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沙利文:西方民主政治“進入晚期”
隨着這場反烏托邦的總統競選逐漸展開,我的腦海裏不時閃現柏拉圖《理想國》裏的一段對話。我在研究生院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時就感到了不安與驚訝。它摘自蘇格拉底和朋友們討論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質、它們隨時間推移發生變化以及一種政治制度會慢慢演變成另一種政治制度的對話。蘇格拉底似乎很清楚“專制政治必產生於民主政治”。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發現,在他看來,民主政治是自由與平等最大化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每一種生活方式都是允許的,公職是抽籤安排的。柏拉圖認為,民主政治持續時間越長就會變得越民主。自由會增加,平等會蔓延。對任何一種權威的敬畏都會消失,對任何一種不平等的容忍都會受到強烈威脅,多元文化和性自由將造就猶如“五彩斑斕之衣裳”的城市或國家。
專制產生於民主
柏拉圖認為,在許多人看來,這種彩虹旗般的組織體制是最公平的。但它本質上是不穩定的。隨着精英階層的權威漸弱,隨着當權派的價值觀讓位於民眾價值觀,觀點和個性會變得五花八門且互不理解。一旦阻礙平等的種種壁壘不復存在,一旦人人平等,一旦經驗階層遭到鄙視而為所欲為得到正式認可,那麼,民主政治就到了晚期。
富人受到攻擊,不平等越來越讓人無法容忍。父權制也被打破:“男女皆享同等之自由,而男女間又皆平等。”家庭里長幼尊卑顛倒:“(父親)習於與為子者平等,而有時竟對之有畏懼之心。為子者儼然與父並立,而逐漸疏忽其敬上之念。”在課堂上,“教師必畏懼學子,而有諂媚之行為。學子則藐視教師,不聽其教訓”。動物被視為與人平等,富人與窮人打成一片,“人民之自他國遷入者,與本國之人民亦得平等”。

柏拉圖認為,當民主政治全面成熟到這個程度時,意欲專制者往往就會抓住機會。
晚期民主令人憂
去年12月我在福克斯新聞頻道看到唐納德·特朗普那張義憤填膺的臉時,我不由得感到有點噁心。今年春天在政府衞星有線電視台看到狂熱的特朗普集會並眼見着他在變亂中肆意攻擊遠比他更有資格的政治同行時,我的噁心轉為恐懼。當他似乎縱容以暴力手段解決政治分歧時,我的腦海裏開始敲響警鐘。幾十年前柏拉圖就在我心中埋下了隱憂,讓我擔憂晚期民主生活的固有危險。不難看出,柏拉圖的看法恍惚折射了我們這個高度民主的時代,蠱惑人心、專橫殘暴的特朗普活脱脱就是早期政治專著《理想國》裏的人物形象。
在最近的幾場初選勝利之後,特朗普已經非常接近於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我想,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弄明白這場選舉揭示了我們生活方式中的哪些脆弱因素以及晚期民主政治開始暴露出的危險徵兆。
美國民主制度得以維持穩定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制憲元勳們讀過柏拉圖的書。為防止我國民主政治受制於大多數人的專橫和暴民的情感,他們在民眾意願與權力的施展之間設置了重重障礙。投票權受到嚴格限制。總統和副總統不是由民眾選舉產生而是由選舉團推舉。從20世紀初開始,美國的政黨嘗試實行初選;在196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出現混亂之後,如今遠遠更為民主的體制成為規範。
直接民主不再只是選舉國會和總統,它拓展了誰可以有資格擔任公職的理念。過去,候選人要通過擔任競選得來的職務、內閣職務或軍事指揮官積累經驗,他們實際上是由同行評審推選出來的。這種優勝劣汰機制漸漸分崩離析。1940年,毫無從政經驗的商人温德爾·威爾基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誇耀其個人財富使他絕對不會貪污腐敗:“我將對人民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負有義務。”他慘敗給富蘭克林·羅斯福,儘管如此,從那時起,非政界候選人激增,有羅斯·佩羅和傑西·科爾遜,有史蒂夫·福布斯和·赫爾曼·凱恩,今年擇優本·卡森、卡莉·菲奧里納以及唐納德·特朗普。我國民主政治的政治的進一步拓寬——我們愈發樂於接收隨便什麼人的領導,事實上是越來越偏好外部人士——現已基本完成。

對民眾意願、尤其是在選擇總統時對民眾意願設置的障礙幾近於無。2000年,喬治·W·布什在普選中落敗,憑藉選舉人票並最終異乎尋常地由最高法院做出裁決才勝選。阿爾·戈爾最終讓步使國家免於一場憲法危機,但這件事引起了廣泛的憂慮,而且不侷限於民主黨人中間。今年,我果真單間裏的代表制度也遭到抨擊。特朗普聲稱,不管規則是什麼,得票最多的競選人應當獲得共和黨的提名。現在看起來她好像根本無須説服人們相信他會積累足夠多的代表來確保獲得無可爭議的提名,反正他已經贏了。足足一半美國人如今認為傳統的提名制度受到操縱。
網絡民主氾濫成災
21世紀帶給美國大選的新生事物是媒體民主。如果説晚期政治民主花了兩百年時間日臻成熟,那麼,相應的媒體花了大約二十年,它迅速抹除了精英階層對我國民主論述的幾乎任何約束和控制。這個過程起源於上世紀末富有黨派色彩的電台訪談節目。互聯網的興起進一步使所有信息源民主化,急劇擴大了各路媒體的讀者羣,讓每個人都有了個公開發表意見的平台。原有的一切入場障礙——印刷、紙張和銷售成本——都土崩瓦解。如今只需一個網頁就能發起一場虛擬羣眾運動。幾秒鐘足矣。
網絡還具有非凡的能力吸納其他形式的媒體,使各個門類空前融合。政治和娛樂之分變得模糊,大選報道越來越像播送體育節目。特朗普的反覆無常、難以預料和情緒激昂就像每天源源不斷的推文。而我們竟然在考慮讓他掌握核武器發射密碼。
在我看來,認為特朗普強盜般的民粹主義絕無可能入主白宮的那些人忽略了這個動向。新納粹主義運動不是靠説服循序漸進的:他們先改變辯論的條件,以無拘無束的情感為基礎建立一個團體,接管現有機構,然後無情地利用各種大事。因此,此前民調數字讓人安心的前提是無視突發外部事件——11月大選前經濟下滑或某個大城市遭遇恐怖襲擊——有可能產生的影響。例如,我毫不懷疑特朗普説他要將“伊斯蘭國”組織“斬首”是真心實意的,不管那是什麼意思。但“伊斯蘭國”的利益和特朗普競選的利益如今完全一致是始終不變的事實。恐懼向來是意欲專制者的最大盟友。
特朗普現象的重大教訓是,假如精英階層用妥協無法治國,最終就會有外部人嘗試以民眾情緒和殘忍武力治國。
精英階層需超越黨派
但精英階層在民主政治中依然很重要。他們重要並非因為他們是民主的敵人,是因為他們提供了挽救民主於自取滅亡的關鍵要素。這個國家經受過遠比當前更險峻的日子,現在還不是放棄民主政治和精英階層之責任的時候。預言希拉里·克林頓會在11月大獲全勝的民主黨人既要檢討自己的沾沾自喜,也要明白特朗普問題其實不再是黨派幸災樂禍的由頭。實際情況要危險得多。仍然支持伯尼·桑德斯的人或許該認識到,他們批評希拉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並輕率地將其與腐敗混為一談——只會讓特朗普漁利。眼睜睜看着由希拉里來下調其政黨的雄心壯志會讓人感到難受,因為她樂於妥協和推諉的做法正是讓很多美國人不信任之處。然而,很快我們恐怕就會只剩下她來抵禦威脅了。她應當抓住敵人的致命弱點,打擊在不經意間給予了他力量的那種身份認同政治,以不認錯的態度論證有經驗和態度中庸並非惡習,更為直接着手解決白領工薪階層的焦慮——民主黨人必須聽着。
更重要的是,竭力運用其自身提名程序長期以來的規則驅除這個怪物的共和黨人值得我們給予同情的聲援,而不是鄙視。這不是指摘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咎由自取的時候。共和黨人必須利用一切機會抗擊特朗普,與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聯合起來抵制他,並做好準備犧牲一場選舉來挽救他們的政黨和國家。
就我國自由民主政治和憲法秩序而言,特朗普是一個滅絕級事件。我們早該開始照此對待他了。
(本文原文載於《紐約》雙週刊,《參考消息》翻譯。)
Aries解讀:
讀罷感覺作者是在説民主的先天疾病,到達頂峯時也就要卒了。那就不應該將民主之卒的黑鍋推給牀破啊,牀破也只不過是扮演民主的送葬人,不是牀破也會是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