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軍隊醫院有償服務利弊析

截止昨日，魏則西事件呈現出三大風口：百度、莆田系和武警醫院。

百度見錢眼開，失守大型互聯網公司企業倫理和社會責任，遭輿論鞭撻咎由自取。莆田系的塊頭、厚度、歷史淵源，以及迷宮般的股權結構和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客觀上保護了自己——無論是媒體還是網民，痛斥莆田系尚只能停留在泛泛而論之層面。武警北京二院及廣義的軍隊醫療資源向地方開放所引發的一系列弊端，已在網絡上積累了大量議論和批評，有些批評還非常尖鋭。

不過，隨着事件的發酵與演進，在社會常識層面，民間輿論有兩個沒有想到：第一，軍隊沒有護犢子，有關政府機構亦沒有當駝鳥，軍地雙方密切配合，迅及行動，在第一時間組建聯合調查組進駐武警北京二院；第二，武警總部緊接着決定，暫停武警北京二院對外門診以配合調查。

軍隊輿論機構，更是搶在地方輿論機構集體發聲之前，連續發表評論闡明態度主動引導輿論。譬如《假如白求恩遇到了“莆田系”》一文旨在表明立場，而《任何人都不能借“魏則西之死”詆譭抹黑軍隊》一文，則試圖匡正輿論走向。

武警北京二院對外門診停診通知

地方的新醫改仍在艱難推進，老問題、老困惑遠未得到明顯緩解，新問題、新困惑又接踵而至；軍改亦在按部就班推進。魏則西事件客觀上為地方與軍隊的兩大改革，能否在軍隊醫療資源為地方提供有償服務這個節點上，形成人們所希望看到的交集，並在此基礎上去弊興利，正成為輿論關注魏則西事件如何了結的一個關鍵看點。

討論與分析軍隊醫院有償服務利與弊，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是必不可少的哲學分析工具。該工具中同時包含有認識論和方法論。從“兩論”出發，我們的討論與分析才能心平氣和、更加客觀和公允，所得出的判斷或結論才更能為大多數人所認同。

軍隊醫療單位於地方而言相對獨立，最小的建制醫療單位是獨立營或獨立大隊的衞生所（一般為連級建制，但高年資軍醫掛中校、上校銜的亦非個別）。營以上，每個建制團設衞生隊（一般副營建制），每個建制師設師醫院（通常為正營個別為副團建制），集團軍通常配編以拉阿伯數字為編號的團級建制的野戰醫院。與集團軍同級的省軍區通常配編一家正團級建制的軍區醫院，譬如浙江省軍區的117醫院。各大軍區則配編“總醫院”，譬如南京軍區總醫院等等。

除此之外，各軍兵種亦配設各自的軍兵種“總醫院”，譬如海軍總醫院。軍區空軍、海軍包括海空軍二炮基地，也配設有自己的醫院，譬如位居虹口區的海軍411醫院，就屬海軍上海基地醫療保障醫院。

還有，解放軍還設有全軍性質的總醫院及同為全軍性質的專科醫院，譬如大名鼎鼎的301醫院和302醫院之類。再有，在軍醫大學麾下，也配置有附屬的教學醫院，譬如上海二軍大下轄大名鼎鼎的長海、長征兩大醫院。另有，解放軍還設置有軍事醫學科學院，其名下亦有不少研究型科室（研究中心）對地方患者開放。此外，海空軍的高技術兵種，還配置有專門的療養院，譬如西子湖畔的空軍杭州療養院，以安排飛行員年度療養為主。

戰傷的治療與處置在醫學科學中難度往往最大，治療等級最高，軍隊流行性疾病防控要求也高於地方，因此軍隊醫院的醫療水準總體高於地方。通常，正團及以上建制的軍隊醫院，都系三甲醫院，都同時屬於地方醫保定點醫院，均在為地方患者提供有償醫療服務。

魏則西事件鬧大後，有人寫文章認定，軍隊醫院有償服務始於改革開放之後，這一診斷並不準確。其實，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解放後，軍隊醫院就有向地方開放辦醫之傳統，1964年，我的母親就曾在長海醫院接受過住院治療。只不過，那時的長海醫院不接收頭痛身熱之類的地方患者。地方普通患者若患上的是疑難病症，也須到縣級政府的衞生管理部門開一張轉診介紹信，才可到諸如長海這樣的副軍級醫院診療。只不過，改革開放前，軍隊醫院對地方患者開放屬於“被動式放”——軍隊醫院不主動招攬地方患者。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85年百萬大裁軍後，軍隊醫院逐步走上“主動式開放”之路。一路發展至今日，不少軍隊醫院為軍人服務似乎成了“副業”，為地方患者服務倒成了“主業”。如此“主副倒置”，一度弄得軍隊官兵頗有微詞，以至於不少軍隊醫院尤其是設在大中城市的軍區醫院，只好將官兵醫療區與地方患者醫療區進行隔離，譬如數月前，筆者在杭州117醫院看望病人，病人所在住院樓的第一層就只收軍隊患者，二至四層則專治地方住院病人，以避免軍地雙方互相干擾引發不愉快。

儘管“主副倒置”已具有相當普遍性，其所引發的一系列副作用亦毋庸諱言，但客觀地講，1985年以後，作出軍隊醫療資源向地方主動開放的決策，其初衷決非單純為了賺地方患者的錢。這兒所及的“客觀”大體如下：

第一，地方優質醫療資源嚴重不足及分佈不均衡，軍隊優質醫療資源向地方開放，有助於緩解地方優質醫療資源緊缺矛盾，有利於緩解老百姓看病難。

第二，連續三次大裁軍後，兵源總額從400萬人壓縮至240萬人，導致軍隊醫療資源相對富裕，為緩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軍費緊張帶來的“養人壓力”，致使對地方開放部分醫療資源確有迫不得已之因素。

第三，話到此，有人一定會説，既然戰鬥部隊可以裁撤，多餘的軍隊醫院為什麼不能成建制移交地方運營。問題是，此想法雖不錯，但決策層卻不能這麼簡單考慮。須知，軍隊開始批量列裝高科技裝備，帶動軍事戰略更新是新世紀之後的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旦發生大的戰爭，中國軍隊依然只能依靠傳統陸海空軍，拿着傳統裝備打“人海戰術”之仗。如此方式作戰，戰傷比例肯定很高。如前文所及，處置和治療戰傷，非一般地方醫院之所長，否則，自會有更多受傷官兵因戰傷處置不到位而付出“二次犧牲”之高昂代價。由是，對多餘軍隊醫院是裁還是養，這對決策層而言無疑是個難下決心之兩難。

第四，那個年代，一方面軍隊醫療保障經費投入不足，但軍隊對醫療技術的深入研究、人才培養，以及對國際軍事醫學的跟蹤追趕，卻不能因為經費短缺而中止。與此同時，軍隊病人減少而軍醫的臨牀醫技卻不能原地踏步，客觀上也需要地方患者來確保軍醫們有一定的“臨牀工作強度”。否則，軍醫們的醫技和整座醫院的醫療水平自會“不進則退”。

凡事有利必有弊。針對軍隊醫院有償服務利大還弊大的討論，短時期內，人們很難得出較一致的結論，但有如下幾條當成為討論之前提：

其一，討論分析時立場要持中，切忌立場先行然後刻意找論據。

其二，討論分析當心平氣和進行，切忌走極端。

其三，軍隊醫療資源對地方開放，的確帶來了和造成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腐敗與亞腐敗問題。尤其不可否認和無從迴避的是，軍隊醫院有償服務所派生的種種亂象，肯定是軍隊腐敗現象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過，既然徐才厚、郭伯雄之類危害更大的軍隊腐敗毒瘤照樣可以切除，軍隊醫院有償服務的亂象怎就不能得到遏制。就此，社會當有信心。

其四，這幾年，軍地醫療糾紛逐漸高發，地方患者往往向地方醫衞部門投訴，每每得到“軍隊醫院的問題不歸地方管”的答覆。於是有人斷言，軍隊醫院有償服務沒有規矩可循。事實是，為規範軍隊醫院有償服務，平息輿論對軍隊醫院之非議，原總後勤部及總後衞生部都曾出台有一系列約束性規矩，譬如《軍隊醫院管理若干規定》《軍隊醫療機構業務幫帶管理規定》《關於規範軍隊醫院服務診療流程和行為的通知》等等。對擅自擴展牀位規模、對外出租承包科室、發佈醫療廣告等10種違規亂紀行為，這些規定都將視情節輕重依規設有通報批評、處分直至追究刑事責任等處罰。所見，問題不在於規矩缺失，而是規矩成了“紙老虎”。至於規矩為何成為“紙老虎”，若脱離了徐才厚、郭伯雄“實際控制軍隊”達10年之久的歷史背景，所尋求的答案肯定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

今年3月，經重新整合充實後的中央軍委下發了《關於軍隊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活動的通知》，計劃用3年時間，分步驟停止軍隊和武警部隊一切有償服務活動。因魏則西事件持續發酵，又有人撰文認定“全面停止有償服務”包括軍隊醫院在內。

這個結論也有失偏頗。前不久，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的公開答覆是：根據統一部署，三年內將分步驟停止一切軍隊有償服務。但軍隊醫療、科研等任務都將納入軍民融合體系，軍隊醫院在完成軍隊醫療任務前提下，將繼續為地方人員提供服務，並探索納入國家醫療保障新模式。對楊宇軍的答覆作字面解析，三年之後，軍隊醫療資源軍民共用的大格局不會改變，關鍵性看點則在如何“納入國家醫療保障新模式”之內，以及“軍民融合”作何具體操作，尤其是如何“付費結賬”。

由於國情及軍隊建設管理的歷史條件不同，各國軍隊醫療保障制度和模式也必然不同。討論分析中國軍隊醫院有償服務利弊得失，不能從教條主義和機械主義出發，只能立足於國情、軍情和社情。回到當下的輿論焦點和調查焦點説事，作為治標措施，以武警北京二院作為切口，整治軍隊醫院有償服務亂象行動已經開始，假以時日，必有不少軍隊醫院內的“害羣之馬”會遭到軍法懲處。但是治標不可能在短時期就能完成，一定有個較長的時間過程，至於治本，所費時間肯定更長。

這一次，軍委相關部門及武警總部，能以同輿論搶時間的姿態向涉事醫院派出調查組，並將信息公佈於社會，既是個不小進步，亦是個不再遮遮掩掩諱疾忌醫的值得期待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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