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嫺：白宮與美媒的小船被這小子弄翻了

這兩天，美國主流媒體被一個名叫本·羅茲的人弄得怒氣衝衝。《紐約時報》雜誌日前刊登對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本·羅茲的採訪文章，他自曝在伊核協議問題上故意散佈編造消息，力圖操控媒體引導輿論。同時，文章還顯示羅茲蔑視一些美國外交人士和美國媒體。

羅茲在談及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時説，當政府代表還在與伊朗方面商定協議細節時，他就開始研究如何對付美國國會和記者的“策略”。他聲稱自己創造了一個“迴音室”，“在協議宣佈前，一羣專家在各大智庫和社交媒體的説法，都是我們讓他們説的內容”。當記者們爭相報道伊朗核協議的消息時，誰都不知道，這些專家所言所行都是羅茲和他的團隊精心策劃的。

這些信息一傳開，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美國媒體對自己獨立媒體的形象被抹黑大為不滿，紛紛對本·羅茲口誅筆伐，《外交雜誌》直斥羅茲是個不折不扣的混蛋，《華盛頓郵報》則認為這篇訪談令人厭惡，政治人物也不甘落後，持反對伊朗核協議立場的美國參議員麥凱恩則表示，這篇文章讓人不安地發現，白宮的宣傳機器將“講故事”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羅茲成為眾矢之的。

一個愛講故事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

談起本·羅茲其人，頗具戲劇色彩。本·羅茲畢業於紐約大學，拿的是藝術碩士學位，夢想是寫小説，他已經寫了些短篇小説，希望引起注意，能夠有個經紀人，好潛心寫長篇小説。

這樣一個滿懷作家夢的文學青年，畢業以後卻轉向從政，現在是白宮戰略公關方面的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負責為總統奧巴馬撰寫講稿，安排他的國外行程、統籌整個白宮的公關戰略，被認為是“除了美國總統本人之外，打造美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人，沒有之一”。

本·羅茲的轉向，契機是震驚世界的“9·11”事件。

“9·11”當天他目擊了雙塔樓的倒下，巨大的恐懼中，他腦海裏想起的還是小説——唐·德里羅（Don DeLillo）的小説《地下世界》（Underworld）的封面。

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學天分和訓練，即使在他成為奧巴馬的文膽、白宮的國際事務官員後，仍然時時顯現。想象、情節、虛構、渲染……在本·羅茲——美國外交事務的敍事者身上，被嫺熟地運用着。就像大衞·塞繆爾斯（David Samuels）在《紐約時報》雜誌文章中寫的那樣：“我……意識到，羅茲在白宮扮演的角色更像《白宮羣英》（The West Wing）或《紙牌屋》（House of Cards）等以美國政治為主題的電視劇的製作人，而不是它們中任何一個具體的角色。並且和大多數電視編劇一樣，羅茲顯然更願意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小説家。”

今年38歲的本·羅茲，不僅被稱為是奧巴馬的文膽，還與奧巴馬有“心靈契合”。他為奧巴馬寫作，不僅熟知外交事務，還下力氣努力揣摩奧巴馬的講話習慣和語調，深得奧巴馬歡心。奧巴馬所有有影響的外交講話稿，從伊拉克撤軍、增兵阿富汗、中東政策……以及國情諮文都出自本·羅茲之手。羅茲“講故事”或者説是“編劇”才能，則在白宮與媒體的互動中得到很好地發揮。他講述了一個製造出來的消息，這個消息通過精心培養的關係網，包括官員、受訪專家、專欄作家、報紙記者、網絡寫手等，一傳十十傳百，最後變成了新聞風暴，不能不説，羅茲藉此成功地引導了輿論。

事後，羅茲出來澄清，發表聲明稱，他無意欺騙媒體，“這不是操縱，只是推出事實”。白宮發言人也匆忙出來滅火，説白宮沒有撒謊，也沒有操縱媒體，但是媒體們和社會輿論仍然怒氣未消，套用時下網絡流行説法：白宮和媒體的友誼小船，就這樣被本·羅茲一不小心弄翻了。

美國媒體和政府的關係，沒你想的那麼純潔

白宮和美國媒體的友誼，説起來百味雜陳。“又愛又恨”恐怕就是最好的寫照。

美國媒體被稱為是三權以外的第四權。上世紀70年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從法學角度提出“第四權”理論，認為“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部門，以監督官方的三個部門。”

時至今日，美國媒體不僅僅是監督政府，而且能夠利用輿論來影響政府。不僅媒體的新聞信息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來源，此外媒體還通過專家智庫和專欄作者等把他們的觀點傳達出來，影響政府制定政策。

典型的有如“CNN效應”（CNN Effect）。CNN是美國著名媒體，在國際事務中，例如海灣戰爭等美國參與的戰爭中，CNN以大量的圖片、現場報道和深入報道，對政府制定政策起了相當的影響作用。尤其是在索馬里問題上，媒體對政府政策制定有很明顯的作用。媒體發佈了大量索馬里兒童在內亂中餓死的悲慘圖片，令政府在人道和道義上做出出兵的決定，而後媒體發佈美國士兵屍體在索馬里遭受凌虐的圖片，又引起國內輿論沸騰，導致政府做出撤軍的決定。越戰期間，美國媒體廣泛報道“美萊事件”中美軍屠殺平民，引發大規模反戰遊行，在美國政府做出撤軍的決定中起了重要作用。

通常情況下，美國媒體報道的選擇和政府“心有靈犀”，那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當媒體認識到索馬里不涉及美國國家利益後，就不再發布這一類苦難的信息。索馬里還是那樣的索馬里，但是媒體把焦點轉移了，政府也就隨之淡忘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中東茉莉花革命中巴林的珍珠廣場事件。當巴林王室下令出動軍隊和裝甲車對示威者進行清場，英國宣佈對巴林進行武器禁運，美國媒體則安靜多了。很顯然，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的駐地，第五艦隊對美國的中東利益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顯然不願意讓這樣重要的戰略位置落入他人手裏。媒體對此心領神會。眾所周知，美國政府還利用媒體輸出美國的理念和政策，力圖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和民心。這種情況下，媒體十分樂意配合政府，這時候友誼的小船蕩起雙槳，在春光明媚中隨風盪漾。

媒體和白宮關係緊張，值得一提的是“水門事件”。從一個竊聽案件到尼克松最終為此下台，“水門事件”是美國政府和媒體關係的一個典型事例。當時從監視錄音發現，在水門竊聽案發前後，尼克松曾經明示或暗示下屬掩蓋其本人及下屬一些不完全合法的行動。不幸的是，尼克松遇到了《華盛頓郵報》一羣意志堅定的媒體人。在媒體的窮追猛打下，案情不斷髮酵，聯邦最高法院最後裁決總統交出錄音帶，尼克松終於黯然下台。和尼克松下台相對應的是，《華盛頓郵報》藉此事件大出其名，從此成為重要的主流媒體之一。政府從水門事件中充分認識到媒體潛在的爆發力和巨大的影響力，此後的總統們無人敢輕待美國媒體。

媒體對政府的桀驁不馴，還可以從著名的越戰文件泄密案看到。越戰時，《紐約時報》等媒體披露了一批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的國防部絕密文件。美國政府曾試圖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文件的發表，但遭到媒體嚴詞拒絕。這批絕密檔案表明，美國政府在越戰初期就採取欺騙公眾的手法以獲取輿論對越戰的支持。文件引起美國民眾更加高漲的反戰情緒。事後，美國政府試圖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起訴提供文件的國防部官員艾爾斯伯格，但最終在最高法院敗訴。

因此，歷史上政府和媒體的友誼小船就常常翻轉。即使在當代，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例如奧巴馬總統為健保法案和福克斯的唇槍舌劍，一度劍拔弩張，當然，最後彼此還是有分寸地息事寧人。

媒體和政府是這樣又愛又恨的關係，但同時又是彼此相依不可缺少的關係。媒體希望通過輿論等影響政府決策；反過來，美國政府也力圖影響媒體為自己服務。美國政府有很大的優勢。在美國，媒體雖然有自己的採訪記者和立場，但在對外政策和國際政治等方面，媒體記者更多地只能從政府官員口中獲得信息。政府官員出於各種目的——其中包括操縱媒體——自然知道説什麼和怎麼説，以及在什麼時機説。

操縱媒體是美國政府制定政策的一種特殊需要，政府常常要藉此放出氣球，觀察反應，或使輿論朝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在他們看來，“講故事”也是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在美國，獨立媒體只是一種絕對理想，國家利益、黨派分歧、資本力量以及諸如政治正確等等，時時刻刻在影響媒體。

當然，經過無數風浪，無論政府也好，媒體也好，都會盡量掌握一個度，不至逾越，維持小船平安行駛不致翻船。像羅茲這樣態度傲慢，以自己能做“編劇”為榮，不顧禁忌口無遮攔，一巴掌掀翻小船，大概就是相當的政治不正確，也屬一個意外，引發軒然大波也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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