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丟：《歡樂頌》，當貧窮和出身成為一種原罪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識裝”（fashion3chaser**），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
《歡樂頌》裏無歡樂，這是我看了《歡樂頌》這麼久以來的最大感受。
開播伊始，有人將《歡樂頌》比作《粉紅女郎》，認為它是講幾個住在同一棟樓裏的女孩子們輕鬆愉悦的愛情和生活。隨着劇情的不斷發展，狗血撕逼大戲輪番上演，連22樓五美的男人們都開始摻和進來的時候，大家覺得這就是一部暗黑版的《小時代》，畢竟小時代裏的女孩子們雖然主業是撕逼，但是副業也還是會在關鍵時候同仇敵愾抱成一團為夢想加油呢。
但是《歡樂頌》呢？我只看到了精英階層對自己的“套路”沾沾自喜，無時無刻不在judge別人，在安迪、奇點和曲筱綃滿滿的優越感背後，我感受到了來自作者滿滿的惡意。
△樊勝美在音樂會因為感懷身世默默飲泣，不但沒有得到趙醫生的憐憫，還被他偷拍之後寫了一首打油詩發給曲筱綃。兩口子非但不覺得這種行為不禮貌，反而又刻薄地諷刺了樊勝美一番，曲筱綃得意地給自己老媽看樊勝美哭泣的照片，説人家穿了一件出席葬禮才穿的衣服。這一幕實在令我太反胃了。
在豆瓣和知乎都有人討論《歡樂頌》這部戲三觀到底正不正，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誰説文藝作品一定要三觀正呢？又不是《新聞聯播》，最重要的是讓觀眾和讀者能夠感同身受啊不是嗎？他們覺得《歡樂頌》之所以能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就是因為它赤裸裸地反映了當今的現實，所以才會讓看慣了瑪麗蘇傻白甜的觀眾難以接受。
這種話乍一看又合理又能嚇唬人，卻經不起深究。《歡樂頌》現實嗎？我認為很現實，但是現實的是它那種“有錢就是正確”的價值觀，而非現實的生活。我討厭瑪麗蘇傻白甜，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同時反感《歡樂頌》。因為《歡樂頌》的對立面不是瑪麗蘇傻白甜，而是真正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
我們不拿國外的比，就拿《金瓶梅》和《紅樓夢》來説，都是體現當時時代風貌的現實主義鉅著，從王孫貴族到販夫走卒都做了事無鉅細的描寫，而且作者做到了絕對的客觀公正，通過人物的行為來展現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讓讀者自己做判斷，而不是像《歡樂頌》一樣通過作者的旁白來給人物的性格貼標籤。
蘭陵笑笑生和曹雪芹是冷的，將自己置身事外，只描寫不評判，而《歡樂頌》的原作者阿耐是熱的，她毫不諱言對曲筱綃的偏愛，並且將自己當成了安迪和曲筱綃的代言人，引導讀者對故事中人的好惡。
《紅樓夢》裏曹公對黛玉不可謂不愛，可是也寫出了林黛玉的刻薄，林妹妹在對劉姥姥發出“母蝗蟲”和“百獸率舞”的譏諷後，又給惜春的那幅圖起個名字叫《攜蝗大嚼圖》，逗得小姐奶奶們捧腹大笑，曹公並沒有美化她這種行為，為其洗白為“古靈精怪”、“外冷內熱”、“心地善良”。反觀曲筱綃的出格言行，無論是污衊安迪是小三，給白渣男塞紙條，還是查王柏川的車牌等等越界的行為，都被作者用“熱心腸”和“善良”的標籤給定性了。
這樣的厚此薄彼註定了《歡樂頌》不可能塑造出真正的現實。要我説《歡樂頌》也是瑪麗蘇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自詡為精英階層的那一小撮人意淫的集中體現。為什麼要説“自詡為”？因為《歡樂頌》是站在安迪和曲筱綃的視角去展開故事的，剛剛大學畢業的或者不在一線城市工作生活的觀眾覺得“哇，這就是現實！”可惜，這只是邱瑩瑩和樊勝美們幻想中的精英階層和上流社會的活法。
她們認為精英階層就是隨時用智商碾壓別人的人，所謂“理科生的思維”就是對數字敏感，所謂對數字敏感就是會背圓周率……WTF？真是感覺到來自世界的深深的惡意。這也就算了，以曲筱綃為代表的“上流社會”的玩法就是視法律為無物，隨時用不正當的手法去競爭，動用各種關係去查他人的隱私，這就是他們用來證明自己“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的方式。
怪不得有人説中國老百姓對貪污腐化、徇私枉法的憤恨不是因為這些行為對國家和社會危害有多大，而是因為他們不能享有這樣的“特權”罷了。一旦擁有了這樣的機會，他們就會毫無心理負擔地做出之前自己所痛恨的行為。
再説得直白一些，安迪和曲筱綃不過是作者渴望成為的那種人，但是樊勝美和邱瑩瑩才是她的本體。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安迪和曲筱綃的人設蒼白又脱離現實，“智商高情商低不擅與人相處的高冷海歸”“不學無術靠小聰明也能闖出一番事業的富二代”的老套設定，和知音故事會有什麼區別啊？反而樊勝美、邱瑩瑩和關關要真實得多。
可怕的是，作者一邊對安迪和曲筱綃進行着一廂情願無限貼金的褒揚，一邊又把現實中真實自我的代表（即樊勝美和邱瑩瑩）狠狠地踩進爛泥裏，認定她們出身的階級和原生家庭決定了一切的掙扎都是徒勞。哎，不知道作者現實生活得有多苦，對自己也真夠毒的。
其實《歡樂頌》的爭議之所以那麼大，不在於它是否反映了現實，而在於故事發生在一個人人都會關注的衝突點上，即階級的對立和衝突。
比如中上層階級和上層貧民的衝突，並抵制後者向上爬的企圖，參見曲筱綃對樊勝美的“撈女”論；比如上層貧民（合租的三個女孩兒）聯手對付自己同一階級的人，討好高於自己階級的人，為的是自己階級不下滑並且努力成為中產階級——即便偽裝自己是中產階級。
△本文中使用的階級劃分法參考保羅·福塞爾在《格調》裏的定義
托克維爾説，在民主時代，歡樂要比貴族時代來得強烈，有更多的人可以分享歡樂。但是在這種人人平等的虛幻氛圍中，人們的希望和慾望其實更容易被不平等的現實摧毀，靈魂所受的折磨和煩惱反而要比明顯劃分了不同階級的時代要大。
《歡樂頌》的劇情就是托克維爾這段話最好的詮釋，它虛構出一個表面上平等的小空間——歡樂頌小區22樓，讓五個出生背景成長經歷完全不同的女孩子機緣巧合湊到了一起，本來以為是一個價值觀激烈碰撞之後迸發出友誼火花，大家打破階層藩籬互幫互助一起成長的故事。
結果呢，它陰惻惻地下結論告訴你：你出身所在的階級已經決定了你一生的命運，如果你妄圖努力改變命運向上爬，只會淪為被人嘲笑的話柄，在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
我懷疑作者對階級的定義和想象都是通過閲讀保羅·福塞爾的《格調》和布爾迪厄的《區分》這兩本書來完成的。《區分》裏的主要觀點認為，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純粹的，都是習性、資本和場域相互作用的產物。趣味是一種對人的階級分類，而這一分類的構成、標示和維持，掩蓋了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種合法的外衣。
《格調》裏説，底層的人們相信等級是以一個人擁有財富的多少來作為標準的；生活在中層的人們承認金錢和等級差別有關，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和從事的工作類型同樣重要；接近上層的人們則認為品味、價值觀、生活格調和行為方式是判斷等級身份不可或缺的標準，對金錢、職業或受教育程度則不加考慮。
《歡樂頌》本身是以金錢來區分片中人物階級的，但是又不好説得那麼明顯，於是就披上了諸如“趣味”、“品味”和“智商”的外衣。但是出身越低的人物被描寫得越沒有腦子越淺薄，出身越高的人物則明顯有更多的良好屬性加成。嗯，作者認為有錢才會有品味，富二代要比富一代更有品位。
所以片中的鄙視鏈是這樣的：有錢有文化有高尚職業的二代安迪（這裏稍微劇透下安迪的真實身份)＞富二代包奕凡＞有文化的富一代奇點＞有文化有高尚職業的趙醫生＞暴發户二代曲筱綃＞中產家庭出身的關關＞上層貧民出身的王柏川＞中層貧民出身的邱瑩瑩＞下層貧民出身的樊勝美。
以中上層階級自居的安迪、奇點和趙啓平認為，他們高人一等的原因不是金錢，而是因為他們是“有趣”的人，看看趙醫生對“有趣”的定義：
因為在打牌的時候發現曲筱綃是個輸不起且沒文化的人，之前還因為費洛蒙的吸引而親得跟八爪魚似的趙醫生瞬間就開始嫌棄她。但是曲筱綃有錢啊，有錢所以學什麼都快，你看她去留學幾年連基本的英語對話都不會，回來臨時抱佛腳背幾個單詞抱抱安迪大腿就可以拿下外商的大單子。遇到趙啓平嫌棄她，人家去上網下載王小波所有的文章，就要以“王小波式”的愛情追回趙醫生了。
好好好，你有錢你有理，你有錢就有了智商和情商。關關呢？即使她內涵比曲筱綃豐富得多，聽德沃夏克，讀王小波莎士比亞，依然要被貼上“無趣”的標籤，樊勝美和邱瑩瑩更可憐了，好歹是正經大學畢業，在一線大城市生活了好多年，但是似乎頭腦空空，沒有任何文化娛樂生活，除了關心嫁人和賺錢之外，內心貧乏得一塌糊塗。
當貧窮和出身成為一種原罪，《歡樂頌》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現實和客觀。
這個世界上當然存在有錢且有趣的人，也存在沒錢也無趣的人，但是除了這兩種人，還有很多有錢也沒品，沒錢卻有趣的人。後面這兩種人，在《歡樂頌》的世界裏是找不到的，因為作者已經在擁有金錢和過得有趣之間劃上了等號，不會考慮其他的情況。
如果將《歡樂頌》的背景放在歐美，可能都要比放在當下的中國要更現實一些，因為歐美的階級固化遠比中國要嚴重得多，所以有些家族品味的傳承，還真的不是小鎮出身的孩子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後天努力可以縮短的，但是中國並不是這樣。
現在的安迪、奇點，很可能就是十年前的樊勝美，二十年前的邱瑩瑩，莫欺少年窮，誰不是從傻乎乎的對社會規則一無所知的新鮮人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呢？我不用去舉多少成功人物的勵志經歷，大家看看四周，你認識的優秀的人難道都像安迪、奇點、曲筱綃這樣？你沒有見過從精神文化生活匱乏的小鎮走出來的，或者從畸形的原生家庭中走出來的有趣、上進、有前途的人？
字典中對“勢利小人”一詞的通常解釋是：把出身或財富當做檢驗價值的唯一標準的人。勢利之徒總是將自己與想象中的金錢、權力和品位的擁有者聯繫起來，所以才會跪舔安迪和曲筱綃，對邱瑩瑩和樊勝美充滿了輕視和刻薄。
其實大可不必，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安迪和曲筱綃，如果你現在是邱瑩瑩和樊勝美，也不要因此自慚形穢，一個人最終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和你的出身有關，但是並非有決定性的影響。想要成為有趣有品生活精彩的人，金錢並不是唯一的條件。讀書就是一種最廉價也最有效地提高個人品味和思想的方式啊。這個年代還鼓吹出身和血統論的，真是，遇羅克都白死了。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遇羅克於1966年下半年寫下了著名的《出身論》一文，批判血統主義，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因此於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被宣判死刑並被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