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或許你並不知道,倫敦新市長當選的原因是……
無論倫敦是否準備好,都將迎來一位來自勞工階級的穆斯林市長。
當地時間5日,英國工黨候選人薩迪克·汗(Sadiq Khan)在倫敦市長選舉中擊敗了保守黨的扎克·古德史密斯(Zac Goldsmith)等其他4名不同黨派候選人,成為倫敦有史以來第一位當選的穆斯林市長。
這次倫敦市長選舉也創下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達到45.6%。此前最高的一次是2008年45.3%。薩迪克·汗獲得超過115萬張選票。位於第二的古德史密斯獲得了超過91萬張選票。
移民勞工階層走出的穆斯林市長
這位穆斯林新市長不僅來自移民羣體,也是典型的勞工階級。45年前,薩迪克·汗在Tooting的聖喬治醫院出生了。薩迪克·汗的父親1960年代移民英國,靠開巴士為生,母親在家縫補衣服補貼家用。英國作家John Berger曾這樣評論20世紀中葉的歐洲勞工進口狀況:“被輸入的不是移民工,而是機械維修工具、清潔用品、挖土機、鑽扣機、水泥攪拌器等等。要從勞動工具重新變回人(丈夫、父親、公民、愛國者……),移民工只能回家,回到那個他們窮盡所有拼命逃離的,沒有未來的家”。(摘自《歐洲移民工:第七種人(A Seventh Man)》,1975年出版)
Tooting區是倫敦多元文化的一個縮影。近一半人口為移民或移民後裔。5.2%來自巴基斯坦,4.3%來自印度,2.1%來自愛爾蘭,1.7%來自斯里蘭卡,1.7%來自索馬里,1.7%來自菲律賓,1.6%來自南美,1.3%來自牙買加……
和英國右派媒體所影射的“英國已經全面穆斯林化了,如果不加防範,未來你的小孩也將是穆斯林”有不少出入——即使是像Tooting這樣,外來人口占半數的街區,穆斯林人口也只佔20.7%,遠遠低於佔40.2%的基督徒。此外,還有8.1%的印度教徒,0.8%的佛教徒,0.2%的猶太教徒以及21.4%的無神論者。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想把自己變成一座孤島上的國王,讓所有人臣服於一種觀念,一種政治理想或一種宗教,無異於為自己修建一座與世隔離的瘋人院。

Tooting區內的教堂和地鐵站,略帶拜占庭風格的建築凸顯了該地區的文化多元化。
薩迪克·汗就是在這樣的多元文化下長大的,不單他,所有的倫敦人都享受着類似的成長環境——當然,對英國第一黨(Britain Frist)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説,這樣的環境大概就是“煉獄”了。
薩迪克·汗一家人住在當時英國政府為低收入勞工提供的廉租房裏。他有七個兄弟姊妹,其中有七個擁有大學學位,第八個是位成功的技師。他説:“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巴士司機而感到羞恥,但是他希望我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八個孩子的勞工家庭,日子當然過得很拮据。這種成長經歷是他的對手,出生於威斯敏斯特醫院,小學就讀於國王學校,父親是億萬富翁的富二代戈登史密斯所難以理解的。
獲勝原因:不是身份,而是政策
因為薩迪克·汗是一位穆斯林,讓大多數人將他獲勝的原因聚焦於他的特殊身份,但薩迪克·汗提出的更符合勞工階級的、接地氣的政治綱領和解決方案,或許才是他以壓倒性優勢獲勝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工黨領袖科爾賓在去年黨內選舉中獲勝,讓萎靡多年的工黨重振雄風,也為薩迪克·汗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帶來了大量年輕人和勞動階層的選票。
值得一提的是薩迪克·汗這二十年間始終為之奮鬥的住房政策。
在Ernest Bevin綜合公立學校畢業後,薩迪克·汗考入倫敦大學,畢業後成為人權律師。二十出頭,他出入歐洲人權法院,英國上議院和上訴法院,倡議反對種族歧視。他很早就加入工黨,年僅23歲,便被選為Tooting地區的工黨領袖。在1994年到2006年任期之間,他成為Tooting工薪階級的代言人,為“工薪階層也能住得起倫敦的房子”這一“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戰鬥不息。

薩迪克·汗出身基層,競選過程中不忘打造親民的形象。
對倫敦人來説,住房問題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是微薄的收入和高漲的房價之間難以撲滅的、日日升騰的烽火硝煙。比平均生活收入水平(注:不是平均收入)高兩倍的倫敦工薪階層仍面臨着買不起房,永世為房租作奴的慘況,就不要説低於平均生活收入水平的那19%(2014.5.National Statistic)了。全職倫敦工薪階層每週收入約為517英鎊,月收入不夠支付倫敦市中心的房租,一個月有兩到三週的時間在苦逼地為一套郊區兩居室的房租打工。
在撒切爾時代就開始發跡的房東階層是高房租的受益者,他們低價買下政府大量出售的“廉租房”並用以出租,租金再投資房產,房產再生租金,如此循環。在這種大環境下,薩迪克·汗多年來一直挑戰的,不是房價,而是富人和房東階層的道德底線,也可以説是資本主義的道德底線。
薩迪克·汗的夢想是:每年建80000套工薪階層經濟房;讓每個地產商在發售房產時發售50%的“可承受低價房”;通過政府機構,比如“Transport for London for development(倫敦交通發展局)”尋找每一塊適合經濟房的土地,不管是公有還是私有;向房東施壓,推行倫敦房租上限;推行政府監控下的“非牟利租房機構”等等。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Christine Whitehead説薩迪克·汗的房策是痴人説夢。但除此之外,除了行政干預以外,有什麼辦法能讓一隻瘋狂牟利的資本主義轉輪放慢速度麼?
在薩迪克·汗的“政綱”中,都是倫敦市民最關心的民生問題,比如公共交通費、房價及廉價住房等問題。他承諾公共交通費保持4年不漲價,以此改善被譽為全世界最貴的倫敦公交交通系統;確保倫敦當地居民對新建住房有“首選權”,新房出租價格按照倫敦當地平均收入設定。戈登史密斯雖然也承諾改善公共交通系統,但和曾經身為交通部長的薩迪克·汗相比,他的履歷和經驗顯然不令人信服。民調顯示,只有14%的受訪者相信戈登史密斯能夠兑現承諾。
同性婚姻倡導者
除了推行工薪階層住房、交通政策,薩迪克·汗還倡導同性戀婚姻。在2013年英國議會討論同性戀婚姻法案時,作為英國議會中首位穆斯林高級大臣,他是5位穆斯林議員中投贊同票的其中一位,隨即他就遭到了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的死亡威脅。Jamia Islamia Rizvia清真寺的長老Mufit Muhammed通過伊斯蘭教廷對薩迪克·汗發出《變節者裁決》。在網上,蒙面的極端主義者站成一行,向英國議會五名贊同同性戀婚姻的穆斯林議員發出死亡通牒。
有人因此説,如果薩迪克·汗當選倫敦市長,倫敦將成為ISIS的肥肉,因為他在“同性戀婚姻法”上寫“贊同”兩個字時,便已引火上身。怕給倫敦帶來禍害,作為穆斯林的他,就應該違背自己人權律師的原則,向同性戀婚姻説“不”嗎?這是否等於在《蘇菲的選擇》中,蘇菲只要跟隨滅猶論的父親和嗜血的納粹丈夫,她一雙年幼的兒女就可以慘遭奧斯維辛的迫害?
針對薩迪克·汗的爭議還不只是這個。2004年9月19日晚上,在Tooting穆斯林中心薩迪克·汗和五個伊斯蘭極端分子共同參與了一場討論會,這些極端分子不僅支持恐怖組織Hamas,還支持ISIS。討論會的組織方是“挺巴勒斯坦團體”。
前面説過,薩迪克·汗成長在倫敦的Tooting,一個多元文化中心地帶,他如果在2004年參加某場由“挺北愛爾蘭團體”組織的討論會(而不是在1972年參加IRA團體)也不見得有什麼奇怪。但是英國保守黨和右派媒體卻拿薩迪克·汗的這類公開活動大作文章,説他和恐怖分子私底下劈腿,把ISIS當作好朋友等等——哪怕他在討論會上譴責ISIS的行為,哪怕他的發言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他出席類似的討論會,是為了討論人權問題,比如巴勒斯坦的人權問題。這是他作為人權律師的工作”。總而言之,很多人至今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出席有異端在場的討論會,如果出席者和異端不是同僚的話,是什麼?
自1994年,在某家麥當勞餐廳,薩迪克·汗舉起魚漢堡求婚後,他與妻子已結婚20年,並育有兩個女兒。他的“魚餅求婚之舉”被右派媒體和熱衷於在紅酒桌前獻膝蓋的英國紳士們嘲笑不已。
但不管世人如何評判,5月6日的倫敦市長大選,多元文化的擁戴者,工薪階層的代言人,巴士司機的兒子薩迪克·汗還是打敗了種族歧視者和超級富二代戈登史密斯,以1310143票當選倫敦市長,成為英國歷史上支持率最高的市長,西方歷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長。在7日早上BBC4電台錄製的慶賀欄目裏,倫敦Tottenham區的議員David Lammy激動地説道:“如果未來英國首相中出現了有色人種,薩迪克·汗今天取得的成就將功不可沒。”
《太陽報》和《每日郵報》的右派專欄作家Katie Hopkins曾揚言:“如果薩迪克·汗當選,我就在屁股裏插根香腸裸奔倫敦!”目前支持薩迪克·汗的倫敦市民們正對此翹首以待,歡笑聲中伴隨着西方極右派們和美國特朗普們的仇恨、心累與不解。

就是她要“在屁股裏插根香腸裸奔倫敦”。(小編摳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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