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爾特：奧巴馬外交,一個非現實主義者的自嗨
奧巴馬的總統任期臨近尾聲，此時他關心起自己的歷史評價也是人之常情。大概也正因此，他決定接受《大西洋月刊》的系列訪談，希望藉此機會為自己的外交政策辯護，同時為不願意像批評者所希望的那樣廣泛動用美國的權力作出解釋。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自然又重新拋出了那個反覆出現的問題：奧巴馬任內的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現實主義”原則？或者至少包含大量的“現實主義”考量？許多人將奧巴馬視為某種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我可以理解箇中緣故。不過從我的角度來看，在他的任期裏，非現實主義的色彩和現實主義並重。而他在外交上最明顯的敗筆恰恰是由這些因素所致。
首先，我們還是來看看奧巴馬可能會留下哪些政治遺產。以個人淺見，後世的歷史學者會給予他高度評價。他會作為美國第一任非白人總統而被銘記，他執政時表現出來的高尚形象、優雅風度和勤奮態度令人難忘。他的行政團隊與醜聞絕緣，他也很少做出後果嚴重的草率決定。儘管有時他要面對謾罵，甚至是不加掩飾的種族主義言論，但他對針對自己的大多數批評都厚顏以對、寬大置之，這點令人欽佩。無論今年11月誰將贏下總統選舉，在與其前任相比時，他或她極有可能黯然失色。
回顧奧巴馬的任期，他推動了醫保改革，避免國家陷入第二次大蕭條，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讓少數派羣體得到更大的寬容和接納，這些成就將會為他贏得讚譽。只要想想2009年他入主白宮時接手的那副爛攤子，你就會同意眼下的成就來之不易。何況這些成就還是在共和黨無所不用其極的阻撓下達成的，為此共和黨不惜把自己的領導人當炮灰，還幾次三番以整個聯邦政府停擺相要挾。共和黨的“愛國主義”就是這副模樣。
然而這些功績都屬於內政範疇，他在外交上最多隻能算得上功過參半。今天，美國在全球大多數地區的形象都比他上台前更好；目前來看與伊朗的核協議也稱得上成功。我還要為奧巴馬終結了美國對古巴的孤立喝彩，多年以來孤立政策的效果一直適得其反。在核安全和氣候變化議題上奧巴馬同樣取得了進展，當然，這兩方面未來要做的還有很多。
可惜奧巴馬的外交決策同樣存在諸多敗筆，阿富汗問題首當其衝。在他執政第一年，阿富汗問題一直是他的心頭大患，最終他決定向阿富汗增派近6萬部隊。他允諾暫時“增兵”能壓制塔利班的勢頭，讓美國能最終體面撤出。而現在許多年過去了，塔利班的勢力範圍達到了2001年來的新高，而美軍依然深陷於此，阿富汗問題的解決還遙遙無期。當時有些聲音警告説增兵政策註定失敗，果然一語成讖。
奧巴馬促成巴以和解的好心好意同樣也落得蒙羞。以色列定居點繼續擴張，加沙繼續受到空襲，巴勒斯坦温和派已經名譽掃地，哈馬斯勢力已經增強，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一致青睞的和解方案名存實亡。奧巴馬和國務卿克里在巴以問題上費心費力，卻一無所獲。
奧巴馬應對“阿拉伯之春”的策略也稱不上成功。美國幫忙推翻了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支持勝選上台的穆罕穆德·穆爾西政府，可當後來穆爾西被軍事政變推翻，另一個草菅人命的獨裁政權建立時，美國卻只是坐視之前的努力付諸東流。美國派遣空軍幫助推翻了利比亞的卡扎菲政權，而如今奧巴馬開始後悔當初的決定，因為現在的利比亞成了失敗國家，伊斯蘭國活動猖獗。奧巴馬宣稱“阿薩德必須下台”，可是他並沒有合適的手段來實現這一宣言 ，也缺少合適的繼任者來取而代之，而之後聯合國促成停火的努力卻又受到了美國的阻撓。如今，敍利亞已是遍地殘垣，而阿薩德依然統治着國家的核心地區。伊斯蘭國興起和也門胡賽叛軍讓奧巴馬和他的團隊措手不及。不得不説：今天的中東形勢要比奧巴馬上任伊始更加不堪，這並非完全拜美國所賜，但美國反覆插手不僅造成了更多的混亂，還樹立了敵人，也疏遠了盟友。
誠然，要處理多個國家同時發生的起義對於任何一個總統都會是挑戰。你也不難想象，若採取其他應對措施可能導致比現在更糟糕的局面。但即便如此，似乎除了阻止伊朗成為一個擁核國家之外，奧巴馬和他的團隊似乎從未想清楚他們要在這個地區達成何種目標，結果便是本應貫徹統一的政策制定變成了七零八落的即興發揮。
最後，奧巴馬在與俄羅斯的周旋中的表現也差強人意。我決非普京的擁躉，但美國的錯誤在於公開支持意圖推翻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的抗議者，同時也未能預見俄羅斯的反應。結果對於烏克蘭人民而言是個悲劇，美國處境尷尬，歐洲則面臨着更大的威脅，而後者已經有太多麻煩需要應付了。
奧巴馬這張外交答卷是否像批評奧巴馬的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揭示了所謂“現實主義”外交的弱點呢？一方面，奧巴馬身上確實有些特質和想法與現實主義觀念相契合。他認識到美國的權力並非不受限制，而軍事力量是粗糙的手段 ,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如同大多數當代現實主義者，他認為美國自身極其安全，而在可預見的未來內，關乎存亡的威脅唯有核武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他相信亞洲的戰略重要性日益提高，這體現了他認同經濟和軍力——也即硬實力是塑造世界政治格局的關鍵因素。的確，他強調“國內建設”反應了他明白本國實力是國家安全和國際影響力的基石。和大多數現實主義者一樣，他認為這樣的觀點荒謬而危險：為了維持美國“公信力”，即使是愚蠢的戰爭也需要去打。
不過另一方面，《大西洋月刊》文章裏表明了奧巴馬的世界觀並非與現實主義一脈相承。他認為美國有四種戰略可選擇：現實主義、自由干涉主義、國際主義、孤立主義。他完全摒棄了孤立主義，認為前三種戰略可以挑選作為外交政策的依據。儘管他對干涉主義的“華盛頓遊戲規則”曾有尖鋭的批評，但奧巴馬和大多數外交事務建制派一樣，都相信美國是一個“特殊”的強國，美國的領導依然“不可或缺”。實際上，他想要魚和熊掌兼得：既承認美國權力存在侷限，在一些國際問題上美國即使作壁上觀也無傷大雅；卻也時刻做好了干涉的準備，在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或者美國權力能夠帶來積極效果的時候出手。
然而執政七年來，這位以口齒伶俐著稱的總統卻從未提出一個條理清晰的框架來説明：美國的核心利益有哪些，美國又如何在成本和風險可接受的前提下實現宏觀政治藍圖。具體些講，世界上哪些地區是值得美國承諾用鮮血和財富保護的？這些地區因為何種理由而比其他地區更加重要？在何種情況下，美國應當將一部分公民至於危險境地以保證其餘公民的安全？什麼時候代價和風險會超過潛在收益？另外別忘了問題的反面：哪些地區或者議題是無足輕重的，因而美國可以任由他國作為呢？
《大西洋月刊》文章想表達的意思是奧巴馬不止一次問過自己這些問題，他也對滿意於自己對每一個問題的答案。比如，報道指出他認為中東的重要性在下降，而亞洲在上升。但奧巴馬從來沒有將這一總體設想告訴過其他人，也從未公開指出某些地區位於美國核心利益範圍之外，不值得美國士兵為之戰鬥犧牲。奧巴馬並沒有向眾人構建出他眼中利益的輕重緩急，也不曾解釋這般考量背後的邏輯，他的大多數公開發言都在複述強調自由干涉主義的老一套。
奧巴馬在200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演説裏為武力的必要性做了辯護。他告訴世人，“六十多年來，美國運用自身的軍力，犧牲本國公民鮮血幫助保衞了國際安全”。事實證明他所言非虛，他大量使用無人機作戰，批准特別行動，發起斬首刺殺。比起前任布什，奧巴馬投入的兵力規模更小，試圖達到的目標更適可而止，卻也把武力用在了更多的地方。但決定在哪裏採取行動，又在哪裏袖手旁觀的過程和依據卻仍是一個謎，就連我們這些關注者都毫無頭緒。
未能清楚定義美國國家利益，又傾向於複述“自由霸權”那套熟悉的論調，這造成了不佳的結果。首先，這意味着無論在世界上哪一個遙遠的角落出了麻煩，奧巴馬都面臨需要“有所作為”的壓力（當然奧巴馬那句不幹“蠢事”説的沒錯，但也沒起到幫助。）利比亞問題的慘敗明白地暴露了危險的根源，干涉的呼聲有時能凌駕於更理性的直覺之上，即使總統不情願也可能被説服去行動，哪怕美國核心利益安全無虞，哪怕華府也不知道自身意欲何為。缺少清晰的戰略，“蠢事”無論如何都難以避免。
其次，由於奧巴馬反覆強調美國的領導不可或缺，他每次希望叫停一項失敗政策或是避免陷入新的泥潭時都會遭致強硬派的批評。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不去踏足烏克蘭和敍利亞都是正確的選擇，因為這些國家和他們遭遇的問題並不觸及美國的核心利益。但奧巴馬從未令人信服地向公眾解釋這樣選擇的緣由，甚至在阿富汗問題上他表達了完全相反的意思。他的所作所為本應表現為艱難但講求實際的戰略決斷，結果卻被視作是厭戰情緒和糊塗的軟弱。
同樣的矛盾心態損害了美國與同盟的關係，盟友的搭便車和“魯莽駕駛”明顯困擾着奧巴馬，但他卻花了可觀的時間精力讓這些盟友相信：無論發生什麼情況，無論他們做了什麼，他們都可以指望美國。這樣做的結果很容易預想，美國的盟友一邊繼續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亂來，一邊因為華盛頓沒有滿足他們所有的要求而憤憤不平。如果奧巴馬與盟國講明他們不得不在自身防衞上投入更多的原因，造成的失望可能一樣強烈，但至少他們會弄清楚自身的位置和責任，美國的納税人也能弄清楚自己的錢會花在何處。
最重要的是，因為奧巴馬從未公開宣稱自身抱有徹底的現實主義觀念，或者試圖將這一想法解釋給美國民眾，所以他從未有機會改變他現在所嗤之以鼻的那套“華盛頓遊戲規則”。在他頭一次總統競選中，他説他不只是想要結束伊拉克戰爭，他還要“終結把我們拖入戰爭的那套思維方式”。現在美國民眾的觀念或多或少已經改變，但外交政策建制派依舊食古不化。《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描述了奧巴馬對華盛頓“智庫產業園”公開的蔑視，然而有大量其中的成員被他安排到了重要位置。奧巴馬在執政期間也接受了許多他們的信條，尤其是所謂不可或缺的“美國領導”。
改變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並不容易，總統的聲音雖然頗具份量，但畢竟只是眾多意見之一。要改變既有共識，奧巴馬需要與既得利益和把持要職的智囊直接較量，並至少在一部分重要職位上任命一些觀點不同的人士。他得在整個任期內反覆闡述這一不同的戰略框架，而不是僅僅在幾次被迅速遺忘的演講中有所提及。要改變共識需要那種他在兜售伊朗核問題方案時表現出來的那種堅持和專注。與此同時，他還需要統籌政府事宜，處理每週突發事件。對於任何一個總統來説，這都是很高的要求，何況是對於一個接任時政治經驗尚淺、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總統。
總而言之，奧巴馬實際上推行的外交政策並不符合“現實主義”，因為他並沒有全心擁抱現實主義的世界觀，也沒有任命多少現實主義者擔任要職，更沒有真正嘗試去扭轉建立自由霸權這一兩黨都認可的戰略共識。真正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是在2009年立刻從阿富汗撤退，將美國與中東國家的“特殊關係”降為普通關係，明確反對北約的進一步擴張，在利比亞和敍利亞等國家放棄“政權更迭”和其他社會工程計劃，並回歸剋制，重拾“離岸制衡”這一往日成果斐然的戰略框架。
當然，哪怕奧巴馬確實詳細解釋了戰略背後的邏輯並始終貫徹如一，可能也無法轉變外交建制派的干涉主義思路。畢竟這種思路的支持者眾多，無論是富人、大公司、知名智庫還是人脈廣闊的遊説團體都在其中。改變美國人的外交政策思路這個目標可能太過雄心勃勃，勝算渺茫。
（譯者：陳小樹，譯自：《外交政策》網站2016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