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在倒計時100天時，談談G20為何重要

2016年9月4-5日，第11次G20峯會將在浙江杭州舉行，屆時全球最重要的20個大國領導人及部分特邀的重要經濟體領導人將年度聚首，討論全球經濟治理的重大議題。這是中國第一次主持全球經濟治理的頂層設計，也是G20峯會第一次連續兩年由新興國家擔任主席國，對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措施的延續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2016年9月4-5日，第11次G20峯會將在浙江杭州舉行

從2015年底中國接捧G20主席國以來，中國以“4I”為主題，即“共同構建創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聯動（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經濟”延承了上屆土耳其安塔利亞峯會的主題“3I”，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落實（Implementation）與投資性增長（Investment for growth）的大量內容。

然而，歐美近年來的輿論一直存在着諸多質疑G20重要性的聲音。因此，對中國、廣大新興經濟體及諸多有致於國際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的有識之士而言，必須進一步強調，在當前全球經濟面臨新增長陷阱的今天，G20正變得與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那樣重要。G20國家需要進一步團結起來，建立長效治理機制，應對目前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筆者的理由如下：

第一，全球經濟增長的持續低迷，正在嚴重衝擊着各國發展的福祉。數月來，各大機構紛紛調低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普遍認為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將在2.9%以下。這將是繼2015年全球增長2.4%之後，全球連續第二年增速低於3%。要知道，2008-2014年，全球實際GDP年均增速是3.26%。看來，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峯會上，G20國家提出了全球增長目標，即到2018年底“使全球經濟總量比’現有預期軌道’基礎上更多增加2%”的目標要落空了。因為測算可知，要完成這一目標，需要讓全球經濟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達到3.2%以上。當前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復甦乏力。2016年4月中旬，IMF還把2016年美國經濟增速預估由2.6%下調至2.4%；2016年歐元區經濟增速預估由1.7%下調至1.5%，將日本經濟增速預估從1%下調至0.5%。

第二，美聯儲加息的持續預期，正成為懸掛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世界經濟持續產生潛在威脅。2014年10月美聯儲宣佈徹底退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此後，美聯儲加息預期逐漸形成，成為懸掛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G20政策協調產生潛在威脅。尤其是2015年8月以來，有關美聯儲加息的猜測甚囂塵上，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大動盪，大量套利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出，多國出現匯率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嚴重影響地區乃至全球的經濟金融穩定。2015年12月17日，美聯儲宣佈開啓加息進程，決定將聯邦基準利率提高0.25%。儘管2016年以來，美聯儲在加息舉動上屢屢“欲罷還休”，但對美元加息的預期仍在持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國際外匯市場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產生的重大影響，加大了G20政策協調的複雜性和難度。

第三，主要貨幣對美元總體貶值，匯率波動大幅震盪。自2014年10月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政策以來，美元指數呈現上漲走勢，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大幅下挫。2015年，主要受美聯儲加息預期的影響，全球外匯市場呈現出美元一枝獨秀、其他主要貨幣對美元總體貶值、匯率波動大幅震盪的局面。隨着美國經濟的復甦，美聯儲持續升值預期在未來或將變得更加強烈，美元仍將保持走強態勢，匯率大幅震盪波動不可避免。短期套利資本大量流出，外匯儲備規模大幅縮減。據IMF數據顯示，2009-2012年共計有4.5萬億美元從發達國家流入新興市場國家。近期，美聯儲加息預期正在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短期套利資本大量流出新興市場國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其外匯儲備規模大幅縮水。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快速下降，流動性風險加大，導致高漲的資產價格隨着流動性收緊而出現下跌，再加上其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發生金融動盪的可能性加大。

第四，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增長引擎作用減弱。根據WTO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貿易總量同比下滑近14%，2016年全球貿易量增長將在3.9%左右，仍將低於過去20年5%的平均水平。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元加息預期導致的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原油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的。同時，部分發達國家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優勢，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甚至主動貨幣貶值。然而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一國率先進行貨幣貶值，可能引發競爭性貨幣貶值，從而使其優勢快速消磨殆盡。全球貿易的大幅下滑，不僅增加了貿易保護和貨幣競爭風險，也為全球經濟復甦蒙上了陰影。

總之，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的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這包括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全球財富分配“新鴻溝”難題、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地緣政治風險等等。

2008年，由於“金融海嘯”來襲，世界各國均面臨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威脅。在世界經濟現實發展需要的帶動下，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為加強對話和政策協調，於2008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首次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峯會，G20機制自此應運而生，成為全球經濟合作首要論壇。G20以精誠合作的夥伴精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合作，化解了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短期風險，形成了全球經濟增長合力。

然而，八年以來，值得警惕的是，主要國家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大，G20宏觀政策協調難度進一步上升。美國經濟呈現復甦態勢，緩慢按下“緊縮”按鈕；歐元區、日本為刺激經濟，需要維持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種嚴重分化的經濟形勢和貨幣政策取向，已經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震盪，使得全球經濟面臨失衡風險，乃至徹底陷入增長困境。

總之，G20成員佔全球經濟總量的80%以上，對世界經濟增長擁有難以推卸的責任，需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防止負面外溢效應，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促進投資和消費，共同提振世界經濟增長。2016年則是這個進程中至關重要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