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時代》：習近平剖析科技成果轉化不力癥結在哪兒？
5月16日出版的《學習時報》繼續選載美國學者熊玠主編的習近平時代。今天的主題是突破創新軟肋。
文章如下：
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有許多炫目的排名，比如鋼鐵、煤炭、化肥、玻璃等幾百種工業產品產量均居全球首位。
中國還是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前兩名的進出口貿易大國。
中國有全世界最多的高校畢業生、最多的工程師、最多的博士生。
但有一項排名卻始終讓中國人覺得汗顏——那就是中國經濟的創新競爭力。
按照世界經濟論壇2014年發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大陸的競爭力在全球49個主要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28位，屬於中等偏下水平。瑞士、新加坡、美國、芬蘭、德國、日本、中國香港、荷蘭、英國、瑞典等國家和地區已至少連續3年佔據全球競爭力排名前十的位置。儘管中國大陸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處於上升的態勢，但與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老牌經濟大國仍然相距甚遠。
創新的滯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這個瓶頸如果長久得不到突破，中國的復興夢想將無法實現。
習近平訪英時考察華為英國公司，任正非陪同（資料圖）
廉價勞動的模式不可持續
如果有人評價中國人很勤勞，中國工人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工人，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但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呢？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在《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一書中有這樣的分析：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對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優勢在經濟增長初期可以彌補甚至對沖高成本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但廉價勞動不可能將中國人帶入富裕的行列。
作為製造大國，中國投入人力、物力，消耗能源和資源，卻只能賺取很小份額的加工費，還引來歐美市場層出不窮的貿易傾銷指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陸刃波認為，對於中國企業來説，擺脱低價競爭，加強自主研發能力，擁有核心技術，並制定新的產業標準，才是跨越歐美技術壁壘的唯一途徑。
更讓中國經濟犯難的是，在追逐產業升級的過程中，爬升得越高，呼吸就越困難，就像攀登珠穆朗瑪峯一樣，中國目前的技術升級已經進入5000米海拔區，出現了“高原反應”，似乎每攀升一步，都覺得十分吃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有這樣的表述：一個國家在與世界技術前沿差距較大時，生產效率提高相對更加容易。但是，當一國技術水平較世界前沿差距縮小時，引進前沿生產技術變得更為困難，生產成本特別是低勞動成本優勢會逐漸喪失，這時要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就依賴於本國的產品創新效率，技術進步也更加依賴於“創新戰略”。相比而言，投資戰略更側重於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創新戰略更側重於創新效率的提高。
追求技術進步，特別是獲取核心技術，這一點中國並非沒有認識，但先前30多年間一直希望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其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在中國的產業中，大規模推行“以市場換技術”思路最典型的要算汽車產業。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汽車產業就希望通過向外國汽車廠商開放市場，以合資合作的方式換取技術。30多年過去了，中國汽車市場的境況如何呢？發表在光明網上的一篇名為《“市場換技術”讓汽車業付出沉重代價》的文章可以為30多年來的這場試驗做個定評：據統計，在中國汽車電子等高新技術產品以及發動機、變速箱等核心零部件等關鍵領域，跨國公司控制的市場份額甚至高達90%；零部件市場佔到60%以上的份額。“市場換技術”是當初中國引進外資的一種期待，但大多數跨國公司並沒有履行承諾，帶動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反而對中國本土企業的科技創新造成“擠出”效應，讓中國汽車業付出了沉重代價。這讓人明白了一個道理：只與跨國公司搞共同開發而不創立自主品牌，就是在為他人做嫁衣，其開發出的產品越好，越是強化了跨國公司的品牌力量，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的生存空間也就越小。
對於自主創新和創新驅動，習近平深感緊迫。2013年3月4日，習近平在與出席全國兩會的科技界政協委員座談時指出：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綜合國力競爭中，我們必須正視現實、承認差距、密切跟蹤、迎頭趕上，走自主創新道路，採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在涉及未來的重點科技領域超前部署、大膽探索，加快從要素驅動發展為主向創新驅動發展轉變，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
突破李約瑟難題，破解錢學森之問
李約瑟難題是由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提出來的。李約瑟是對中國科技史研究有着傑出貢獻的權威專家，他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很多人把李約瑟難題進一步推演，出現“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等問題。所以，對李約瑟難題的爭論一直非常熱烈。
無可否認，20世紀中後期以來，中國的創新能力正在奮力直追，但重大創新成果與中國專業技術人員第一大國的地位遠遠不相稱，也與中國龐大的研究人才隊伍基數不吻合。中國工程院院長賙濟透露中國國內現在每年培養的工程師的數量，相當於美國、歐洲、日本、印度培養出來的工程師的總數。截至2014年，中國專業技術人才已達5550多萬人，佔中國人才隊伍總數的45.6％，高、中、初級專業技術人才比例達到11∶36∶53，大專以上學歷者佔到68.6％。特別是最近5年來，中國新增專業技術人才860萬人，博士後研究人員近6萬人，留學回國人員105.57萬人，取得專業技術職業資格人員945.15萬人。
為什麼這支雄霸全球的人才隊伍在數量上遙遙領先於美國和歐盟，卻遲遲不能誕生與之相匹配的重大成就？這是中國當代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到臨終前也沒有得到解答的難題，因此被稱為“錢學森之問”。
2005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温家寶在看望錢學森時，錢學森感慨地説：“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20位科學家獲獎，其中有15位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
錢學森本人於1911年生於中國上海，1934年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同年6月考取清華大學第七屆庚款留美學生。1935年9月，錢學森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1936年9月獲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後轉入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成為世界著名的大科學家馮·卡門的學生，並很快成為其最重視的學生。他先後獲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和航空、數學博士學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錢學森在美國從事空氣動力學、固體力學和火箭、導彈等領域的研究，與導師共同完成高速空氣動力學問題研究課題並建立“卡門—錢學森”公式，在28歲時就成為世界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家。1945年，錢學森任加州理工學院副教授。1947年，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1949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後，錢學森和夫人蔣英便商量着早日趕回祖國，但受到當時美國政府部門和軍方的阻撓。1955年，經過周恩來總理與美國在外交談判上的不斷努力——甚至包括釋放11名在朝鮮戰爭中俘獲的美軍飛行員作為交換，1955年8月4日，錢學森收到了美國移民局允許他回國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回國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
美國海軍次長金布爾認為“錢學森到哪裏都頂5個美軍師”，事實證明，這一判斷遠遠低估了傑出人才對科技創新的貢獻——錢學森後來成為中國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有人認為，由於錢學森回國效力，中國導彈、原子彈的發射向前推進了至少20年。2009年10月31日，錢學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錢學森已逝去，但他留下的錢學森之問仍在考問着當代中國人，同李約瑟難題一樣，激勵當代中國領導人為破解中國創新難題而不懈努力。
習近平畢業於中國頂尖學府清華大學，1975—1979年，他在清華大學化工系基本有機合成專業學習，1998—2002年，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學習，獲法學博士學位。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均有廣泛涉獵的習近平，對於中國當今創新的窘況自然不陌生。
2014年6月9日，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講話時，習近平再一次深刻剖析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有的學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經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請了西方傳教士給他講西學，內容包括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動物學、解剖學、音樂，甚至包括哲學，光聽講解天文學的書就有100多本。是什麼時候呢？學了多長時間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間，曾經連續兩年零5個月不間斷學習西學。時間不謂不早，學的不謂不多，但問題是當時雖然有人對西學感興趣，也學了不少，卻並沒有讓這些知識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什麼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製中國地圖，後用10年時間繪製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這樣一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麼作用。反倒是參加測繪的西方傳教士把資料帶回了西方整理發表，使西方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對我國地理的瞭解要超過中國人。這説明了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一種獵奇，只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
習近平縱覽中國近代興衰歷史，他指出：“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不能單就經濟總量大小而定，一個民族是否強盛也不能單憑人口規模、領土幅員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國落後捱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後。”
來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報告指出，2011年，中國受理了超過52萬件的專利申請，美國為50萬件，日本34萬件。中國繼2010年超過日本後，2011年又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專利申請國。
這一數據讓中國人感到自豪——過去100年裏，在發明專利領域，排位第一的國家只有三個，美國、德國和日本。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能夠迅速成為全球最大專利申請國，説明中國的科技潛力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下決心點燃科技創新的引擎，就成為習近平治國理政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決策。習近平就此指出：“多年來，中國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力、不順、不暢的痼疾，其中一個重要癥結就在於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着諸多體制機制關卡，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就像接力賽一樣，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沒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兒跑。”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推動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通道，以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中國國家創新體系，讓一切創新源泉充分湧流。
中國迎來萬眾創新時代
在北京的中關村，如今流行這樣一個笑話：以前在這裏，一塊牌子掉下來，砸到10個人，9個是賣電子產品的，1個是創業者。現在這裏一塊牌子掉下來，會砸中9個創客，1個蘋果手機販子。
2014年，這裏新註冊科技企業超過1.3萬家，創客密度已經超過美國硅谷。
北京中關村的變遷，是中國科技創新升級換代的一個縮影。幾乎所有的業內專家都承認，中國迎來了新一波的萬眾創新時代，而這正是幫助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綠色發展的唯一路徑。
習近平和他的同事決心點燃創新的火炬，為中國持續增長注入新的動力。
2015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開發布《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創新意見》），標誌着創新驅動戰略正式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這一戰略明確指出：創新是推動一個國家和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和挑戰，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趨勢變化和特點，面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任務和要求，必須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中國創新驅動戰略的本質就是推動萬眾創新、全民創新：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破除一切制約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提升勞動、信息、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效率和效益，強化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收入對接，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
《創新意見》裏邊乾貨很多，而且幾乎全部是圍繞幫助創客排除障礙展開的。比如，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打破制約創新的行業壟斷和市場分割，改進新技術新產品新商業模式的准入管理，健全產業技術政策和管理制度，形成要素價格倒逼創新機制等，這些富有針對性的舉措，可謂“每個藥方都是能治病的”。
中國《創業家》雜誌總編輯牛文文指出，（中國國內）過去説創業成功率低，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早期創業得不到資金支持。當金融改革將制度紅利釋放出來，股權眾籌加上新三板就會把中國巨大的民間債權投資需求跟創業者的股權融資需求打通。
針對創客們的融資困難，《創新意見》設立了“強化金融創新的功能”的專門條款加以扶持。《創新意見》指出，發揮金融創新對技術創新的助推作用，培育壯大創業投資和資本市場，提高信貸支持創新的靈活性和便利性，形成各類金融工具協同支持創新發展的良好局面。《創新意見》還專門提出，研究制定天使投資相關法規，按照税制改革的方向與要求，對包括天使投資在內的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等創新活動的投資，統籌研究相關税收支持政策。
蘇聯作家阿法納西耶夫曾指出，創新就是推倒所有阻礙創新的“牆”：處處都推倒這道冷漠的牆，給有創新精神的人、革新者、創造者開路，這就是管理機關和領導人的重要任務。
習近平對推動國家創新和全民創新高度重視，2015年5月5日，他親自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了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問題。會議強調，為打通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通道，最大限度激發科技創新的巨大潛能，制訂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非常重要。要堅持問題導向，突出改革整體性，強調繼承和發展，注重可操作性，聚焦制約科技創新和驅動發展的突出矛盾，統籌銜接當前和長遠舉措，明確分工、完成時限，把握節奏，分步實施，力爭到2020年在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基本建立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國家創新體系。
通過改革激發創新，通過創新優化發展，通過發展實現穩定，創新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突圍的唯一出路。中國國內已有智庫表示，應當將創新納入中國治國理政的核心戰略中來，讓改革、發展、穩定、創新都成為中國治理戰略的基本要素。一旦創新成為全民自覺的追求，中國的人口大國和人才大國優勢就能煥發出來，一個智慧和財富迸發湧流的時代將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