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特朗普將嚴重削弱美國的全球超級大國地位

**【****特朗普距離美國總統的寶座越來越近，美國各界開始從諸多角度分析他成為總統後對美國及世界的影響。5月11日，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專家、“軟實力”概念的發明人約瑟夫·奈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發表文章，主要圍繞“特朗普當選對美國聯盟體系的破壞”進行了分析。約瑟夫·奈認為，**美國也許將無法保持在軍事、經濟和軟實力等方面的絕對統治地位，美國的GDP在全球經濟中所佔比重會有所下降，其發揮影響力和執行各項行動的能力也會愈發受到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獲得舊盟友的協助以及建立新聯盟的能力，將會成為美國繼續取得全球性成功的關鍵因素。青年觀察者黃鬱全文翻譯。】

約瑟夫·奈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發表文章：特朗普將怎樣削弱美國

唐納德·特朗普，作為共和黨呼聲最高的總統候選人，卻對美國的各項結盟政策提出了深刻的質疑，因為他腦子裏裝的是一套19世紀的世界觀。

當時，美國還遵循着國父華盛頓的建議，避免加入任何“糾纏不清的聯盟”，同時實行“門羅主義”政策。那時的美國人僅僅關注在西半球的利益。由於缺乏龐大的常備軍隊（當時美國海軍規模甚至小於智利），美國在19世紀全球力量均衡體系中只扮演了一個小小的角色。

這種狀況隨着美國加入一戰有了巨大的轉變。伍德羅·威爾遜拋棄舊傳統，決定將美國軍隊送上歐洲戰場。此外，他還倡議建立一個國際聯盟來維護全球的共同安全。

然而，參議院於1919年否決了美國加入該聯盟的提案。從此，軍隊只能留駐國內，美國也“恢復了正常”。儘管美國當時已經是一支重要的國際力量，卻意外地成了立場堅定的孤立主義國家。到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不結盟政策催生出一系列災難性事件，包括經濟大蕭條、種族滅絕、第二次世界大戰等。

可怕的是，特朗普關於外交政策最詳細的一次演講卻表明，他將貫徹這一時期的孤立主義政策，並鼓吹“美國第一”的民族情緒。這種情緒一直流傳在美國政壇中，但自從二戰結束以來，長期被排除在主流之外，而這種價值觀受到冷遇並非毫無緣由：它會阻礙美國及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自從杜魯門總統在二戰後決定放棄孤立主義政策，締結永久同盟並向海外派駐軍隊，世界從此迎來了“美國世紀”。1948年，美國對馬歇爾計劃投入了大量資金；1949年，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1950年，美國主導了聯合國聯軍在朝鮮的戰爭；1960年，艾森豪威爾總統與日本簽訂美日安保條約。直到今天，美國依然在歐洲、日本和韓國駐有軍隊。

儘管民主、共和兩黨在是否對越南、伊拉克等發展中國家進行破壞性軍事幹涉的問題上有着激烈的爭吵，卻對美國的聯盟體系有着基本的共識——而且這一共識不僅僅存在於外交政策制定部門。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北約以及美日聯盟。儘管如此，一位主要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卻對這一共識提出了質疑，這是70年來首次出現此類情況。

聯盟不僅有助於增強美國的國際力量，還有助於保持地緣政治穩定（例如，通過減緩核武器擴散速度來保持穩定的國際秩序）。儘管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常常抱怨盟國負擔的防禦費用過低，卻也都明白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最好被視為朋友關係，而非真正意義上的交易關係，畢竟這些國家能夠幫助美國保持穩定的國際秩序。

不同於19世紀瞬息萬變的聯盟關係，如今美國建立的聯盟能夠在相對可預測的國際秩序基礎上保持穩定。在某些國家，比如日本，由於該國政府的支持，在當地駐軍的費用甚至比在美國國內駐軍還要低。

儘管特朗普在鼓吹不可預測性的好處——這種不可預測性用在和敵人討價還價時還挺有效，但在安撫朋友時這卻會變成一場災難。美國人經常抱怨那些搭便車的國家，卻往往忘了正是美國在操控着這輛疾馳向前的汽車。

歐洲、俄羅斯、印度、巴西，或者中國，這些國家（或國家聯盟）都有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秩序的操盤手。當然，這種情況也許不會發生。英國著名的戰略家勞倫斯·弗里曼（Lawrence Freedman）説過，正是聯盟使得美國區別於那些“過去佔統治地位的大國” ，因為“美國的權力是基於聯盟，而非殖民地”。對美國而言，聯盟是資產，而殖民地是負債。

那種關於美國衰落的言論是不準確的，甚至是誤導性的。更危險的是，如果這種言論鼓勵了俄羅斯制定冒險性的政策，使得中國對鄰國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或是讓美國出於恐懼而過度反應的話，就會帶來危險的政治影響。美國確實有着種種問題，但卻並沒有陷入真正的衰落，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保持對其他國家優勢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在作者看來，堅固的美日同盟關係是應對中美關係挑戰的重要基礎

對美國而言，真正的危機不在於中國奪得GDP頭把交椅，而在於構成中國大國實力的各種權力資源（無論是國家還是非國家範疇）日漸充裕，這將給美國的全球統治不斷製造各種難題。對美國來説，真正的挑戰在於美國治下的全球秩序日趨混亂，美國正日益失去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能力。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會削弱美國的聯盟，這絕不會是“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的方式。美國將面臨越來越多新出現的國際問題，這將要求美國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同時，動用權力施加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同時，在這個越來越複雜的時代，與世界各國聯繫最緊密的國家才會是最強大的國家。正如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 ）所言，“外交是一個國家的資本，這種資本雄厚與否取決於該國外交活動的密度和廣度”。

根據澳大利亞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Lowy Institute）研究顯示，美國在大使館、領事館和駐外使團的數量方面居世界首位。美國擁有大約60個締結盟約的友邦，而中國的盟友卻寥寥無幾。據《經濟學人》雜事統計，世界上150個最大的國家中，約有100個對美國友善，只有21個對美國抱有敵意。

以上數據足以駁斥那些“中國世紀”即將到來的荒謬言論。事實上，我們並沒有進入一個後美國時代。美國仍然是全球力量均衡體系的核心，是確保全人類福祉最可依靠的希望。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將繼續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

儘管如此，我們必須要面對一種情況：美國也許將無法保持在軍事、經濟和軟實力等方面在這個星球上絕對的統治地位。美國的GDP總量在全球經濟中所佔比重將有所下降，我們發揮影響力和執行各項行動的能力也會愈發受到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獲得舊盟友的協助以及建立新聯盟的能力，將會成為我們繼續取得全球性成功的關鍵因素。

2015年8月6日，馬來西亞吉隆坡，東亞峯會外長會議。與會的各國外長拍攝合影後，中國外長王毅和拄着枴杖的美國國務卿克里留在最後，兩人攀談起來。克里走下台階時，王毅特地親手攙扶克里，告訴他下台階時要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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