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

【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講話中，習近平強調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説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為什麼文化自信被擺在這麼重要的位置？如何理解三個自信“説到底”是文化自信？為什麼對我們自身文化的自信是這樣一種力量？本文是張旭東教授不久前在“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文中，張教授強調了要在我們存在的政治強度上理解文化，“它指向是自身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價值體系的肯定；在文化自我意識的最內在的核心和最外部的邊緣，它都是純粹的政治：保衞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同試圖摧毀它們的外部或內部力量進行戰鬥。”文中同時也談到了文化政治與中國夢，中國道路的關係；以及如何看待中國古代文明傳統和近代革命傳統的關係等問題。觀察者網獲授權刊載。

張旭東教授是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東亞系教授、中國中心主任，重慶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長江學者”、批評理論中心主任。2014年，在觀察者網特別策劃的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專題中，張教授發表的《作為“主權者”的鄧小平》一文，深刻而辯證地闡述了改革開放前後三十年的關係，在網站引起巨大反響，併成為關於毛鄧關係的經典論述。】

歡迎大家！大家都這麼忙，從不同的學科、不同的地點來參加這個討論，真是非常感謝。這個書只是個話頭兒，借這個由頭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各自關心的問題，看看在哪些領域、哪些問題上有共識，在哪些領域、哪些問題上有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分歧。最近這段時間，我個人感覺國內的知識思想界有些沉悶，不要説跟80年代、90年代比了，就是跟前一段時間比好像也有點難於展開深入討論。我不知道這是因為現在學界專業領域劃分越來越明確、還是因為思想界各山頭、門派都只顧各説各的，還是因為什麼別的原因，總之眼下好像很難有跨學科、社會性和思想性的話題，能讓大家坐下來一起心平靜氣地討論。

這本書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內容是先在媒體上發出來的，報刊專欄、訪談、網絡評論性質的有不少，也有幾篇學術性、理論性比較強一點的，但總體上是在一個超越專業知識的層面上談關於中國的問題，圍繞着一個總的題目談，這就是：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就這兩個大問題來講，“文化政治”這個題目我談了很長時間了，大家也許比較熟悉，待會我再説一些它所包涵的其他的意思。“中國道路”則是一個社會性議題，最初是由“中國發展模式”這個相對具體的社會經濟和制度問題引發的，近年來又和“中國夢”的討論聯繫在一起，包含了更豐富的價值、文化乃至文明的意味，但另一方面也似乎變得更抽象了一點。今天來的各位對這些問題都有自己的思考，我希望聽到大家對我的一些想法的批評。“文化政治”和“中國道路”這樣的概念都有一定的複雜性和爭議性，也許在概念的命名上也還有斟酌的餘地，但既然一時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詞，所以或許可先在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談起來。當然，我們在這裏只能是、也最好是知識界、學界內部的一種談法，而不是把這個話題從政策、外交、或宣傳領域接過來。

我先就中國道路這個問題談一點自己的想法。我們都不是做制度、經濟的，有兩位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在外交，外交思想這方面也許還有一點點切關性，但總的來講我們是在一個知識話語的深度空間裏談“中國道路”這個問題。我想這裏不言而喻有整個當代中國知識界對“文明”意義的探索、思考和指向。作為一個研究文學出身的人，我個人更關心的是當前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的內在活力和創造力；換句話説，是以“中國”為符號的這個空間在價值、文明、審美、觀念這些層面上有哪些氣象和可能性。這些比較虛的、或者説同“軟實力”相關的面向固然不能同經濟、技術 、制度、安全保障等比較具體、比較“硬”的東西分開，但我們所談的“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卻又同那些東西之間相隔了一層又一層的中介環節；它們間的關係是由這些中介面傳遞過來的，在傳遞過程中要穿越種種帶有自律性和半自律性的範疇和領域，這也就是我們常常説的“上層建築”領域的特殊性，比如教育、學術、文藝、思想生產的特殊性，它們並不能、也不應帶直接地、赤裸裸地回應或“代表”經濟、政治、制度等面的訴求，也無法立刻解決那些領域裏面的問題、麻煩甚至危機。比如“中國夢”這個問題，就既同中國文明“回到自身”的這個人文領域內部的願望相關，也不可避免地同國家層面的事情和説法聯繫在一起，什麼時候該分開來講，什麼時候該連在一起講、又如何關聯起來講，我們似乎一時都還沒有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方式。而從外部關係來看，“中國夢”和“美國夢”既有重疊又有分歧，如何“求同存異”；進一步説，如何把這“同”和“異”放到一個“文明衝突”或“價值矛盾”的語境下看、如何把它放到世界歷史的生生不息的運動中去看，就會是一個很有思想上的挑戰性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中國夢”和“美國夢”具體內容上的重合度非常之高，所以如果把二者簡單地對立起來就會非常不好談。但另一方面兩者間又顯出一種質的差異，一種非常細微但又非常關鍵的差異；反過來講，如果沒有這種質的差異，也就沒有提出“中國夢”的必要了，大家一起追美國夢就是。大家都知道，人的基因圖譜和大猩猩的基因圖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完全一樣的，但誰也不能在物種的意義上説人和大猩猩是一樣的。這個白人和黑人、黃種人和白種人在基因圖譜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以上都是一樣的，但是在種族意義上的差異卻是有目共睹。同樣，在自然環境、社會歷史、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別，雖然只是某種編碼結構的一點微小的不同，卻能夠帶來心理、情感結構、行為、理想和價值觀領域的巨大的不同。這種不同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被把握、表述和理解，比如以往以種族主義的方式，比如“華夷之辨”；後來以歷史範疇的方式，比如“現代與前現代”；再後來以“文化多元”的方式。但歷史發展不均衡性，又使得這些差異和差異的表述滯留在人的觀念領域，在我們如今的交流、理解、思維和想象過程中產生出五花八門的、有時候甚至是出人意料的形態。

我有一個提法希望得大家的批評，這就是第三等級之後的“第四等級”的問題。第三等級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登上歷史舞台的市民階級。它當時是一個革命階級，當今世界是繼承的是第三等級或市民階級的革命遺產，這就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裏面講的那個由資產階級“照着自己的樣子”創造出來的世界。今天，不管意識形態立場如何，也不管情感觀念上接不接受，事實上我們都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格局和歷史條件下。這是第三等級創造的世界。可是，中國革命以及它所帶來的新中國同第三等級處在一個很有意思、或者也可以説很尷尬的關係中。一方面，我們仍然要繼承它的遺產，我們在它所確立的歷史框架裏走了一百多年，也許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在另一方面，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從一開始，在追求的目標和懷抱的理想上，就同這個第三等級的世界有所區別，可以説中國革命和現代國家的主體即在走“第三等級”的路時候，也在同時想着如何走出它的影子。這種差異性裏面有種種地理、文化、宗教、歷史因素， 但一個總體上的原因其實既簡單有複雜： 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國家的主體在經濟、和勞動的意義上是歷史上“第三等級”及其後裔“中產階級”之下的那個大多數，而不是它的純粹的量的增加。

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放到世界範圍裏看，大家都知道我們不可能模仿歷史上西方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發展模式，那種通過佔有龐大資源和龐大被剝削人口基數的富裕和發達，以中國人口的基數，是不太可能被再複製一次了。按比例我們已經找不到這麼大的一個可供剝削的“底層” 。地球不能承載，我們自己在價值上、心理上也未必接受。那麼今天的中國大眾要在經濟、技術、社會組織、文化教育等方面登上世界舞台，就提出了一個在歷史上的“第三等級”之後或者之下如何發展的問題。這個羣體或歷史主體在勞動組織、分配原則、價值觀、政治制度和社會理想方面應該具有一種新的歷史實質，帶來一種新的人類遠景。這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中國夢”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中國夢”是一個是實實在在的話題。另一方面，在文明的意義上，中國古代文明是有內部脈絡的，只要它還沒有被滅絕，就不可能全盤接受西方現代性、資產階級現代性或者工業文明現代性，這也從另一個方面為“第三等級”之後的世界歷史階級規定了一種差異性、具體性和個別性。 我們讀西方書的時候都在想中國問題，本能地對種種前資產階級文明因素和對資本主義文明帶有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東西有同情的理解。對未來的想象和對過去的記憶總是企圖結合起來，客觀上形成的是針對當下主流勢力一種結構性批判，這也是“中國夢”或者“中國道路”內在的不言而喻的批判性和理想色彩。在歷史的和價值的兩個視野的交集點上，我們大體上可以討論“中國夢”和“美國夢”的關係，這也是換一種角度思考我們同西方的關係、同現代性的關係、同自己的過去的傳統的關係、乃至跟自己的未來的想象性關係。

同這個歷史和價值的問題相比，“文化政治”這個概念就相對簡單了。我所談的“文化政治”不是指在文化領域談政治或者在政治領域談文化，更不是在情懷、審美的意義上去談身份認同。“文化政治”是個單一的概念、單一的範疇，它是一個觀念整體，而不是兩個各自獨立的領域或範疇的複合或捏合。這個概念整體的所指是存在世界的內在強度：任何一種社會性、政治性的存在，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強度，反過來，任何一種文明、一種生活方式價值系統，也都有它自身的政治強度，任何可以稱其為“文明”或“生活世界”的存在，在本體意義上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政治的存在。這不單是説它既是一個政治實體也是一個文化實體，這樣講的話我們就仍舊為“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的簡單思維留下了餘地。“文化政治”的概念就是要克服那種簡單化的思維，而克服的方法就是把文化定義為存在自身的內在強度，這種強度在它的自律狀態卻在本體論意義上是政治性的，即：它指向是自身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價值體系的肯定；在文化自我意識的最內在的核心和最外部的邊緣，它都是純粹的政治：保衞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同試圖摧毀它們的外部或內部力量進行戰鬥。這純粹的政治性的定義我們在從霍布斯到施米特的政治哲學裏看得很清楚，也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為“革命的首要問題”所做的定義——“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相一致。從文化政治的概念出發，文化，或者説生活形式的本體論的包涵一個政治的臨界點，一旦達到這個臨界點，文化的自我意識就直接作為文化政治意識亮相，並且由此獲得一種明晰性：是否需要去捍衞自己的生活價值生活方式自身的文化，是否這種捍衞自身生活方式的“爭辯”會達到敵我矛盾的強度，由此完成從文化到政治的質的轉化。這個強度不是每時每刻都要達到，大部分時候是達不到的，而且也不用達到，但是在本體論或結構的意義上這個位置永遠在那裏、永遠也不可能被消除。這個臨界點就標明瞭“文化政治”概念的實質性。所以，簡明而要地講，文化政治概念只能以下面這樣一種雙重的曲折命題來説明：政治是存在的文化強度，文化是存在的政治強度。

這本書裏面的一系列文章都有一種辯論色彩，都是在針對某種聲音、某種力量、某種因素，作者——不一定是我本人啊，用文學來講是一種聲音，narrative voice——好像始終是在找那個臨界點，想通過這個臨界點來談當代中國社會存在的內在的強度，只要從文化入手談，談到最後就一定會變成政治；而只要從政治出發談，談到最後就一定會變成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問題雖不時時會變成“敵我”問題，但我與你，我與他，內在與外在，普遍與特殊這樣的矛盾衝突卻比比皆是，小到奧運會開幕式， 大到比如毛鄧關係的問題，是連續性還是斷裂的，如何講連續性、如何講斷裂，等等。我覺得這樣的講法一定程度上讓我自己擺脱了90年代以來“新左派自由派”的那些討論，現在回過頭來看，覺得那些討論像緊身衣一樣束縛着我們的思維。面對國內思想場域內部的爭論或者分化，面對中國整體上同外部環境的緊張的關係，這本書始終在處理一種焦慮，一種緊張感，希望通過以相對學術的方式去分析，通過分析來梳理自己的傳統和思想財富，這裏面就包涵所謂大傳統和小傳統，即中國古代文明傳統和近代中國革命傳統。

今天也特意請了做儒家的朋友。我這本書裏對儒家傳統談得很不充分，也許重視不夠，這在一些用詞和口氣上也表現出來。有思考欠深入的因素，也有一些是自己迄今為止還沒來得及修正的不成熟的觀察和判斷。總的感覺是，近年來儒學的“興起”似乎更多是外部大環境的推動，但這種傳統自身的再闡釋似乎還有沒有能夠進入當代問題的核心層面，還沒有為處理和應對現代問題的複雜性提供有效的路徑。我一個比較刻薄的説法是，它就像北京的一個老院子，年久失修，非常破敗了，但是由於周邊開發的緣故，地價暴漲，所以它的市價也跟着漲到了天價。但這個價碼是由整個中國經濟資本、政治資本和文化空間體量增長而帶來的“溢價”，並不能説這個思想傳統和價值系統獲得了歷史意義上的又一次肯定和確證。無論從文化政治的意義上去理解，還是從“中國夢”的遠景上去理解，我們傳統的同我們自己還似乎非常隔膜，在學理也也顯得零碎。今天中國人的經驗、思維和語言表述，説實在和同時代的西方離得更近，和“老祖宗”離得更遠。如何才能和傳統重新相遇，進而把它重新把握為自己內在的源泉，我們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個問題上我特別想聽到批評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