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媞：美國支持港獨，不過是香港青年的小生意

這個春天頗不寧靜，一眾年輕的香港政客，以及致力成為政客的所謂“素人”，乘着“分離主義（‘港獨’）”的春風“自決”成長，他們以“香港民族黨”、“香港眾志黨”、“選舉聯盟”、“香港列陣”等名堂，短短一個月時間，就在政治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

而筆者此文希望探討的問題就是：主張“自決”、“港獨”的政黨急於與中國內地切割，是政治目的還是商業手段，抑或是不同利益集團在上述兩個層面分別操作的結果？我們不能忽略其中的多向度。另外，如果香港青年最根本的出路在於謀求自身發展，在經濟上獲得改善，那麼，青年投入政黨、政治活動的程度為何，是否帶來經濟收益？

在筆者看來，當年輕人的生存問題遭遇利益集團的政治野心時，政黨/政客/外部勢力以“分離”為目的的指引和推波助瀾，就會與年輕人尋找賺錢的手段相輔相成，彼此強化，產生難以評估的後果。這也是筆者一直認為“港獨”較“台獨”而言，存在更高不確定性的原因——“台獨”有理論框架和行動模式可循，但“港獨”沒有，理論不健全，行動模式難以預估，不等於不能攪亂一江春水。

如果説，“互聯網+”自2012年起在內地掀起了年輕一代的創業狂潮，並在這兩年達到頂峯，那麼幾乎是同時，“獨立+”的香港模式，比如“獨立+本土”、“獨立+電影”、“獨立+傳統政黨”等，在2012年9月爆發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後迅速發展，並在“雨傘革命”（“佔領中環”）運動下，催生出越來越多以爭取“獨立”為綱領的商業政團，儘管諷刺，但這正是香港青年人“創業”的方向之一。

我們先來看黃之鋒，他是靠“獨立+”迅速冒起，並且獲得最多國際關注與光環的香港90後政客代表。他2014年10月登上美國《時代》雜誌亞洲版封面，2015年美國《財富》雜誌更奉其為全球排名第10位的“偉大領袖”。而在剛過去的4月中旬，黃之鋒赴美國、加拿大，先後在美國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法律研究中心、紐約大學的亞美法研究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史丹福大學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演講，分享香港所謂“自決運動”的經驗，並與中國問題的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法律系教授Benjamin Liebman談笑風生。

黃之鋒登上《時代》封面

無疑，黃之鋒靠搞政治迅速冒起，如此懂得走捷徑的他被香港網民揶揄“比大學校長更風光”，打趣説他“幾時來中大港大講學？也對其擔任秘書長的“香港眾志”（眾志黨）嘲諷不斷。他及其“學民思潮”團隊，作為首個高調介入社運的未成年學生團體，他們依靠“獨立+社運”的模式，在“雨傘運動”一役中賺得第一桶金；未來，如筆者在上文所講，他及其眾志黨團隊，將靠“獨立+眾包”的形式尋求轉型，眾志黨也是香港首個嘗試以模式發展的政黨。

另一位主張本土獨立的“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團隊的協力合作下，於2月28日新界東補選一役獲得6萬多票，從此高調進入公眾視野。將出選9月份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梁，一旦當選，將成為月薪逾9萬港幣的高收入階層。而與此同時，絕大多數大學生畢業後，起薪只有1萬多，梁天琦的致富之路是他們可望不可及的未來。

而今年3月9日，梁天琦與黨友黃台仰被爆出與美國領事館兩位官員私下見面。近期，有傳媒爆出密談內容，顯示其中一位男性官員要求梁天琦等日後事先向美國領事館報告類似“旺角事件”（即大年初一凌晨的旺角暴亂），方便美國政府及時瞭解並引導事態發展。該名官員還提出，美國政府可以考慮通過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本土民主前線”給予資金援助。

梁天琦及“本土民主前線”推行的“獨立+本土”模式在補選中大獲成功，在零售業不景氣、旅遊業不景氣、世界經濟不景氣的今天，這種模式成了部分年輕人的憧憬，以為從政是一條“上岸”的新途徑，特別是在經歷了“雨傘革命”和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的“後政改”時期，只要能乘着“分離主義”的東風，就有機會在大時代中分一杯羹。

4月21日，傳統反對陣營的中青年力量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聯署人共32名，大部分來自公民黨、民主黨、民協、學者等。該決議文與公民黨3月中創黨十週年時提出的“本土、自主、多元”異曲同工，延續了公民黨十週年宣言與“建設民主中國”切割的綱領，並進而提出四點主張，即（1）香港我城，自治傳承；（2）香港人民，內部自決；（3）主體意識，核心價值；（4）多元爭取，政治革新。

“我城、香港人、內部、自決、主體、革新”，基本講出決議文的全部，説到底還是與內地那個中國劃清界線，但香港人的主體意識究竟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至關重要，若連身份認同的內容也搞不清楚，如何分辨面目模糊的羣眾？而這決不是簡單用“內部”便能矇混過關的。

某港媒專欄作家“添馬男”早前對黃之鋒等的批評值得玩味，他説“雨傘運動”之後出現的“政治素人”們標榜要在建制與反對陣營二分天下的局面中殺出第三條路，如今曾經的“雙學”（“學民思潮”和“學聯”）組黨參選，欠公眾一個“角色轉換”的合理過程。他又説，當“雨傘革命”後，年輕人羣眾迷茫着失敗情緒時，“本土派有自己一套論述，否定雨傘運動，提出勇武抗爭，利用年輕人的憤怒，豎起一支旗。”

本土派的崛起，對黃之鋒等傳統反對陣營的新世代帶來巨大沖擊。網絡平台“香港高登討論區”有本土派支持者以“黃之鋒先生請不要再騎劫民主，代表香港人”為名發帖，歷數對黃之鋒此次在美期間發表言論的種種不滿，包括只顧宣傳自己，卻對羣眾在“雨傘革命”的參與避而不提，網友也批評眾志黨提出的“十年公投”主張不知所謂，帖子獲得不少跟帖的認同。該貼也獲得“本土派國師”陳雲在其Facebook轉發。

儘管筆者不認為“政治素人”的初衷是在政治立場上走出第三條路，但是靠“建設民主中國”起家的傳統反對陣營，他們的自大和對“本土”的跟風，讓自己處於半失語的狀態。而決議文的其中一個聯署人王慧麟，身兼傳媒人和《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他在決議文發佈的前一天，撰文大談“建設民主中國的想象”。事源“香港列陣”將“建設民主中國”寫入政綱，遭到網民批評。

王慧麟提出了三點想象，前兩個想象是老掉牙的討論，唯有第三個想象算有些新意，他説，應將“建設民主中國”的論述變成一個未來海內外華人青年共同討論的議題，並且實事求是提出一個香港青年對未來“民主中國”的期盼和願景，並提出香港青年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利用香港作為信息中心，團結海內外公民社會。不過，這種提法中，戲謔的成分居多，因為他説，“先取回回鄉卡再説吧！”

王慧麟

拋棄了自己初衷的傳統反對陣營，他們的轉型難以得到新世代的支持，由於被迫回應本土派訴求，他們也顯得措手不及，錯漏不斷。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更是毫不留情地提醒，現在再討論“本土”已經過時了，而香港未來的政治議程，“必須是討論大一統，還是香港獨立。”

“本土”當然可以過時，因為本土充其量是“獨立+”創業的模式之一，即“獨立+本土”，而“獨立”才是幕後金主們的目的，“本土”只是手段，必要時可以放棄。正如“學聯”在4月初換屆，新一任代表會主席黃健朗就是澳門人，他本土嗎？他不需要本土，筆者早已指出“本土”的內核就是“排斥內地”。

“學聯”於2015年初經歷的“退聯潮”後，黃健朗表示將重新推動學聯再次合體，重新建構溝通的平台，發揮影響力，可見“獨立+併購”也是模式之一，能否成功，尚待觀察。畢竟要獲得投資者的認可，才能獲得持續活動的可能性。

筆者也曾撰文分析過香港本土派利用電影來宣傳自己，是另一個靠“獨立+電影”成功的例子。而講述十年後對“香港市市長”進行審判的實驗舞台劇《D7689》，票一出已售罄，這顯示相當一部分香港人還在嘗試進入他們的話語。

在現時的大氣候下，決議文曖昧不清，“自決不等於支持港獨”更顯示其不敢言明的態度，相信一時間不會激起公眾反應。畢竟，創業狂潮有期，一切走到頂峯後，總要歸於平淡，能留下來的“獨立+”商業政黨不知有幾多，但需要警惕的是，“和平演變”才是長期大目標。建制派現時當然可以坐山觀虎鬥，但是別忘了，選舉時，建制的對手不是本土派或傳統反對陣營，而是二者的合體，所以建制派是難以明哲保身的。另外，也須知未來的長期戰場在於民心，在於文化，是政治經濟全盤考慮下的生存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