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升：倫敦來了位穆斯林市長，左右派都不淡定了
“薩迪克的當選證明了英國移民政策的正確性，給外來移民提供上升渠道，有利於降低極端思潮的影響。”
“這樣做能夠讓有活力的移民去攪動懶惰的英國本地人，提高英國的競爭力。”
這是倫敦選出首位穆斯林市長後，幾位英國當地朋友和我的交流。他們似乎對此事都持有比較正面的評價，當然，這幾位都是工黨鐵粉。如果我拿同樣的問題去問保守黨，估計得到的會是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場讓英國“分裂”的選舉，核心的焦點在於新市長的穆斯林身份。然而看看這次倫敦市民面臨的選擇吧：巴士司機的兒子或億萬富翁級的富二代；北倫敦大學法學畢業生或伊頓公學的輟學貴族子弟；已經執掌倫敦八年的保守黨或長期處於在野位置的工黨；主張脱離歐盟且對移民採取保守政策的右派或主張留在歐盟且主張歡迎移民的左派；主張提高税收增加福利的工黨或信奉自由競爭的保守黨；歐洲人從來就打心裏不接受的猶太人和從骨子裏就無法融合的穆斯林。這幾對選擇對於任何一個倫敦人而言，都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
但本次選舉的結果不應只從身份政治、種族差異和宗教問題上去解讀，因為這兩個候選人的背後還有其它標籤，比如他們的施政理念，家庭出身，階級屬性以及為人品行等。但是不得不説，不僅僅是倫敦，整個西方的大城市都沒有出現過一個猶太人和一個穆斯林競選市長並最終是穆斯林候選人獲勝的情況。這種現象本身就説明歐洲社會結構被外來移民改變的程度已經越來越巨大。比起這一現象，那些税收與福利之爭或寒門子弟與富家貴族之爭早已有之，在歐洲大陸出現向右轉趨勢時，倫敦穆斯林市長的誕生絕對應該成為關注焦點。
倫敦首位穆斯林市長薩迪克·汗
左派的勝利：穆斯林當市長，讓極端思潮沒有市場
我們可以看到這場選舉過後，各方對於選舉結果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一方面，左派的媒體如《衞報》以及泛左的時評人和政客都對結果表示欣喜。他們的基本依據是：如果我們讓出身寒門的少數族裔，特別是穆斯林，在社會中擁有足夠的上升空間，那麼這些生活在中下層的外來移民就會對英國的社會擁有歸屬感和公民意識，從而杜絕極端思潮的蔓延。
這個理論確實具有合理性，首先要看到穆斯林在英國乃至歐洲社會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存在。經過長期的移民，英法等國擁有數量龐大的穆斯林，他們大多生活在社會的中下層，從事着諸如普通餐飲、出租車、超市零售、郵遞、電話客服、公交系統等領域的工作。英國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説每天都離不開這些穆斯林移民，筆者在英國學習生活時就深有體會，無論是打電話與銀行預約、打車或乘公交出門還是晚上叫外賣或去超市補充生活用品，穆斯林移民隨處可見，而在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穆斯林移民甚至會集中從事犯罪活動，如偷竊、販毒和人口販賣等。其實就算是在社會治安比歐洲大陸要好的英國，穆斯林移民從事犯罪活動也並不少見，在英國高校有過留學經驗的人應該會知道，英國學生普遍吸食的大麻主要都是通過哪些人羣在負責室內種植和銷售（此處陳述不帶任何歧視，只是直面現實）。
英國IS劊子手約翰斬首美國記者的畫面
那麼這樣一個繞不開的羣體，如果長時間受到主流社會的隔離，就會為極端思潮的滋生提供土壤，這比起偷竊販毒要可怕得多。這種情況已不是假設，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數以千記的英國籍或持有英國工作簽證的穆斯林年輕人，大量的湧入敍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等地，就連在鏡頭前斬首人質的劊子手都是操着倫敦腔跟鏡頭説話。根據2014年《每日郵報》的統計，參加ISIS的外國成員中有1/4來自英國，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因為，這些拿着英國護照或簽證的人，在戰場上經過實戰訓練後，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國，然後操着一口英文並在英國生活過的他們，還可以通過網絡或面對面的方式，向同樣生活在英國的穆斯林年輕人進行煽動和招募。這就是危險所在，英國政府和情報安全部門已經通過各種方式遏制這種現象，但是再密的網也是有孔的，而且維持如此大規模的情報蒐集和監控需要長期大量耗費國家資源，安全成本太高。
所以這就涉及到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大禹治水”問題，“堵”只能治標，“疏”才能治本。如果薩迪克·汗這樣出身的人可以當上倫敦市長，那麼這種模範作用對於穆斯林羣體來説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此先例一開，穆斯林移民在英國社會的上升渠道就會被打開，那些對未來迷茫的穆斯林年輕人也許就會對生活增加信心（對於他們來説生存不是問題，問題在活得沒有意義，因此極端思潮某種程度上很容易乘虛而入），再次相信在這個社會中自己是可以做一番既合法、有意義又有成就感的事業，那麼這個“疏”的渠道就形成了。這種渠道當然不僅限於從政，競選議員或市長，還包括在擁有較穩定收入的公務員隊伍中為少數族裔增加機會，比如薩迪克·汗當選後宣稱要在警察隊伍中增加少數族裔的數量，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些變化無論對少數族裔的犯罪問題還是極端思潮的遏制，都會起到積極的作用，關鍵就在改革的決心和水準上。
右派的擔憂：基督教白人主體社會遭到威脅
但保守的右翼則不這麼想，穆斯林市長的改革也註定不可能一帆風順，甚至會有進一步撕裂社會的可能。在薩迪克·汗就職演説時，極右翼候選人保羅·戈丁在台上居然用背對新市長的方式表示抗議，這種行為可以説也是非常罕見的。西方民主遊戲的玩家們歷來尊重遊戲規則，就算心裏多麼的憤恨和不懈，表面也要説：“我們祝賀對手勝選，接受投票結果，我們會檢討，下一屆再來。”這是西方民主遊戲能玩得轉的基本要求，但是這回的結果對於白人右翼而言着實不好接受，而且整個倫敦也未必就準備好迎接穆斯林市長的大刀闊斧改革。
新市長就職典禮上，極右翼候選人保羅·戈丁背過身來表示抗議
因為工黨穆斯林市長的理念如果得以貫徹實施，那麼將會帶來一個可預見的也是最直接的結果：穆斯林移民將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在德國、法國、比利時和奧地利受氣的穆斯林難民們想必已經在和早先抵達倫敦的小夥伴們聯繫了，倫敦新市長的身份和主張對於他們而言絕對是一大利好。進入2016年後，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英國的失業率降至十年最低，就業率達73.3%，經濟形勢目前在英國是“風景這邊獨好”。這估計也給工黨的改革派們提供了底氣。但是這塊經濟復甦的蛋糕先給穆斯林移民吃的話，倫敦乃至全英國的白人們估計也得不高興了。
此外，隨着穆斯林的增長，宗教隔閡會進一步加大而非縮小。穆斯林羣體的增多將會導致穆斯林宗教場所和宗教行為的增多。而且長期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擁有很強烈的傳教動機，以筆者的經驗來談，即便是坐出租車，某些穆斯林出租司機也會掏出手機，給你推薦一款“古蘭經學習App”，恨不得手把手教你從Google Store上把這款App下載下來，然後一本正經地截取古蘭經的某一小段，跟你“解釋”先知是如何預見到手機的發明和飛機的出現的（親身經歷，絕非杜撰）。別説是當地白人，任何人都會對這種現象感到疑慮。如果穆斯林移民真的不拿自己當外人了，那西方社會就會出現新的問題。前些日子，法國人就用推土機把穆斯林難民營中的清真寺給推平了，所以這種撕裂不是通過給穆斯林上升渠道就能解決的，穆斯林的社會地位提升並不會改變其宗教信仰與西方不一致的事實，即便政府不表態，民間的隔閡也遲早會引發對抗。
英國穆斯林羣體在不斷壯大，如何疏導這部分人羣成為新的社會問題
兩難之下如何選擇？
面臨兩難境地，英國人或者説倫敦市民做出了和右傾抬頭的歐陸國家不一樣的選擇。英國人繼承了自大憲章以來的妥協精神，往後讓了一步。不得不説這種做法比極右翼的對抗策略要務實。首先，我們不能枉顧事實，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是不可能説搬走就搬走的。在今天，歐洲國家在自己的社會結構中徹底剝離穆斯林移民在技術上是做不到的。在英國的校園中，穆斯林學生隨處可見，在英國的社會中，穆斯林移民也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這就決定了在這個社會中和穆斯林的共存不是以英國人意志為轉移的。
如果選擇對抗，壓縮移民在社會中的上升空間，片面保護英國本地人的就業機會或福利，那並不會讓穆斯林選擇離開，因為他們無家可回，英國已經是他們的家了。他們會選擇抗爭，這些抗爭會有合法的也會有不合法的。社會治理成本會上升，固有的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如果寄希望於把這些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移民送走，那請問歐洲國家拿什麼送？準備把他們送哪去？所以，對於歐洲人來説，既然向右轉也解決不了問題，那麼為何不務實地向左轉？
如筆者的一位立場偏左的英國友人所言：“那些抵制移民的右派不過是一羣懶漢，他們自己不願意努力，卻也不讓別人努力。穆斯林市長的出現意味着英國社會越來越多元，越來越多的移民會激活英國的經濟和創造力，移民們就像攪動沙丁魚的鯰魚，他們帶着希望到來，一定會更努力和毫無保留，而習慣了福利的英國人缺乏創造力和努力的動機，這正是一個喚醒英國經濟的好勢頭，我想不出那些愚蠢的保守黨和右派有何理由反對。”
然而，質疑聲永遠存在，西方世界的網上（包括我國部分網民）有很多輿論擔心穆斯林市長的到來，會導致穆斯林的生活習慣和教條逐漸被用來束縛非穆斯林市民，歐洲的穆斯林化會日益嚴重，從而誕生必須旗幟鮮明反對穆斯林移民遷入的聲音。這種擔憂不是空穴來風，可以理解，但是用這個觀點來套倫敦穆斯林市長這個案例的話那就有偏差了。
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當選的薩迪克·汗不是一個西方社會的造反者，他不可能帶領極端思想去造西方社會的反，因為從他的履歷和成長環境來看，他恰恰是一名西方社會的“馴化者”或者“皈依者”。他的支持者以及希望他當政的精英們心裏清楚，把薩迪克·汗樹立起來有利於“馴化”更多的穆斯林移民。總的來説，這是英國人對當前歐洲難民危機以及歐洲穆斯林人口增長的一種有別於他國的創新型解決思路，效果怎麼樣還得讓時間來檢驗。然而右翼擔心的穆斯林化在倫敦發生的可能性極低，因為該市長如果推行這種政策的話，我相信他會立刻失去支持成為政治棄兒，畢竟讓他登上市長大位的可不僅僅是穆斯林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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