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清：蔡英文會被台灣政治摩天輪甩出去嗎

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職。當看到前馬英九離去的背影時，很多人也許會記起8年前，也是在同樣的日子，同樣的地點，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以壓倒性勝利從民進黨手中重新奪回政權，一時風光無限。如今風水輪流轉，“總統府”又迎來了民進黨人，送走了國民黨人。

今年初民進黨從“大選”中勝出後，筆者就曾在觀察者網撰文《民進黨執政與台灣的新政治週期》，指出“從2008年到2016年，台灣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引發民意的重大變動，並通過直接選舉機制體現為政黨輪替的實現與政治週期的循環。這一幕恍若一個巨大的政治摩天輪，在不停的運轉中改變很多人的命運。”如今，蔡英文率領民進黨的中生代精英，依靠這個摩天巨輪般的政治週期攀上了台灣的政治頂峯。

現代社會政治明星光環常常是不穩定的，其命運取決於民意起伏。今日台灣民意的變動，往往是經濟快速波動和社會多重分化在特定政治事件或政策議題上的反映。當經濟波動不斷減幅直到失去動能、且社會分化日益固化的時候，一種不良的政治週期就可能浮現：黨派精英們想方設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財政收支能力下降、貧富差距擴大以及認同分化的多重製約，公共政策左右為難，往往“順了姑情逆了嫂意”，難以滿足的大眾就會改變政黨偏好，拋棄一個政治明星，捧起另一個政治明星。這是一種缺乏經濟持續增長和整體福利擴張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認同矛盾則損耗愈重，沒有贏家，都是輸家。

基本上，這就是八年來馬英九和國民黨的執政命運。現在蔡英文一腳踏進這個週期，身處台灣政治摩天輪的週期循環結構之中，她能擺脱馬英九的命運模式嗎？

內憂外患中，蔡英文能否擺脱馬英九的命運模式？

蔡英文的執政根基：一座亞太經濟整合中的孤島

擁有“亞洲四小龍”之一閃亮經濟地位的台灣曾讓各國精英油然而生敬意，源自日本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高帽被奉送給台灣及其東亞鄰居。在自由市場和計劃經濟之外，人們在這個地區彷彿發現了人類經濟發展的第三條道路——一種兼具政府幹預與市場動力的混合經濟模式。

然而最近十多年來，台灣的外貿榮景逐日黯淡，產業競爭力下滑，經濟增長乏力，它在世界經濟中日益邊緣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戰略失誤。今天，台灣已經成為亞太經濟整合中的政治經濟孤島，除了資訊產品由於WTO信息技術協定（ITA）享有免關税保障之外，難以為重要產品進入各國市場爭取到優惠關税待遇，產品競爭力以及原有的產業優勢不斷流失。

外貿的萎縮對以出口為命脈的台灣經濟來説無疑是致命的，因為自2010年以後台灣的低端出口產品面對東盟國家時已無優勢，高端產品例如面板、電子零配件、芯片等機電產品面臨韓國的激烈競爭，甚至有逐步失去大陸市場之虞。同時，大陸科技產業也有自身的發展需求，台商聞之色變的“紅色供應鏈”開始崛起。如此，作為台灣經濟頂樑柱的電子信息產業的競爭力優勢即將不保。同時，在台商和外商投資信心不足的時候，在消費能力受就業不穩、薪資停滯的時候，在生物科技、醫療、文創等產業不足以支撐起台灣經濟大廈的時候，在台企無法突破代工生產模式的時候，台灣從經濟短暫波動走向持續下滑的可怕前景並非不可能。2015年台灣GDP已經保不住1%的增長率，預估2016年也難有起色。

這就是2016年民進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蔡英文今後無法擺脱的經濟夢魘。在這樣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狀況下，近年來，台灣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不斷下滑，已從最高峯的1990年的25%掉到目前15%左右。這意味着政府的財政能力不斷下降，刺激和支持經濟發展的能力將隨之下降，同時民生福利幾無提升之機。台灣財政的經濟發展支出佔總支出的比例已從1993年的31%的最高峯攔腰落到2014年15%的低谷；民生福利支出的佔比則從九十年代初的不足10%逐漸爬升到2011年的近20%，但此後四年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這説明台灣官方除了維持既有福利現狀以外，已無餘力再根據社會結構的變化增添福利項目或者擴張福利基礎。而蔡英文競選主張中的20萬户社會住宅建設、青年創業、邊緣羣體照顧、都市更新加速、北中南部均衡發展等無一不需要大量的財政資金支持。如此狀況，巧婦焉能做無米之炊？

因此，蔡英文當選後，一邊在絞盡腦汁琢磨兩岸政策説辭，一邊在想方設法準備出手刺激經濟動能。假如台灣經濟狀況繼續低迷下去，政治摩天輪的轉動只會加快，不會暫停，而馬英九的今天將會是她的明天。

對蔡英文來説最現實的選擇，就是既要設法穩定兩岸經貿關係現狀，也要爭取台灣工商界的投資信心和配合。這兩方面是她從選前到就任初期投入精力極大的工作。因為有經濟實務經驗的人都會看出，她近年來所主張的“內需經濟”、“以創新為動能的經濟發展模式”等理念，落到實處無非都市更新、醫療照護、精緻農業、民宿服務、物聯網、新能源等具體的產業，要麼產值弱小，要麼緩不濟急，不足以扛起突破台灣經濟困境的重任。近來，她在多個縣市闡述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發展策略，提出將在台灣北中南部同時打造五大產業創新體系，涵蓋綠色能源、防務產業、生物醫藥、亞洲硅谷、智能機械等，希望讓各種產業政策同時發揮作用，堆大“柴火”驅散景氣寒流。但其致命缺陷在於無視外貿的萎縮和大陸市場的流失，因為沒有市場的創新是沒有產業生命力的，而台灣內部狹小的市場不足以支持蔡刺激經濟動能的產業計劃。此外，她十分渴望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但由於TPP在勞工、環保、政府採購等方面標準極高，台灣能否順利加入還有很多變數，而且即便加入也很難短短几年就能幫助台灣經濟脱困。

所以，目光只能回到兩岸——今後兩岸經貿關係仍然是台灣發展的最重要動力源。根據我們的實證研究，十多年來，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佔對外投資的比重始終保持在60%以上，對台灣GDP增長的貢獻率最大的是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其次是對大陸的出口。可見兩岸經貿攸關台灣經濟命脈。

圖1：1996-2014台灣對大陸投資佔對外投資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如此，經濟問題再度回到政治層面：如果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不能得到大陸的信任，如果繼續擱置兩岸服貿、貨貿，那麼台灣所佔有的大陸市場份額遲早落入其國際競爭對手的手中。更何況，由於她迄今不承認“九二共識”，台商和外商普遍投資信心不足，大都停足觀望兩岸局勢，有的甚至準備撤資台灣，這對今後台灣經濟發展都是雪上加霜的事。

近來，蔡英文力推“新南向政策”，試圖將台商的投資和貿易引向東南亞和澳大利亞、印度等地，希望能夠開創一個脱離中國大陸的經貿空間。不過，這種官辦經貿政策有逆自由市場潮流而動的問題，能否推動得了尚存疑問——十多年前李登輝“南向政策”的失敗就是前例，即便碰到推進的機會也緩不濟急。

台灣貧富分化：從社會議題變成政治議題

短期的經濟波動和中長期的增長乏力導致台灣社會的貧富分化不斷擴大。近年來，不管按十等分還是五等分，台灣家庭的最高所得組（組V）與最低所得組（組I）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參見圖2）。台灣在工業化時期沒有階級固化的弊病，但是在經濟波動的年代，隨着貧富差距的擴大，台灣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發展成高收入羣體，另一部分則掉到低收入階層。

圖2：台灣家户五等分組所得差異變化（1980-2014年）

（資料來源：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15年10月。）

最近五年來，階級論戰的話語在台灣大小選舉動員中十分流行，社會公平分配問題一度代替“政治不正確”的族羣認同話語成為政黨論述的利器。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情，因為從基尼係數、大島指數等常用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來看，台灣的貧富差距問題並不比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國家嚴重，何以公平分配和階級話語在台灣如此盛行？甚至衝擊到了兩岸關係？

一個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認同、世代、地域等分化問題加碼作用於貧富分化問題，使其凸顯出來並且通過學運/社運舞台加以傳播，從而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

這是一個由社運和政黨共同推動的政治建構過程，公共政策問題和兩岸問題都被捲入這個政治建構過程之中，無不沾染上階級分化的標籤。蔡英文在她的文集《英派》裏指出：“全球化經濟加大貧富差距，在台灣已產生階級及社會矛盾；此時兩岸加速經濟交流，又出現扭曲的政商利益結構。兩者產生的分配問題產生加乘效應，終於演變成世代之間的衝突。”這裏就已經把貧富分化、世代分化與兩岸問題牽連起來了。

而“太陽花學運”組織者傳播的《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寫道：“這些由大財團、大企業、少數執政者所組成的跨海峽政商統治集團，隨時可以拋棄台灣，隨時可以轉往世界上任何一處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他們就像吸血鬼一樣，吸乾一個國家青年的血汗，就開始尋找其他國家青春的肉體。”

在這裏，“跨海峽政商統治集團”作為學運鬥爭的靶子，匯聚了貧富、認同、世代等多種分化內涵，不僅是為富不仁的代表，而且具有“吸血鬼”一樣醜陋、恐怖的形象，成為號召新世代良善愛台青年勇於抗爭的最大激勵。這種製造對手並進行妖魔化渲染的手法，也使學運中各種衝擊、霸佔公權力機構（“立法院”、“行政院”等）的現實違法（illegal）行動看起來似乎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與“終極正義”（ultimate justice），從而提升了學運參加者及支持者的道德形象。

在“太陽花學運”中，台灣的貧富分化問題被成功轉移成兩岸議題

對於新世代學運的仇富、恐中、反馬心態以及展現出來的大規模社會動員能力和反體制衝擊行動，蔡英文和民進黨精英是十分欣賞的，甚至自感“望塵莫及”，欽佩莫名。為此，蔡英文強調民進黨應與社運團體建立“夥伴關係”，開展“默契合作”，形成“分進合擊”的策略以對付國民黨。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建構下，貧富分化與其他社會分化形態互相影響，使台灣社會遍佈複雜的社會分歧點，極易成為政治動員的導火索。這是台灣民主化以後公共治理最難於處理的問題，也是各種吸引眼球的政治敏感事件之所以層出不窮的社會根源，並進一步形成了新的不良政治週期：國民黨重返執政不久即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大衰退，經過一番努力應對，經濟稍有復甦後立即面臨公平分配財富蛋糕的社會壓力，但受財政收支能力下降和貧富差距擴大的雙重製約，公共政策決策在分配優先或增長優先之間左右為難。同時，國家認同矛盾、南北地域發展差距刺激了不同社會羣體的自利意識，對重大政策議題的社會共識基本沒有可能形成。

於是，複雜分佈的社會分歧點所構成的“導火索”一旦因偶然事件引燃，激進的新世代就能利用網絡新媒體迅速開展社會動員，組織社運，引發政治緊張，而政客們大多見獵心喜，想方設法加以扶植和利用。這是馬英九第二任期內最常見的社會問題螺旋式激化的模式，是多種社會分化共同作用進而高度政治化的結果。

不過，蔡英文上台後其實也很難完全避免按如此模式運轉的社會問題。因為經濟狀況不好，而且社會碎片化，誰當家，誰承擔。這一點蔡英文已經意識到了。所以，蔡英文執政下如何應對潛能十足的社會力量，將是未來若干年台灣政治發展的新內容。在高舉“公平正義”理想旗幟但又兼有反全球化、反市場化和仇富心態以及強烈“台灣國認同”的新世代社運面前，直接承受中、美大國壓力的蔡英文和民進黨還能像在野時期那樣縱情欣賞和支持社運嗎？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因為民進政權與社會力量的互動將重新界定台灣參與亞太經濟整合的步伐以及兩岸政經互動的格局。

“武統論”不足以剋制蔡英文的“隱性台獨”

今年初，蔡英文的大勝讓大陸輿論沸騰。雖然早在選前大陸民眾就從網絡媒體信息中多少知道蔡英文具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多數人還是想象不到朱立倫和國民黨居然會輸得這麼慘，民進黨居然能夠包攬“行政權”和“立法權”。震驚之後是對“台獨”復辟的擔心，對台灣選民的失望，甚至還有對大陸對台“讓利”政策的不滿。與此同時，出於對民進黨執政下兩岸“和平分裂”的擔憂，大國崛起和強國心態開始催生出“武力統一”的強硬輿論。而520前夕一份由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某媒體共同製作的網絡民調顯示，支持武統的比例達到了85%以上。可見大陸的“武統論”已經從少數退休將領公開報道的言論傳播到網絡論壇和社交媒體中，有相當一部分青年學生、白領甚至政策精英同情或支持“武統論”，這是大陸民意的一個重要變化。

近年來，多數大陸民眾常以一個省的規格看待台灣的政治地位，有意或無意忽略台灣民意中強烈的“國家認同”和對兩岸“對等地位”的渴求。因此，兩岸民意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屢發衝突，在大陸民眾眼中十分可笑的地方剛好是台灣民眾心目中十分敏感的地方，反之亦然。

例如，當台灣年輕人自認為“台灣”或者“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的時候，不少大陸人很可能嘲笑為“自不量力”。如果再出現長期教育培養出來的維護“一中原則”、貶斥“中華民國”符號的事件，兩岸民意的直接衝突就會爆發。2012年10月的東京影展事件，2013年11月的張懸事件和2016年1月的周子瑜事件都是典型例子。特別是周子瑜事件，由於發生在台灣大選前夜，其媒體傳播效應幾乎是一場“完美風暴”，足以影響幾十萬選民翌日的投票選擇，並且成為幾天後大陸網民“帝吧遠征台獨Facebook”大規模網絡羣體事件的導火索。

而現在台灣選民居然選出具有“台獨”背景的蔡英文，這件事讓大陸很多民眾的強國情懷深受抑挫，進而懷疑過去八年來以經濟促政治、擴大兩岸交流的和平發展道路，特別是質疑經濟“讓利政策”不僅徒勞無功，而且“姑息養奸”，助長“和平分裂”的態勢。“武統論”因而獲得了社會基礎，醖釀成型。

迄今為止，“武統論”基本上是一種應急式、懲罰性的決戰思維，它並不考慮兩岸關係幾十年來積累起來的政治經濟基礎，也沒有全面考慮兩岸所處的複雜外部大國關係和周邊地緣政治環境。武統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於威懾和制止各種“顯性台獨”，但難以對付“隱性台獨”問題。

綜合各方面信息判斷，蔡英文上台後更可能走的是“隱性台獨”道路而非“顯性台獨”。蔡英文當然不是馬英九，沒有“振興中華民族”、“中興中華民國”的信念，但她也不是陳水扁，不敢大搞“法理台獨”、“烽火外交”等衝突政策。在陳水扁任內，她當年的政務官生涯是“中華民國”體制內的保守派和理智派。

民進黨在野時期，她作為黨主席試圖在強化“台灣主體性”和保障“國家安全”的論述脈絡裏，尋求與大陸“政經分離”，即只要台灣的經濟利益，不談兩岸交流的政治基礎和政治願景，並且以民主決策、自由選擇、透明決策、公平分配等訴求挑戰馬英九的大陸政策。當選後，由於台灣經濟動能喪失和公共治理困境的挑戰，蔡英文只能選擇不挑釁大陸的政策，以便穩定兩岸經貿關係，塑造良好的投資和發展環境。因此至少在最近一段時期，大陸對台政治壓力、經濟交流與社會融合三管齊下的綜合應對要比簡單化的武統論更能妥善地處理兩岸關係。

就兩岸因素對蔡英文執政的挑戰來説，她在選舉期間以“維持（兩岸關係）現狀”、遵循“現行憲政體制”、承受“兩岸交流既有成果”等論述來回應各方對其兩岸政策的質疑，對兩岸議題採取了淡化的策略。同時，由於大陸的剋制，台灣民眾也還沒有真切感受到兩岸關係的“地動山搖”。因此，兩岸議題並沒有成為此次台灣選戰的主軸。

不過，蔡英文當選後，那些抽象浮泛的論述已不足以應對具體而迫切的兩岸事務，蔡本人的“隱性台獨”作風，民進黨部分精英對“台獨神主牌”的供奉，以及時代力量黨和獨派社團的激進“台獨”言行，勢必造成兩岸關係的不穩定，引發台灣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從而造就了蔡英文執政的緊迫困境。這種不穩定、不確定的兩岸形勢，與八年前馬英九當選的情形相比有天壤之別。蔡英文在選後提出願在“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這個“既有政治基礎”表述涵蓋了尊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遵循“現行憲政體制”、接受過去的兩岸交流協商成果以及依據“台灣民主原則和普遍民意”等四項內容，顯示她開始尋求對大陸有所妥協。不過，目前來看，這樣的妥協離大陸的要求還較遙遠。因此，兩岸關係前景並不明朗，變數很多，蔡英文依舊面臨台灣民意逆轉之危險。

對於蔡英文來説，需要迎接的是分化社會對民主社會的歷史性挑戰

餘論：分化社會挑戰民主社會——從台灣治理到兩岸關係

在台北，一位曾任高階文官、退休後樂當社區義工的老先生告訴我，民主當然好，但是民主越多，下層老百姓就會越想念威權領袖蔣經國，因為不是民主越多社會就治理得越好。在北京，一位一輩子從事對台工作的老前輩告訴我，深感三十多年來對台工作最大的困難來自民主化後嚴重分化的台灣社會，因為大陸的對台政策必須跨海面對多元複雜的台灣民意，政策效果經常吃力不討好。

台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選，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這個制度的形成過程（即“民主化”）受到不少“先天病灶”的影響，包括早期的省籍-族羣衝突、南北部發展差距以及近年凸顯的國家認同矛盾和貧富分化問題。三十年前台灣民主化的啓動有其問題意識，亦即改變權力資源的產生和分配模式，包括開放政治市場（開放“黨禁”、“報禁”），讓民眾平等獲得利益代表（解散“萬年國會”）以及最高權力的普選（“總統直選”）等。不過，隨着第三次“政黨輪替”的完成，即便按民主化研究的最嚴格標準，台灣民主也已進入了“鞏固期”（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這時候，由於四大社會分化形態同時存在，不良的政治週期隱然成型，促使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的問題意識發生了重大變化，可持續發展、有效公共治理以及公平分配的供給成為新的政治任務。這就是分化社會對民主社會的歷史性挑戰，如果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不能完成這些任務，就不能嫉妒威權領袖的餘蔭，無法逃脱政治摩天輪的無情週轉。

民主政治不確定，分化社會無共識，這兩條是現代公共政策執行的難關。大陸對台政策雖然還算不上完整意義的公共政策，但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灣政治發展的這兩條邏輯。縱觀三十年來對台政策的發展，從《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到國共交流和ECFA，再到兩岸各行各業交流合作以及最近推出的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及就業政策，可以看出台灣的民主政治和社會分化使得大陸對台政策的重心逐漸下移，涵蓋面逐步擴大，不斷克難前行，打造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嶄新道路。今天，台灣的社會分化和政黨輪替成為大陸對台政策繼續發展的激勵因素，未來政策改進的着眼點應更有針對性和前瞻性，在堅決反“台獨”的基礎上推行讓台灣民眾“有感”的政治干預，擴大對台灣新世代的政策吸納，全面佈局構建兩岸安全共同體等。相信隨着中國大陸全面崛起背景下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和經濟發展溢出效應的擴大，台灣將更深入地融進大陸發展、改革與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兩岸加深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開展政治協商，共同締造統一的新國家，將是水到渠成之勢。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16年4月號，經作者修改審定，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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