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vn：沒有什麼是東京市長一次鞠躬不能解決的，包括花2億公款旅遊
今天，我想給大家介紹一個寬以律己、嚴以待人的日本官員。2014年，他光是出國訪問就花了1.56億日元，2015年，他更是像個沒事人一樣，多要了一億日元的外訪預算。他閒着就用公車去百里外的別墅，報銷了在意大利餐廳和壽司店的高額用餐費，可是請下屬吃飯時，卻要下屬去他家拿麥當勞的優惠券。
他就是日本東京都知事（市長）舛添要一。
最近，舛添要一惹上了麻煩，而且是大麻煩。他濫用公款的罪證被媒體曝了個底朝天。這不是媒體上第一次出現關於他的負面報道，從上任以來他一直都飽受着風風雨雨。
誰都喜歡出國旅遊，當權者也不例外。2014年2月就任以來，舛添要一僅在一年間就出國訪問六次，到訪五個國家，花費1.56億日元，平均每次2500萬日元。更加讓人詫異的是，據東京2015年度的預算，舛添要一計劃出國訪問五次，平均每次出訪預算更是2014年的兩倍——5000萬日元，合計2.4億日元之巨。
2014年舛添要一出國訪問的城市以及花費
2月 俄羅斯索契／4天／3150萬日元
4月 中國北京／3天／1100萬日元
7月 韓國首爾／3天／1000萬日元
9月 俄羅斯托木斯克／6天／2400萬日元
9月 韓國仁川／3天／1030萬日元
……
光看以上數據就十分誇張了，然而更為誇張的是舛添要一在2014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間的倫敦柏林之行。據政府文件披露，僅僅七天的行程竟然花費7000萬日元，如此鉅額的花銷不但讓國外的政治記者們震驚，也讓日本國內的政治新聞記者們汗顏。
據常與東京都政府打交道的記者稱：“東京政府的事務官還有東京都議會的議員們都一直批判舛添知事花費鉅額經費出國訪問的行為。‘沒有必要’‘花的太多了’諸如此類的抱怨卻沒有起到什麼效果。在東京都政府內部，那樣的出國訪問被戲稱為‘大名旅行’。之所以花費如此之高，原因之一在於有時會帶上二十人以上的事務官隨行。同時訂房也會選擇一晚15萬日元以上的五星級酒店。”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舛添知事並沒有因為外界的質疑有過絲毫動搖，仍然我行我素。他在2015年的預算中，更是提出要比前一年增加1億日元的要求。
政府的預算並不是官員的錢包，這個簡單的道理誰都明白。
前東京都事務官現中央大學教授佐佐木信夫認為：“2015年每次訪問費用高達5000萬日元，無論誰來看都會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然而東京現在還面臨着醫療和福利等緊迫的課題，同時還有下水道和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老化的問題，其它更需要用錢的地方數不勝數。“讓東京奧林匹克成功舉辦”這一名義就像一頂帽子，讓這些訪問看起來合情合理，但是誰都明白，無視緊迫的現實問題，沉醉在花費大量的税金在這樣的外交旅遊上，這樣的行為是不正常的。”
作為對比，之前的豬瀬直樹和石原慎太郎兩任東京都知事在任期間也曾用籌劃東京馬拉松、申請東京奧林匹克等理由，有過一次性2000萬到3000萬日元左右的出國訪問開銷。雖然並不能完全讓當時的鉅額開銷正當化，但是無論哪一位前任的經費申請理由都比舛添知事的任性來得更加合理和有説服力。
舛添的肆意妄為不只表現在鉅額的外訪開銷上。
2016年4月27日，東京都政府公佈自去年4月以來，舛添知事使用公車來回位於神奈川縣湯河原町的私家別墅（距離100公里）共48次。
據媒體換算，包括汽油以及人工費在內合400萬日元
該別墅的產權所有者為舛添政治經濟研究所，實際上舛添就是該研究所的老闆。1979年，舛添當上了東京大學的副教授。混了十年後，苦於沒能夠當上正教授的舛添決定出來單幹，成立了該研究所，該研究所為股份有限公司制的民間智庫，巔峯時期每年為舛添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舛添決定從政以後，法人代表才更改成舛添的妻子。
情報公佈以後，社會譁然一片。舛添本人卻有獨特的辯解：“那裏本身就是我以前的辦公室，我去別墅也是去考慮問題和閲讀資料。在準備東京奧林匹克最忙的現在，別墅才是我最有效率工作的地方。而且使用公車我也是遵循規定，沒有什麼問題。”
除此以外，媒體還接連曝出舛添使用公費消費的醜聞。今年5月，據媒體曝光，舛添曾多次使用公費報銷家族旅行以及私人聚會的餐飲。2015年1月2日、3日，舛添攜家庭以開會名義報銷了37萬日元的旅遊費。
舛添還多次報銷私人聚會費用，光是在其住所附近的意大利餐廳就花費了近20萬，共六次。另一方面，前文提及的別墅附近的壽司店也是舛添常報銷的地方，一年間三次，約5萬日元。
舛添還利用公款，花費900萬日元購買美術品，購買了自己寫的書100本共計10萬日元。更加讓人哭笑不得的是，舛添居然還把孩子理髮的發票拿來報銷，金額為3000日元。
除了各種名目的報銷費用外，舛添在政治資金的使用上也出現問題。日本法律規定，政治團體的資金只能使用在與政治相關的用途上。據日本總務省公開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顯示，兩個舛添作為代表的政治團體在2014年向舛添的家族企業舛添政治經濟研究所支出531萬日元的房租。這可能還打了一點法律的擦邊球，然而讓人們憤怒的是，該研究所的辦公室以及兩個政治團體的辦公室都在舛添家族名下，怎麼看這筆房租都流入了舛添的口袋。
使用公款如此大方的舛添，對於自己的錢包倒是格外摳門。據東京都廳的某位年輕官員透露：“有一次舛添説請我吃飯，居然叫我去了麥當勞。但是當我們到了麥當勞，舛添想起來家裏還有麥當勞的優惠券，於是叫我幫他把優惠券拿來。最後我、他還有保鏢三個人一起吃了麥當勞。”
日本政治家亂用公款已經不是一個新鮮話題了。
比方説前兩年鬧得眾人皆知的“大哭議員”野野村龍太郎。野野村是日本兵庫縣的縣議員，2014年被媒體揭發稱其濫用公款。在2013年短短一年間，野野村就報銷了195次到福岡市、豐岡市等十分遙遠的城市的交通費，合計300萬日元，而且都是當日往返。當日往返在理論上幾乎很難實現，除非其到了之後立刻返回。且不説365天195天都在出差，如果都是在做正經事情，也稱得上是兢兢業業，但如此多的出差報銷是與他的議會行程相沖突的。更為止誇張的是，195天中有許多天是特快列車休運的日子，讓人搞不懂他到底是如何買到特快列車車票的。
在擔任縣議員的三年間，野野村幾乎每年都利用虛報交通費的方法將政治活動費轉移到自己的口袋裏，三年總額在800萬日元以上。
濫用政治活動費可以説是日本政治界長久以來的惡疾。除了像舛添一樣擔任公職的公費報銷以外，每一位議員們也有自己的政治活動費。東京都議員每年政治活動費的上限是720萬日元，地方議員則稍微低一點。
政治活動經費的出發點是好的，能讓議員專心於代議士的工作，不再為經費煩惱，但在使用上卻有許多漏洞。因為根據日本地方自治法，地方議會的議長沒有提供政務活動費詳細收支報告書的義務。雖然迫於輿論壓力，經費使用的明細一直以來都是公開的，但具體詳細到哪個地步卻由地方自己規定。
再者説，即使法律要求政治活動費用不完要上繳，但大多數地方都不要求提供發票報銷，所以幾乎不可能核查，這也大大增大了腐敗的空間。
此外，關於活動費的用途上，還有一個兜底的“其他用途”，多數腐敗的政治家正是使用了這一款項作為報銷的名義。
5月14日，舛添終於頂不住外界壓力，召開新聞發佈會向外界澄清。儘管舛添不否認利用公款私人消費的事實，同時也作出謝罪，但是他隨後強調“並沒有違反法律”。
可是人民羣眾們並不買賬，據日本BLOGOS網站的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17414人中，16758（96%）人認為該發佈會上的發言“毫無説服力”。
東京都議會的在野黨強烈批判舛添，甚至還發表了“不配做人”這樣極端的言論，並且有可能在五月下旬的定例會上要求舛添辭職。然而現實是在野黨只佔1/3的議席，牢牢把持着決定權的是佔據着2/3席位的自民黨公明黨聯盟，其正是舛添的靠山。
舛添會被自己的政黨當成棄子，還是會頂住壓力厚着臉皮藉着多數黨的優勢繼續在東京都知事的位置上待下去？這些都將在未來揭曉，然而東京都市民燃起的熊熊怒火卻不是那麼容易熄滅的。諷刺的是，正是他們在兩年前一票一票地將舛添投上了東京都知事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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