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或許你並不知道，倫敦新市長當選的原因是……

無論倫敦是否準備好，都將迎來一位來自勞工階級的穆斯林市長。

當地時間5日,英國工黨候選人薩迪克·汗（Sadiq Khan）在倫敦市長選舉中擊敗了保守黨的扎克·古德史密斯（Zac Goldsmith）等其他4名不同黨派候選人，成為倫敦有史以來第一位當選的穆斯林市長。

這次倫敦市長選舉也創下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達到45.6%。此前最高的一次是2008年45.3%。薩迪克·汗獲得超過115萬張選票。位於第二的古德史密斯獲得了超過91萬張選票。

移民勞工階層走出的穆斯林市長

這位穆斯林新市長不僅來自移民羣體，也是典型的勞工階級。45年前，薩迪克·汗在Tooting的聖喬治醫院出生了。薩迪克·汗的父親1960年代移民英國，靠開巴士為生，母親在家縫補衣服補貼家用。英國作家John Berger曾這樣評論20世紀中葉的歐洲勞工進口狀況：“被輸入的不是移民工，而是機械維修工具、清潔用品、挖土機、鑽扣機、水泥攪拌器等等。要從勞動工具重新變回人（丈夫、父親、公民、愛國者……），移民工只能回家，回到那個他們窮盡所有拼命逃離的，沒有未來的家”。（摘自《歐洲移民工：第七種人（A Seventh Man）》，1975年出版）

Tooting區是倫敦多元文化的一個縮影。近一半人口為移民或移民後裔。5.2%來自巴基斯坦，4.3%來自印度，2.1%來自愛爾蘭，1.7%來自斯里蘭卡，1.7%來自索馬里，1.7%來自菲律賓，1.6％來自南美，1.3％來自牙買加……

和英國右派媒體所影射的“英國已經全面穆斯林化了，如果不加防範，未來你的小孩也將是穆斯林”有不少出入——即使是像Tooting這樣，外來人口占半數的街區，穆斯林人口也只佔20.7%，遠遠低於佔40.2%的基督徒。此外，還有8.1%的印度教徒，0.8%的佛教徒，0.2%的猶太教徒以及21.4%的無神論者。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想把自己變成一座孤島上的國王，讓所有人臣服於一種觀念，一種政治理想或一種宗教，無異於為自己修建一座與世隔離的瘋人院。

Tooting區內的教堂和地鐵站，略帶拜占庭風格的建築凸顯了該地區的文化多元化。

薩迪克·汗就是在這樣的多元文化下長大的，不單他，所有的倫敦人都享受着類似的成長環境——當然，對英國第一黨（Britain Frist）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説，這樣的環境大概就是“煉獄”了。

薩迪克·汗一家人住在當時英國政府為低收入勞工提供的廉租房裏。他有七個兄弟姊妹，其中有七個擁有大學學位，第八個是位成功的技師。他説：“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巴士司機而感到羞恥，但是他希望我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八個孩子的勞工家庭，日子當然過得很拮据。這種成長經歷是他的對手，出生於威斯敏斯特醫院，小學就讀於國王學校，父親是億萬富翁的富二代戈登史密斯所難以理解的。

獲勝原因：不是身份，而是政策

因為薩迪克·汗是一位穆斯林，讓大多數人將他獲勝的原因聚焦於他的特殊身份，但薩迪克·汗提出的更符合勞工階級的、接地氣的政治綱領和解決方案，或許才是他以壓倒性優勢獲勝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工黨領袖科爾賓在去年黨內選舉中獲勝，讓萎靡多年的工黨重振雄風，也為薩迪克·汗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帶來了大量年輕人和勞動階層的選票。

值得一提的是薩迪克·汗這二十年間始終為之奮鬥的住房政策。

在Ernest Bevin綜合公立學校畢業後，薩迪克·汗考入倫敦大學，畢業後成為人權律師。二十出頭，他出入歐洲人權法院，英國上議院和上訴法院，倡議反對種族歧視。他很早就加入工黨，年僅23歲，便被選為Tooting地區的工黨領袖。在1994年到2006年任期之間，他成為Tooting工薪階級的代言人，為“工薪階層也能住得起倫敦的房子”這一“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戰鬥不息。

薩迪克·汗出身基層，競選過程中不忘打造親民的形象。

對倫敦人來説，住房問題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是微薄的收入和高漲的房價之間難以撲滅的、日日升騰的烽火硝煙。比平均生活收入水平（注：不是平均收入）高兩倍的倫敦工薪階層仍面臨着買不起房，永世為房租作奴的慘況，就不要説低於平均生活收入水平的那19%（2014.5.National Statistic）了。全職倫敦工薪階層每週收入約為517英鎊，月收入不夠支付倫敦市中心的房租，一個月有兩到三週的時間在苦逼地為一套郊區兩居室的房租打工。

在撒切爾時代就開始發跡的房東階層是高房租的受益者，他們低價買下政府大量出售的“廉租房”並用以出租，租金再投資房產，房產再生租金，如此循環。在這種大環境下，薩迪克·汗多年來一直挑戰的，不是房價，而是富人和房東階層的道德底線，也可以説是資本主義的道德底線。

薩迪克·汗的夢想是：每年建80000套工薪階層經濟房；讓每個地產商在發售房產時發售50%的“可承受低價房”；通過政府機構，比如“Transport for London for development（倫敦交通發展局）”尋找每一塊適合經濟房的土地，不管是公有還是私有；向房東施壓，推行倫敦房租上限；推行政府監控下的“非牟利租房機構”等等。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Christine Whitehead説薩迪克·汗的房策是痴人説夢。但除此之外，除了行政干預以外，有什麼辦法能讓一隻瘋狂牟利的資本主義轉輪放慢速度麼？

在薩迪克·汗的“政綱”中，都是倫敦市民最關心的民生問題，比如公共交通費、房價及廉價住房等問題。他承諾公共交通費保持4年不漲價，以此改善被譽為全世界最貴的倫敦公交交通系統；確保倫敦當地居民對新建住房有“首選權”，新房出租價格按照倫敦當地平均收入設定。戈登史密斯雖然也承諾改善公共交通系統，但和曾經身為交通部長的薩迪克·汗相比，他的履歷和經驗顯然不令人信服。民調顯示，只有14%的受訪者相信戈登史密斯能夠兑現承諾。

同性婚姻倡導者

除了推行工薪階層住房、交通政策，薩迪克·汗還倡導同性戀婚姻。在2013年英國議會討論同性戀婚姻法案時，作為英國議會中首位穆斯林高級大臣，他是5位穆斯林議員中投贊同票的其中一位，隨即他就遭到了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的死亡威脅。Jamia Islamia Rizvia清真寺的長老Mufit Muhammed通過伊斯蘭教廷對薩迪克·汗發出《變節者裁決》。在網上，蒙面的極端主義者站成一行，向英國議會五名贊同同性戀婚姻的穆斯林議員發出死亡通牒。

有人因此説，如果薩迪克·汗當選倫敦市長，倫敦將成為ISIS的肥肉，因為他在“同性戀婚姻法”上寫“贊同”兩個字時，便已引火上身。怕給倫敦帶來禍害，作為穆斯林的他，就應該違背自己人權律師的原則，向同性戀婚姻説“不”嗎？這是否等於在《蘇菲的選擇》中，蘇菲只要跟隨滅猶論的父親和嗜血的納粹丈夫，她一雙年幼的兒女就可以慘遭奧斯維辛的迫害？

針對薩迪克·汗的爭議還不只是這個。2004年9月19日晚上，在Tooting穆斯林中心薩迪克·汗和五個伊斯蘭極端分子共同參與了一場討論會，這些極端分子不僅支持恐怖組織Hamas，還支持ISIS。討論會的組織方是“挺巴勒斯坦團體”。

前面説過，薩迪克·汗成長在倫敦的Tooting，一個多元文化中心地帶，他如果在2004年參加某場由“挺北愛爾蘭團體”組織的討論會（而不是在1972年參加IRA團體）也不見得有什麼奇怪。但是英國保守黨和右派媒體卻拿薩迪克·汗的這類公開活動大作文章，説他和恐怖分子私底下劈腿，把ISIS當作好朋友等等——哪怕他在討論會上譴責ISIS的行為，哪怕他的發言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他出席類似的討論會，是為了討論人權問題，比如巴勒斯坦的人權問題。這是他作為人權律師的工作”。總而言之，很多人至今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出席有異端在場的討論會，如果出席者和異端不是同僚的話，是什麼？

自1994年，在某家麥當勞餐廳，薩迪克·汗舉起魚漢堡求婚後，他與妻子已結婚20年，並育有兩個女兒。他的“魚餅求婚之舉”被右派媒體和熱衷於在紅酒桌前獻膝蓋的英國紳士們嘲笑不已。

但不管世人如何評判，5月6日的倫敦市長大選，多元文化的擁戴者，工薪階層的代言人，巴士司機的兒子薩迪克·汗還是打敗了種族歧視者和超級富二代戈登史密斯，以1310143票當選倫敦市長，成為英國歷史上支持率最高的市長，西方歷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長。在7日早上BBC4電台錄製的慶賀欄目裏，倫敦Tottenham區的議員David Lammy激動地説道：“如果未來英國首相中出現了有色人種，薩迪克·汗今天取得的成就將功不可沒。”

《太陽報》和《每日郵報》的右派專欄作家Katie Hopkins曾揚言：“如果薩迪克·汗當選，我就在屁股裏插根香腸裸奔倫敦！”目前支持薩迪克·汗的倫敦市民們正對此翹首以待，歡笑聲中伴隨着西方極右派們和美國特朗普們的仇恨、心累與不解。

就是她要“在屁股裏插根香腸裸奔倫敦”。（小編摳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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