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笛：“以前你們怎麼幹擾，現在我們就怎麼幹擾”

4月29日是國民黨黨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這一天，國民黨放下以往的“權貴”身段，學着此前的民進黨，攻上“立法院”主席台，癱瘓議事。雖然在手法上，作為新手菜鳥的國民黨還略顯生澀，在進行第二個“中嘉案”時，才如夢初醒地反應過來，要“綁架”新科上任的蘇嘉全，不少人還因為第一次幹出這種粗暴行為而笑了場。然而此例已開，未來的國民黨循例而為，在大鬧“立法院”的技能方面也將會日臻完善。

力量反轉：換屁股，換方式

當然有這樣的行徑，對國民黨而言純屬無奈。

在2000年和2004年的“選舉”中，國民黨的得票率並未和民進黨有較大的差距。陳水扁時期，國民黨雖然淪為在野黨，但是在民代機構中，泛藍仍然佔有多數，地方縣市也基本上對半開，這顯示國名黨在社會基礎上和民進黨旗鼓相當，因此足以在政治過程中形成對民進黨的有效制衡。況且由於長期代表社會主流價值，聚集了大批社會精英的國民黨對非常規的政治手腕自然不屑一顧，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讓他們更多地從體制運作的角度思考問題。

經過1個月的協商冷凍期後，立法院29日院會處理民進黨立委鄭麗君提出的撤銷課綱微調案，院長蘇嘉全要求進行表決，國民黨不滿民進黨未就此案進行協商，因此上台霸佔主席台，院長蘇嘉全（中左）遭國民黨立委包圍，民進黨立委邱議瑩（左）亦跑到台上將國民黨海報撕毀

以往都是民進黨方面佔領“主席台”。圖為阻擋核四“公投”案的民進黨“立委”持續霸佔“立法院”議場

反觀民進黨，由於有着起於草莽的背景，在長期的摸爬滾打中積累了相當的鬥爭經驗。歷史上黨外勢力長期處於黨國體制的壓制之下，傳統的抗爭手段對國民黨的打擊都是隔靴搔癢，因而非主流、非對稱的方式是必須的選擇。上世紀70年代的中壢事件後，黨外勢力路線發生分歧，出現温和派和激進派兩派，而以許信良為代表的激進派成為了黨外發展的標杆，以激進手段衝擊體制作為基因植入了黨外最大的繼承者民進黨的體內。2008年後，因阿扁貪污，民進黨在選舉中大敗，“立法院”僅留下27席，相對國民黨的81席儼然是弱勢羣體，在正規程序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民進黨只能將革命手段搬進“立法院”。

2016年“選舉”，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全部席次降到35席，大約是民進黨的一半，擁有黨團資格的親民黨和時代力量也並不站在自己這一邊，國民黨處在一比三的弱勢地位。窮則思變，也難怪王金平在不久前要給蘇嘉全打預防針：“以前你們怎麼幹擾我們，現在我們就怎麼幹擾”，而彼時的柯文哲還並不相信國民黨會放下自己的心理負擔。

意識形態工具化：兩黨的信仰危機

國民黨鬥爭方式的轉變讓實用主義在台灣政壇上再一次被發揚光大。其實細心留意華人社會的政治文化，實用主義一直是主流的思考。在台灣，黨外開了實用主義的先河，只要打倒國民黨，任何價值、方式都是可以採用的對象。早期黨外成分較為複雜，但不可否認的是，“台獨”的確是被忽視的一個議題。著名黨外人士餘登發，被國民黨多次逮捕下獄，卻對中國統一矢志不渝，反映了老一輩黨外的風骨。

但是，統一中國是國民黨話語下的政治正確，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黨外的價值理念優勢，因此與中國意識相對立的加強本土、甚至追求獨立，成為了後來民進黨理念中或明或暗的價值。作為一種值取向的意識形態，是塑造認同的理論基礎，是對外宣傳的重要素材，但是對於民進黨而言，在高度民主化的時代下，價值僅作為鬥爭的一個工具，大部分選民關心的並不是你有什麼高尚的價值，而是能不能讓自己吃飽飯。陳水扁時期，民進黨在朝在野的表現反差還並不明顯，但是到了蔡英文時代，僅僅幾個月的時間，民進黨已經推翻了自己在野時的多個許諾：油電不漲、服貿不開、限制陸客……不一而足，人們驚奇地發現，這個長期以左翼自居的政黨早已國民黨化，除了不信仰“三民主義”，她的保守和發展主義觀念一如她曾經貼給國民黨的標籤。

至於國民黨，百年傳承的理念，其實在老一輩革命者逝去後，已經成為考據者的玩物，對現實的國民黨而言，所謂的理念不過是證明自己比民進黨高貴而可利用的一個招牌罷了。總結起來，國民黨和民進黨都進入了一個同質化的階段，這個同質化的核心在於“選舉主義”的邏輯，即只關心選舉的程序和操作，並不關心民主的實際內涵，而內涵的建構需要黨派強大的精神財富作為支撐，國民黨和民進黨操心的是選票，而不會是理念，比如我們所熟知的“換柱風波”可以解讀為是國民黨內原教旨者與選舉主義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還是民進黨的“台獨”，兩黨正蜕變成選舉機器，失去信仰，遭遇“空心化”危機。

台獨分子拉倒孫中山雕像

清算與去權威化

既然都是選舉機器，那麼兩黨之間只要單純考慮如何有效打垮對手即可，政治技巧的學習遠比政治理念的創造要更快。在政黨輪替前後，民進黨不失時機地打出了“轉型正義”的旗號。轉型正義其實是指民主化後，如何處理威權體制時期遺留的弊病問題，解決的方式無非兩種，一是清算，二是寬容。但從近來查抄黨產和鬧得滿城風雨的“馬英九下台就下獄”的風聲來看，寬容似乎並不符合當下的實情，只是純粹地相互傾軋，也奢談有高尚的價值精神孕育其中。民主體制若沒有解決族羣問題，便會助長族羣之間的對立，因此以族羣劃分的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在窮盡辦法儘可能積累自己的絕對優勢，在台灣作家範疇所提到的“贏者最大”的文化背景下，是一種魚死網破的關係。

對民進黨而言，對國民黨進行清算，佔有先天優勢。特殊的歷史背景，讓國民黨背上了威權統治的包袱，這是國民黨的“阿克琉斯之踵”，也是民進黨最大的便宜，“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是綠營對國民黨叫陣的經典噱頭，無論是純粹對國民黨歷史原罪的批評，還是現在將國民黨打成“買辦”和“權貴”，話語素材都是脱胎於此。同時台灣的文化中，存在某種悲情的特質，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可以拍出《悲情城市》這樣優秀的作品。民進黨以“人民之友”的形象，煽動這樣的社會情感，將受難者的形象賦予台灣民眾，也讓台灣民眾在心理上形成一種翻身做主人、而且需要彌補的觀念。

除了將國民黨打得體無完膚，這樣的意識構建也造成了另外一個後果，即社會的民粹化，權威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煙消雲散。政治職能部門的去權威化，其實是社會的一項重要工作。這的確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從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再到馬克思所説的要達到人的自由與解放，每一次社會演進，權威部門和社會或者是人的關係都會進一步鬆綁。

但是民粹社會對政治權威的解構，則是一種矯枉過正的操作。台灣對政治權威的結構，來源自對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批判，但也打擊到了公權力部門（誠然，這也來源於西方政治思想中對政府性惡的假定）。福山在自己的新書中，闡述理想中的良治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政府能力”，福山稱美國的政治現狀是，只存在權力的制衡，並不存在權力的產生，台灣與之類似。現在台灣出現的經濟疲軟和社會危機，除了有國際形勢和經濟週期性的因素，政治力的薄弱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民粹干擾了政府的能力，而清算式的政治鬥爭，是助長民粹的罪魁禍首。

很多民主化後的國家和地區，因為無法解決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不得不重新迴歸某種實質上的專政，縱然他們有着民主的架構，比如俄羅斯。而這類政體往往有集權的歷史經歷，有着長達38年戒嚴歷史的台灣，在走投無路之下是否重歸強人政治是個有趣的話題。只是就目前看來，相對一些第三次民主浪潮後失敗的國家和地區而言，台灣社會仍相對富足和穩定的，這一天也許很久才會到來，也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發生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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