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仲：習總座談會，為何請了他們10位發言

昨天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召開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

習總在會上提到，“當代中國正經歷着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着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對於這句話，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號“俠客島”給出解讀，認為習總點出了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中國應當有符合這個時代、符合實踐要求的理論和思想。

俠客島在文章中指出，當前中國**“有效知識的供給不足”**。“長期以來，中國所具有的只是從西方進口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又沒有通過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而得到發展。”不僅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幾乎所有的學科都有同樣的困境。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如何建設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學術理論和話語體系，成為了急需解決的問題。

這次會議上，習總邀請到了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汝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鍾君、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樊錦詩、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教授張維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康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沈壯海、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金一南、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王文等十位專家學者進行現場發言。這十位專家何以獲得習總書記的青睞？他們身上有什麼共同點？稍微翻一翻他們的簡歷，我們也許就能知道。

他們都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國內有不少人只看到我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以及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必然存在的各種體制、機制問題，對我國的道路和制度缺乏信心。”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研究院教授林毅夫的這番話，或許是他工作幾十年來的體會。與許多熱衷在媒體上“務虛”的經濟學家不同，從1987年任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到2012年結束世界銀行任期，25年來，他始終工作在經濟領域的前線。提出了一系列對中國經濟的深刻見解，是目前為止在國外經濟學期刊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

林毅夫

與林毅夫相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金一南也在專業領域深耕多年。1972年入伍，從空軍某航校的一名機械員做起，在基層磨練了12年。在46歲走上國防大學講台前，他走過了“好工人”、“好技師”、“好館員”的心路。他在國家安全戰略、國際衝突與危機處理方面的著作不斷。1993、1996、2001、2002到最近的2015年，均有著作出版。網絡時代，這位高層智囊的文章也得到了許多網民的讚賞。在分析世界軍事大格局，點評大國勢力博弈與衝突等方面，金一南教授均給出了基於中國地位與態度的思考。

金一南

與前兩者相比，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樊錦詩在專業上專注毫不遜色。自196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她已在敦煌研究所堅持工作40餘年，潛心於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斷代。在“一帶一路”的視野下，樊錦詩在會上對敦煌研究的意義做出了闡釋：敦煌文化藝術“是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中亞文化等世界幾大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薈萃的產物……敦煌學作為深化我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橋樑，可以發揮獨特作用。”

他們都有廣闊的世界視野

現場發言的學者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有着豐富的海外參訪經歷。

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為例，他作為行政法學的長期研究者，曾直接參與了《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草稿）、《行政訴訟法》等多部法律的研究和起草工作。他從不忘向外國同行汲取經驗，曾多次前往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拉卓比大學及美國波士頓大學、耶魯大學進修並做高級訪問學者，還曾參加了眾多的國際性學術會議。2001年2月，他前往耶魯大學研究行政訴訟問題，並在2002年主持召開了中美行政訴訟法研討會，聽取了很多專家意見，為後來起草行政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奠定了基礎。

馬懷德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90年代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曾以中英文在《紐約時報》、《歐洲世界》、《赫芬頓郵報》等西方主流刊物上發表過多篇關於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比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兩岸關係的文章。

張維為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環球時報》主管評論版多年，一度是中國傳媒界的重要人物，其微博粉絲數近百萬。當媒體人時，王文足跡遍佈全球，以冷靜和敏鋭進行了一線觀察。2012年底離開媒體、創辦智庫，他更多將力爭中國話語權的智庫戰場搬到了國外：德國、法國、伊朗、土耳其、南非·······，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經常見得到他的身影。今年年初，他第N次去美國，來到初選“風向標”南卡羅來納州，現場觀測諸位總統候選人演講，與新晉“中國崩潰論鼓吹者”沈大偉教授辯論……他“國際人”的色彩絲毫沒有褪色，在其新著《美國的焦慮：一位智庫學者調研美國手記》更能見到令人驚歎的內容。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立足中國本位

有了對西方經驗的深度體察，才能更好地審視中國道路。近年，張維為教授從瑞士回到中國，他常掛在嘴邊是“講好中國故事”。他的《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三部曲、他在多個場合的演講、在BBC等外媒上接受的採訪，乃至他在復旦大學創辦的中國研究院，都力求打破西方話語壟斷，重塑中國話語。

在會上，張維為再次提到，“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迅速發展，震撼了世界。要把我國發展優勢和綜合實力轉化為話語優勢，關鍵在於理論創新和話語建構。”呼籲“中國的理論創新、話語創新，從來沒有面臨過如此好的歷史機遇。時代呼喚中國學人的原創性貢獻，也呼喚中國產生具有原創力的學者大師。”

這樣的心情，想必在座的不少學者都有所共鳴。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汝信重點研究的是西方美學史，他認為，馬克思雖然沒有寫過系統的美學專著，但在美學史上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真正建立和發展美學科學的任務落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上。”會上他着重談及“中國作為世界影響越來越大的社會主義大國，不僅要有一流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而且要在國際學術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以擴大我國的影響力。”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康震紮根中國傳統詩詞文化研究。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詩詞散文，唐宋文學方便均有頗深的造詣。在會上，他從自身研究角度指出，要利用媒體優勢傳播傳統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構建起適應時代變化的傳播話語體系，準確、快捷、廣泛地傳播傳統文化正能量。”

除了發言的十位專家，其他到場的學者也有着相似的特點。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蘇長和教授，長期呼籲要重視推介政治外交中的“中國”概念。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的課題組深入走訪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展開對各地工業化以來政治發展狀況與進程的研究。正如習總所説：“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着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着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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