土耳其社會陷入巨大混亂之中。

在混亂之中，如果一個意識形態想要能夠取得“主導”地位，除了單純憑藉武力強壓其他意識形態之外，只能進行自己的改造，通過一定的妥協彌合各個陣營的需求與呼聲。從上世紀60年代往後，包括“民族秩序黨”、“救國黨”、“繁榮黨”、“賢德黨”和“正義與發展黨”等伊斯蘭政治力量不斷演變，在堅守“伊斯蘭是公正秩序和純潔的基礎”的同時，承認了世俗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多元化，能夠得到更多的選票，得以不斷的趨近土耳其的最高權力。

正發黨上台之後，土耳其的伊斯蘭化進程不斷加劇

消失的制約

其實現代土耳其國家的政治體系中，對於“非世俗主義”或者挑戰凱末爾主義的力量，是有着三重製約力量的。第一重就是土耳其議會，土耳其議會眾多的議席設置，能夠防止一黨獨大，也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包括伊斯蘭主義取得政權；第二重就是憲法法院和其他土耳其司法系統，這一系統往往能夠裁決“違憲”，將某些具有伊斯蘭傾向的政黨和其他政治團體“解散”；第三重就是土耳其軍隊，土耳其軍隊在土耳其歷史上多次發動政變或者向政府施壓，使得某些違背凱末爾主義的伊斯蘭政治力量不得不低頭。

但是這三重製約在2002年之後，受到了來自與“正義與發展黨”的巨大挑戰。首先是議會選舉中，埃爾多安和其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幾乎在2002年之後歷次議會選舉中都以絕對多數議席統領議會，儘管2015年6月選舉出現了一定的波動，但是2015年11月選舉中再次恢復強勢，這使得其他反對黨很難對“正義與發展黨”形成制約；

第二重來自於憲法和司法系統的制約，則伴隨着2014年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政府以針對著名土耳其伊斯蘭學者法士拉•葛蘭為名，對土耳其司法系統的整頓而遭到極大削弱；

第三重來自於軍方的限制，則伴隨着2002年之後多次針對土耳其軍隊“政變”的指控以及軍方人事調整，被很大程度上遏制。可以説，當前的“正義與發展黨”代表的政治伊斯蘭力量已經缺少了制約因素。

也正是因為沒有了制約力量，當卡拉曼闡述了“憲法伊斯蘭化”的想法之後，才引起了土耳其世俗主義者的極大不滿和恐慌。也正是缺少了重大的制約力量，卡拉曼在面對洶湧的民意抨擊之時，仍然能夠“穩坐釣魚台”，不用辭職，只管“道歉”就可以度過危機。土耳其的“伊斯蘭化”，也許已經不可逆轉，只是緩慢前行而已。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