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蔡英文520演講會點亮還是點着台灣？

520前，關於蔡英文如何表態“九二共識”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其實想想看，如果蔡英文今天説“支持兩岸統一”，沒人會相信她的話；那麼她是否説、怎麼説“九二共識”，也就無關相信與否。既然如此，各方還這麼關注蔡説些什麼，等於給她一個表演的機會；這場表演事關她的政治前途，為了抓住觀眾的眼球，聚合自己的演説張力，她自然不會在事前鬆口。

但這也無妨，政治之所以讓人失望常由於它的心口不一，台灣選民幾乎是在政治人物的欺騙中認識政治的。就這個意義來説，“台獨”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毋寧是政治信心危機的反映，所以它夾雜不少看似悲壯的衝動，而以對島內外政治秩序的衝撞來體現，這反而逆傷台北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條件。

年初蔡英文雖然獲得大選勝利，但未必代表民意

再説，固然蔡英文是以56.12%的得票率拿下台灣未來4年的執政權，但她同時也是台灣歷次大選中最低投票率(66.3%)的勝選者，有633萬成年選民放棄這次投票。而既然蔡只是以27.3%的民意支持度上台，那麼她的訴求對象就難以侷限在一羣還不到3成的台灣民意中。這正是選舉民主制的弔詭處：“新民意”勝出者，既無法代表多數民意，也無法回應多數民意。蔡演説所訴求的範圍遠大於選舉民意，甚至不惜背離選舉民意；這種選後背離民意的現象，已在包括台灣的全球範圍內得到實踐證明。換言之，蔡演説不(只)是為了滿足“新民意”的要求，更要緊的是應付華府、東京和北京。這是她閃避“一中原則”，卻又不得不面對“一中原則”，而導致含糊其辭的根本原因。

在許多台灣人眼中，大陸是“一黨專政”，而蔡的任何措辭或轉向，都可以輕易被“中國打壓”這個公式合理化；卻沒有想過大陸體制本身就是回應民意的結果，也沒有想到自己的民意被選舉體制稀釋或背離的情形。

更重要的是，大陸對台灣的地緣引力，構成台北歷任執政者的政治壓力，無論台北執政者是經由什麼體制產生。這説明兩岸問題根本不受島內選舉的制約，於是慣以選舉民主制思考問題的人，就很容易被對立和醜化大陸的宣傳所影響。同時，島內不同立場的人或政黨，也輕易被這種片面的民主體制所制約，而成為異己者污名化的對象；於是後者自動限縮能量，而難以對社會產生較大影響，洪秀柱就是個例子。如此一來，台灣社會經過旨在“去蔣化”的民主轉型後，形成執政者代表的民意日趨萎縮，而體現的民意日趨保守、甚至偏激的現象，這尤其表現在台北的兩岸政策上。

在今天回顧兩岸關係，發現一種對比情形：即表面上兩岸由軍事對抗走向和平交流，但同胞意識卻由認同走向淡化或疏離。這種兩岸民間“異族化”的意識主要發生在台灣單方面，比較二戰後的兩韓和兩德，就顯得很特別，因為不曾有過“去德國化”或“去韓國化”作為任何單方面的政治方法。

這或許能從地緣政治來找到解釋。在歐洲方面，維持政治地盤割裂、中心弱小、周邊大國相互制衡，是實踐大西洋彼端——美國的最大利益。“馬歇爾計劃”是叫歐洲復興以防止蘇聯勢力蔓延，可沒叫歐洲統一強大以至排擠美國在歐洲的利益。蘇聯既倒，英法德三強鼎立總比法國獨霸歐陸、甚或歐陸統一的格局要好，華府自然不反對兩德統一，遑論“去德國化”，好歹可以讓德國“過剩”的國力消耗在內部差異的整合上。反之，分裂的德國將是東西兩方不同宗教、種族、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地緣温牀，一旦問題惡化，必然耗損甚或失去華府經營歐洲的戰略利益。然而，美國霸權在歐洲還是遭到不一般的挑戰。

蔡英文“訪美”

隨着蘇聯集團的瓦解，“北約東擴”的確伸張了美系地盤，但十年後的極端伊斯蘭恐攻和接踵而至的難民問題，又深化歐洲各國的從屬自覺與省悟。倫敦當前出現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其實是這種地緣意義的體現。從這個層面來看，近年來歐洲大國拉結中國以對沖“穆斯林化”的壓力，除了眼前的經濟需求，還有着文明因素上的需要。也就是説，歐洲正嘗試中國作為調和“文明衝突”的可能，畢竟中華文明是當今人類三大文明體系中相對有包容性的。如此來看涵蓋三大文明的歐亞大陸，説當代中國是“文明型大國的崛起”，就有着全球地緣經濟、政治和文明的深刻意義。

在東亞朝鮮半島方面，北韓除了不很成熟的核武以外，綜合實力遠不如南韓；如果不是中俄為防禦美系勢力壓境的戰略需要而容許它的存在，朝鮮半島的統一也不會懸宕到今天。但另一方面，一旦美國在西太平洋阻卻中國崛起的戰略成本高於戰略收益，且形成不可逆轉之勢，華府必然尋求北京的戰略和解與合作。前陣子的美韓聯合軍演規模是不小，薩德系統也聲勢浩大，但首爾本身也有地緣利益的考量，唯“去韓國化”不在考量之列。歷史證明，過去的日本和當今的美國，都沒能在東北亞的地盤上做到“去韓國化”。

長遠來看，朝鮮半島的統一最有利於韓國政經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躍升。但首爾倚賴遠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來和近在眼前而背後有中俄的平壤對抗下去，那種美好願景就不可能達到，反而可能落個兩頭空──畢竟華府出賣盟友的紀錄已史蹟斑斑。反之，如果首爾取得北京諒解或暗助，實際擺脱美系勢力牽絆，進而主導朝鮮半島的統一，則必然由於地緣因素而得到中方支應，成為牽制日本的東亞大國。從“亞洲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考慮，首爾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現實上，“中韓自貿區”這塊乾貨比TPP管用得多；反觀台灣因為兩岸服貿受阻而空望TPP大餅的窘境，可知島上仇韓抵陸的氛圍，其實是政治博弈的產物。

日本是全亞洲唯一參加二戰法西斯軸心的國家，且戰後並沒有像德國那樣悔過自新，並在戰前侵略中國的領土上不依不饒。也就是説，日本的戰後路線決定它難以融入“亞洲命運共同體”。從地緣上看，由於中國崛起，日本在東亞的地位不但不如中國，還可能被韓國取代。在東京當局的思考下，與其承認歷史罪行而影響“國民信念”和“國際形象”，不如充當華府在西太平洋的打手和反中先鋒。如此既可在美系世界體系中鞏固身價，又可在華府掩護下兔脱歷史責任的承擔，“新安保法”就是這種地緣政治思考的產物。當然，這前提得是美國頂住它的西太平洋體系；其次，東京還有“南向政策”。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的東界，但由於兩岸政治對立，由於日台間的歷史因素，台北作為“一箇中國”內的政治實體，卻走向從屬日本的“脱亞化”路線。美國在亞太的幫兇不少，台北算一個，這是2010年8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台北中研院的講法。蔡英文的演説再模糊，也不會溢出這個政治範疇。為了抓住東京的眼球，表現日台同屬戰後淪落人的悲情，他們既不願在“一箇中國”下自居政治二貨，同時也明白美國是個不靠譜的主。於是，為了想象中的政治圖景和眼前的政治利益，兩造借“反中”以聯盟自保，也就是自然的事。上世紀最後十年，台北的“戒急用忍”，正是為了阻卻兩岸經貿交流損及日本的利益。

本世紀以來，因為美國反恐佈局的需要，大陸抓緊發展機遇；到了2010年，中國整體經濟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中製造業和發電總量還成為全球第一。然而就從那年起，美國啓動“亞太再平衡”；日本在釣魚台列嶼附近扣押大陸漁船，也發生在那年9月。其後就是東京企圖將釣魚島“國有化”、日美聯合奪島軍演、《日美安保條約》擴及釣魚島、《日台漁業協議》對沖大陸保釣壓力、抓扣台灣漁船對馬政府示威、李登輝和蔡英文接連密訪安倍晉三、台灣“東聖吉16號”漁船遭日本官方勒贖、還有未來可能發生的“借道台灣”以攻略南海等等。這一系列相關連的事件，無非説明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東京與兩岸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也説明所謂“台灣民意”的無濟於事。

整個歐亞大陸上曾經對台灣起到影響的，最早是中國大陸。以後經過歐洲葡、西、荷等國與大陸的幾番博弈後，舉世確認“兩岸一中”，去年11月兩岸領導人就向全球重申過這個共識。然而日本作為亞洲島國，其“脱亞化”實際是以稱霸亞洲為目的。這種看似悖論的政治目的，緣於東京已過時的歐洲殖民主義思維，來指導自己在亞洲的未來藍圖。那麼，作為東亞的中流砥柱，中國只能直面日本的企圖。而地緣實力遠不如中國的日本，必然由於歷史、地理和政治的條件，首選台灣作為打擊中國的策應；中國也同樣基於上述條件，加上經濟與國防的需要，而堅決反擊進犯或利用台灣的外力。換句話説，台灣陷入中日之間近乎“死鬥”的局勢，這反而成為台北在夾縫中模稜兩可的機會。但總言之，兩岸六十餘年沒有實現統一的因素遠非“台獨”，而是國際地緣政治以及“和平統一”作為首選方案使然。

2015年9月，蔡英文“訪日”時，日本國政府外交部副部長、首相安倍的弟弟岸信夫（上圖與蔡英文共同拿書的男士）全程陪同蔡英文的日本行程

過去台北在“一中各表”下維持政治實體還勉為其難，但隨着中外實力在前述歐亞地緣板塊上的移易，台北政治實體產生了權力焦慮，從而激化（或被煽起）“台獨”衝動，各種貌似“一中”的理論和主張也紛紛出籠。然而，島內認同迷失，政治民情脆弱，經濟疲軟，軍心渙散，民粹主義高漲，軍法蕩然無存，甚至發生軍官招待賞玩營區武器和稱病逃役的情形——作為政治實體的條件比兩蔣威權時代還差得多，則如何叫一個三成民意當選人去抗衡大陸？既然如此，作為台北的權力層峯，或者向北京投誠示好，或者更加強化外援結構，別無選擇。而既然拉結美日已是台北多年來的套路，不曾因為“民主轉型”或“政黨輪替”有過任何改變，那麼蔡英文自然也管不了“台灣民意”，後者照例只能作為一種政治修辭和藉口。在地緣關係上，在政治基因裏，在美國的戰略模糊下，決定了蔡政府將以東京作為她的救世主。

如此一來，東京的“南向政策”指涉台灣，而師承東京的蔡記“新南向政策”又指涉東南亞，兩相比對，都不外乎針對中國的意圖。若以菲律賓指代東南亞，則“日台菲連線”恰恰是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地緣布建之一；黃巖島爭議是菲律賓挑起的，但挑起南海爭議的絕不只是菲律賓。蔡不顧及台灣的服務業已成黃昏優勢，也不顧及台灣經營東南亞市場的條件不足，執意要把台灣青年引向東南亞去的原因何在？難道不是以台北對南海立場的退卻，意圖換取某些東盟國家呼應她的“新南向政策”？從東京“南向”到南海的路徑來看，難免喚起人們對上世紀“大東亞共榮圈”的歷史記憶，而台灣始終是東亞變局的開端。一旦日本由開端而坐大，則必然引起美國重新介入東亞，或者説更有理由不離開東亞。只要能攪黃東亞局勢，台北政治實體的圖景就仍有擺放空間。

儘管台北明白自己是美國為遏制中國所支配的工具，但藉由拉結東京所形成的地緣政治引力，或也能間接反支配華府造勢撐持自己的存在。這樣看來，綠營的政要民代率皆反對或禁聲於衝之鳥礁的護漁行動，本質上就出於這種地緣政治的考慮。過去人們形容陳水扁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這兩句話其實還不經意道出台北政體的地緣條件。反面來看，即使在“天下大亂”中沒撈到什麼好處，最後仍是“兩岸同屬一箇中國”，也不超出“維持兩岸現狀”的原先估計，那麼蔡英文何不樂於冒個險呢？她怎能放過這個表現自己“有所作為”的520演説呢？只要權力在手，什麼時候承認“九二共識”、“兩岸一中”，對蔡英文而言都是利多於弊的話，她又有什麼理由在520當天表演“棄械投誠”？結論是，那天觀眾只能看到“一中原則如何解套”之類的命題作文而已。

當然，蔡的估計是存在變量的。“日台菲連線”的第一個地緣關節在釣魚島，只要日台聯盟關係破產，蔡就沒戲或只能變臉，而這將取決於大陸在保釣行動上的進展。以大陸在當今歐亞板塊上所形成的地緣合力來看，蔡的520作文成本顯然過高，但橫豎是由她所管不了“台灣民意”埋單。

傳聞中的東京“與台灣關係法”，或籌劃中的台北“國防產業”，是否在點亮台灣前，先點着台灣？許多觀眾希望蔡別玩火。為了抓住東京的眼球，何忍燃燒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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