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衞省防衞研究所專設“中國研究室” 策劃對華軍略

據中國軍網5月18日刊文稱，有日媒報道，素有日本“蘭德公司”之稱的日本防衞研究所，4月起新設中國研究室。這是防衞研究所首次針對特定國家成立專門的研究室。

防衞研究所是防衞省的直屬機構，由防衞大臣管轄，經費預算均由國家提供，所長、副所長由防衞大臣任命，是日本防衞省從事政策研究的核心機構。近年來，該機構研究成果在日本軍事外交政策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此次新設“中國研究室”，既是當前日本國內外環境下對華業務領域的現實需要，也是日本在國家戰略框架內對華關係的策略之舉。

日本防衞省直屬機構“防衞研究所”/資料圖

新形勢下的對華智囊團

因為直屬日本防衞省，醖釀組建中的研究室更多關注的是中國軍事政策和軍力發展態勢，並提出因應對策。這也透露出日本組建該智囊團隊的初衷：因應現實安全壓力，整合對華研究力量，並謀劃軍事戰略對策。

從2010年起，隨着中國經濟趕超日本，中國對日本的潛在威脅就成為了部分軍方研究學者鼓譟的熱點，其中時任防衞研究所地區研究部亞洲問題專家增田雅之就曾率先從西方引入“中國威脅論”的觀點。

2010年12月和2013年12月,日本兩份《防衞計劃大綱》先後出台，正式標誌着日本開始將“假想敵”轉向中國。隨之，安全保障戰略、軍事戰略、威脅判斷、軍事部署也相繼出現重大調整。

為順利推進戰略轉型，日高層開始重視智庫建設，並明確要求，防衞研究所這類智庫機構要持續為日本軍力發展提供科學、專業、系統的研究報告，“增加日本應對中國崛起的能力”。

在這種背景下，為防衞省乃至日本政界提供對華軍事研究的智力支持，成為防衞研究所一項長期課題。據稱，2014年以來，該所即常態組織對華研究專家對中國的 軍事建設發展情況進行研究，如近3年來該機構出版的《東亞戰略概觀》中，涉華軍事章節明顯增多，研究層面也由戰略規劃向戰役戰場建設和軍兵種層面延伸。

從當前日本智庫對華研究現狀來看，兩國間綜合國力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在東北亞地區影響力的日漸提升，直接導致了日本軍政高層和學者智庫間心態的失衡，對華研究中流露出的急躁情緒和負面心態，也讓日本智庫在部分涉華研究中出現偏激偏執傾向，服務決策功能效果不彰。

防衞研究所下決心整合現有對華問題研究專家，也是為了統一力量、系統應對涉華研究課題，確保對華戰略和策略前瞻、理性、實用和連續，這就為“中國研究室”的問世提供了頂層支持。

而在國家總體戰略層面，急於擺脱戰後體制束縛的安倍政府，亟需一批軍內智庫機構擔當起“廣而告之”的任務，配合政府政治外交行動。如通過誇大中國軍力發展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各國造成的威脅，持續向國內和外界傳遞日本週圍安全環境惡化的態勢。

早在2015年8月，就在安倍政府欲解禁集體自衞權之時，日防衞省即開始醖釀在防衞研究所內新設“中國研究室”的專職機構。從中，一方面圖謀借“中國威脅” 抬高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壓制國內反戰聲音，轉移民眾視線；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將中國作為中長期戰略對手予以防範遏制的叵測居心。

體制內首個國別研究室

根據日防衞研究所公佈的信息，“中國研究室”將隸屬於該所“地區研究部”之下，室長為前東北亞研究室長松浦吉秀，編制506人，主要職能為“配合日本政府和執政黨的需求，進一步提升對華研究的專業度，強化對華軍事動向和安保問題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防衞研究所中對華研究的主要部門就是“地區研究部”。該部門專司對國際關係及各國局勢進行相關調查研究。調整後，“地區研究部”下設中國研究室、亞洲·非洲研究室、美歐俄研究室。可見，中國研究室是目前唯一一個具體國別研究室。

在人員隊伍上，“中國研究室”必然整合防衞研究所內“中國通”的精英團隊。據披露，原地區研究部中負責中國問題研究的恰有6人，即飯田將史、和田靖（陸上自衞隊中校）、門間理良、山口信治、杉浦康之、增田雅之。

他們履歷豐富，具有院校、軍隊和政府內教學任職經歷，部分人員還曾在多個崗位交叉任職，具有對華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基礎。而對照防衞研究所現任研究員簡歷可以 看出，其內部具有對華研究能力的專家力量基礎還是相當雄厚的。除上述人員外，莊司智孝、齋藤良、橋本靖明等人在對華研究方面也頗有建樹。

不出意外，首批“中國研究室”研究員將從上述人員名單中產生。

從人員研究水平來看，對華研究員近年來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反映了日本官方對中國軍事、安全保障動向的關心程度。

如，在個人專著上，研究所研究員增田雅之的《中國的海洋戰略與海上執法機構》，門間理良的《對日政策與中國在東海的行動》，飯田將史的《中國在南海姿態日趨強硬》等均反映出防衞研究所對中國防務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方向。

此外，防衞研究所依託上述對華研究陣容，從1996年起每年發佈一份《東亞戰略概觀》，分析闡述日本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環境以及安全保障的重要事態。從2011年起，針對中國每年發表一份題為《中國戰略安全報告》的大型主題報告。

但在這些報告中，研究員的觀點明顯受到了政治和外交環境的影響，鼓譟“中國威脅論”成為歷年涉華研究“成果”的主基調。即通過“揭示”中國海洋戰略、中國軍力發展等問題，渲染“中國威脅論”，提醒現實和潛在的戰略盟友及國內民眾保持警惕、達成共識或作出反應。

如2008年的《東亞戰略概觀》污衊指責“中國的對外擴張是地區最大威脅”；2011年首份《中國戰略安全報告》稱，中國不僅在領土上，而且還在海洋、太空 以及網絡空間方面，不論從地理方位還是從內容上看都有擴大的趨勢，日本政府很有必要認識到“保衞新時期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並“提高警戒感”。

2013年《東亞戰略概觀》則分析稱，中國今後仍有可能繼續從海洋和空中進入所謂的“日本領域”，並對發生“不測事態”表示擔憂，宣稱“中國正在採取不惜與周邊國家發生摩擦的行動”。

對華戰略走向的風向標

作為防衞省智庫機構，“中國研究室”所秉持的立場和作出的研判也必然會與日本官方保持一致，而且會以報告的形式向外界展示日政府在中國問題上的相關內部考慮，部分研究報告也會影響到政府對華關係上的決策判斷和政策走向。

在研究主題上，其必將繼續全面深入的對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戰略走向、國家安全、海洋權益等相關問題開展全方位研究。同時，研究室成員恐將藉助專業優勢，圍繞現實安全領域下中日相關聯矛盾衝突展開分析研究，服務日軍事力量佈局和國家戰略利益。

如在中日東海主權爭端以及南海島礁歸屬爭議中，將繼續鼓譟中國嘗試以武力為後盾改變現狀、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為日本政府擴充軍備、加快自衞隊外向型轉變找到所謂“理論依據和現實威脅”。

在依靠現有班子成員撰寫的《東亞戰略概觀2015》中，日方研究員還指責中國公務船反覆“入侵”釣魚島周邊“日本領海”致使“東海安全保障面臨的風險急劇增大”，並指責我推進南海島礁建設加劇了地區緊張。

在政策建議上，研究室預計會從“疏”“堵”兩個層面加強對華策略研究。

一方面，會建議日本政府為了防止發生意外衝突，積極通過外交途徑恢復中日首腦對話以緩和當前緊張局勢，並繼續呼籲中日政府間建立首腦熱線與危機管控機制，重 啓防衞交流與協作，以防止發生誤判事件。另一方面，立足現實安全環境和中日軍事力量對比調整變化的客觀實際，通過倡議強化盟國體制、發展軍力建設來防範圍 堵中國。

如，可能建議日本政府在更加密切美日同盟關係的基礎上，構建和運用三國間、多國間協作機制，加快構建圍堵遏制中國包圍圈，如構築日 美韓情報聯盟、日美澳軍事同盟以及強化日印、日菲、日越的雙邊關係；同時以軍力報告形式，敦促政府持續加強軍備，積極提升防衞裝備水平，加強西南地區軍事 實力等。

在新理念方面，近年來防衞研究所涉華智庫推介的理論觀點估計將得到重視發展。

首先是去年底提出的“建立遏制擴張主義框架”，可能成為日本在東海、南海聯動遏華的理論。該理論倡議由支持美國自由航行作戰的多國採取協調行動，如組成聯合巡航小組、持續聯合發表譴責中國的聲明、在中國修建的人工島“領海內”航行，在東海也推行自由航行作戰。

可以預想，在該理論助推下，日海上自衞隊艦船航經南海時，將加強與菲、越關係，並可能冒犯中國島礁領海；在東海可能與美艦共同推行自由航行作戰，“共同牽制中國，取得良好效果”。

短期來看，“中國研究室”還可能會為《新安保法》的順利實施進行政治造勢和形勢分析。如在遏制所謂“灰色地帶事態”時，強調從三方面制衡中國，包括與美國等 分享情報，設立24小時情報熱線聯絡機制；向中國明確顯示日本具備強大的應對能力；以及積極發展有實效的應對能力，包括提高防衞裝備質量和數量。（供稿： 《環球軍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