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如何思考和建構一門真正的中國學
從世界範圍內看,中國學作為一門學問並非始於現在,而是有相當長的歷史。文藝復興以後,西方各國開始觀察和了解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大約在19世紀,西方國家的一些大學開始把中國作為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到了第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的許多著名大學都建立起專門研究中國的學科。從這一點上看,中國學最初是作為西方學術界的一門“外國學”而產生的。西方人研究中國跟中國人研究西方各國一樣,都屬於對“外部國家”研究,對異國文明的研究。由於西方國家在國際話語上的強勢地位,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國際學術界中的中國學,基本上就是西方人對中國的研究,其觀察視角、思維方式、理論框架都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主導。
近年來,隨着中國國力的迅速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中國應當建立起自己的中國學的呼聲越來越高。如果説,西方人的中國學研究是西方國家的“外國學”,那麼中國人的中國學則應當是中國的“本國學”,應當是用中國人的觀察視角、立場觀點、思維方式、理論框架來研究中國自身。從學科設置上説,中國人的中國學對應的是西方國家的“本國學”,跟美國人的美國研究、英國人的英國研究,或法國人的法國研究一樣。目前,美國設立“美國學”(American Studies)的大學大約有七十多所,其數量超過了美國大學裏的“中國學”。而中國人的“中國學”則剛剛起步,尚在成長過程中。
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開始共同主辦“世界中國學論壇”;2010年,教育部在浙江大學首次設立中國學專業;2014年,北京大學建立燕京學堂,建立具有中國主體性的中國學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世界中國學論壇”和浙江大學、燕京學堂界定的中國學主要還是面向國外,側重於中華文化的對外介紹和傳播,而不完全是對中國本身的研究。浙江大學和燕京學堂的中國學甚至只招收外國留學生而不招收中國學生。由於這樣一個面向國外的定位,中國目前的中國學還不算是專門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的學科。

張維為教授在世界中國學論壇上發言
筆者認為,中國的迅速發展和崛起給中國學界提出了構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學的歷史任務。顧名思義,中國人的中國學應當是以中國人為研究主體、以中國理論為框架,把當代中國放在世界中來考察和研究。中國學不是研究中國的某一個局部領域,而是以整個中國為對象。但是,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並非一種泛泛的文明研究,而是着重研究中國社會的現實與發展。當代中國社會從何而來?何以形成?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應當如何抉擇?應當走向何方?本文下面從三個方面對如何構建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學提出一些初步意見,希望能夠拋磚引玉,讓中國學界更加關注中國學的構建。
一、中國立場與全球視野的辯證統一
從表面上看,中國人研究中國,是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研究,應當是佔盡優勢,輕車熟路。其實,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從認識論上看,人類認識自己並不比認識外部世界更容易。中國古人講“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也認為認識自己很重要但也很困難,古希臘德爾菲的阿波羅神廟石柱上就刻着“認識你自己”的箴言。確實,中國人研究自己的國家,有語言上的優勢、文化上的優勢、地理上的優勢。中國人對中國的瞭解肯定比外國人對中國的瞭解更多,更深刻。但是,中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有一點要特別注意,這就是要防止認識上的主觀片面性,這是人類自我認識最容易陷入的誤區,也是中國人構建中國學首先要解決的方法論問題。
從方法論看,要避免認識上的主觀片面性,中國學的研究一定要做到主客觀的辯證統一。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學,既要有中國立場、中國情懷,又要實事求是,理性客觀;既要有中國視角,歷史比較,又要有全球視野,中外比較;既要堅持中國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又要善於學習和吸取其他國家在中國研究中的積極成果。要而言之,在中國學的研究過程,必須要始終如一的堅持辯證的思維方法。
目前,中國本土的中國學起步不久,尤其要防止兩種片面傾向。首先是要防止中國學繼續沿用西方國家的觀察視角、思維方式和理論框架。如果中國在構建中國學時不能走出西方國家研究中國的窠臼,那麼中國學界構建的中國學就喪失了自己在文化上的主體性,最多隻能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的一個補充,成為西方國家“外國學”的一個部分。另一方面,中國學者也要防止把中國從外部世界中割裂出來孤立研究,陷入自説自話、閉門造車的誤區,這種封閉僵化的中國學將無法擺脱“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困境,既無法真正認識中國,也無法認識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總而言之,中國學界構建中國學必須要始終堅持觀察、分析和研究過程中主客觀的辯證統一。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門學科比中國人研究外部世界,研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更具挑戰性。
二、中國的複雜性決定了中國學的廣度和深度
無論對當代中國發展的評價如何,中國作為一個13億多人的大國,作為一個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其複雜多樣性是當今學界的共識。中國的複雜性決定了中國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從學科的設置上看,中國學研究類似於中國大學裏面的國別研究,如美國研究、英國研究等學科。但是,與其它國別研究相比,研究中國要複雜得多,這個複雜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規模超大,與外部世界的互動極強。中國將近14億的人口超過了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的總合。面對這麼一個巨大的人口數量,要對這個社會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確實是難度很大。中國社會的人口規模決定了這個研究學科的複雜性和艱鉅性。中國的超大規模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會極大地改變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面貌,而世界的變化又會反過來影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所以,對中國這樣複雜的現代化進程進行研究,無疑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系統工程。
其次,中國巨大的地理環境差異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也決定了中國研究的複雜性。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在1936年在中國地圖上畫了一條直線,從黑龍江的愛輝到雲南的騰衝這條線叫做愛輝--騰衝線或胡煥庸線。根據這條線的劃分,中國東南部36%的土地居住着全國96%的人口,而西北部分64%的廣袤地區卻人煙稀少,僅居住有4%的人口。 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為42.6∶1。胡煥庸線呈現出的中國地理環境的巨大差異、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在今天仍未改變。中國200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大約在國土43%的東南一帶居住了94%的人口。這個數據説明了中國發展的不平衡性。中國的沿海和內地、東部和中部、西部的差別很大。中國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給對中國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這跟研究一般小國家完全不一樣。即使是美國這樣的大國,也不具有中國的這種不平衡性,美國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和東部的紐約州差別並不大,但中國上海和中西部的差別就很大。中國地理環境的巨大差別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中國學研究的複雜性。究竟什麼是中國?這個看似最簡單的問題要講清楚其實並不容易。研究中國,特別要避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誤區,切忌以偏概全。
此外,中國悠久的歷史也決定了研究中國的深度非常之深。中國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肯定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文明,是世界上持續發展最悠久的文明。當年的古埃及、古巴比倫的文明興起很早,但是它們很早已經中斷了,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持續不斷的只有中國文明。由於這個歷史的原因,研究當代中國的發展,必須要需要梳理清楚今天的中國是怎麼一步一步從過去發展過來的。
近年來,隨着中國離民族復興的目標越來越近,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自二十世紀以來發生的所有巨大變化都有着深刻的歷史根源。中國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迅速地跨入了工業文明行列併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製造國、最大的貿易國,顯然跟中國的歷史基因有關係。中國接受並發展了產生於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當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崩潰的時候,中國不僅沒有倒下,反而蓬勃發展,這個獨特的歷史進程背後有着歷史基因的強大力量。所以,研究當代中國,不能不研究歷史上的中國。中國歷史的複雜性決定了中國學研究的深度。
以上三點,人口規模,地理環境的差異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歷史悠久,這三點決定了中國學要研究的是一個極為複雜的中國,決定了中國學研究特有的的廣度和深度。
三、“古今”和“中外”的兩個研究維度
中國學的研究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不是象牙塔裏的研究,是為了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學研究的對象是當下的現實中國,但是如何界定當下的中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筆者以為,要理解當下的中國,必須要考慮到縱橫兩個維度,這就是“古今”和“中外”兩個維度,當代中國是“古今”和“中外”兩個維度的交匯。
“古今”維度是縱向的,是指今天的中國是從古代的中國發展過來的,要理解當代中國就必須理解歷史的中國,因為“無古不成今”。“中外”維度是橫向的,是指近代以來“中學”與“西學”的碰撞和融合,今天的中國並不是古代中國的簡單延續,而是在歷史中不斷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特別是近100多年來中西文化的相互衝突和融匯形成了今天的中國文化、中國製度。所以今天的中國既包含了中國傳統的元素,也包含了大量“西學”的元素。“古今”和“中外”這兩個維度的交匯構成了今天的中國,這是理解當代中國的基本思路,也是研究中國學的基本思路。
從“古今”的縱向維度來思考今天的中國學研究:
按照學界的一般理解,中國道路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兩個本質性屬性。第一,中國道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或者説社會主義是中國道路的一個本質屬性。第二,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同於蘇聯東歐當年走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有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一般理解為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從西方學習和引進的現代市場經濟的機制。所以,市場經濟也是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對於中國道路的這兩個本質屬性,人們一般來很容易認為是來自外部世界,而忽略了中國的歷史基因。
中國並不是社會主義的發源地,既不是理論的發源地也不是制度的發源地。中國的社會主義有兩個來源。理論來源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制度來源是蘇聯在1917年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無論是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還是制度來源,都是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從國外傳入中國。從歷史的線索看,我們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並非中國本土的原創,而是從歐洲傳入中國。
再來看市場經濟這個因素。中國社會今天的市場經濟機制,基本上被理解為是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從西方國家引進。中國現代企業的基本構架和生產模式,營銷模式、包括資本市場,會計和審計、銀行保險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學習和借鑑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
所以,從表面上看,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機制好像都是從外部輸入,但是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回答,為什麼社會主義進入中國之後能夠落地生根、茁壯成長?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在它的發源地歐洲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而在中國卻顯得生機勃勃,極富生命力?這個現象怎麼解釋?社會主義中國能夠這樣生機勃勃發展,跟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社會主義在中國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這個歷史淵源在哪裏?要把它講清楚。這是當代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同樣,市場經濟為什麼能夠在中國蓬勃發展?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引進市場機制,為什麼蘇聯失敗了?東歐失敗了?為什麼市場經濟進入中國之後能夠發展的這麼迅速?全世界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那麼多,為什麼中國社會的市場經濟卻顯得卓有成效?這跟中國的傳統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同樣值得深入研究。
實際上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國是世界上是最早確立土地自由買賣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的國家。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確立個土地的個人所有制,在秦漢就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而歐洲大多數國家一直在十七世紀以前都還處於封建領主制度下,土地並不可以自由買賣。在中國,由於土地的個人所有制和全國統一商品市場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國民間社會有着極強的商品意識和市場意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政府一旦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馬上就能夠激活中國社會原有的市場經濟歷史基因。在當今世界,中國人是最具有市場意識的國民,全世界都有中國商人的背影,這是中國的歷史基因決定的。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同樣如此。正是因為中國在古代就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商品經濟,有了比較徹底和完整的土地私有制,而商品經濟和土地私有制則催生了土地兼併和社會兩極分化。而土地兼併和兩極分化的社會弊端又迫使中國歷朝歷代的政府不得不創造出很多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在一個土地私有制發達、商品經濟興盛的社會,政府怎麼來防止社會的兩極分化?政府怎麼來干預市場,中國歷朝歷代有着非常豐富的經驗。特別是對於物價的控制,對災難的救濟,中國的歷史中有非常豐富的東西值得研究。這是從歷史的維度來看當代中國發展道路的特點。
從“中學”與“西學”的橫向維度來思考今天的中國學研究
筆者認為“中學為體”這句話是有道理的。從理論上講,中國人不可能做到不以“中學為體”,中國人要想不以“中學為體”,要想以“西學為體”,就好比想抓住自己頭髮離開地球一樣。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和歷史基因決定了只能以“中學為體”。但是“中學為體”固然有道理,“西學為用”卻是錯誤的,因為體用不可分。
如果以“中學為體”,但又擯棄“西學為用”,那麼我們應當怎麼對待“西學”呢?這是今天中國學研究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筆者以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不能把“中學為體”的這個“中學”看成是一個凝固不變的東西,不能簡單地把“中學”等同於儒學或等同於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而應當把“中學”看作是一個流動和變化的概念。
1840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後,西學東漸,“中學”在“西學”的衝擊下處於劇烈的變動之中。從晚清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運動,再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共完成現代建國,再到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中學”一直處於“化西學為中學”的動態之中。今日之“中學” 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大量的“西學”原素。中國社會今天使用的現代漢語包含了大量來自西方的概念和詞彙,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已經成為今天“中學”的本質性內容。今天講中國道路,就是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歷史上,“化西學為中學”做得最成功的是毛澤東。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毛澤東在延安完成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中國化。到了1949年共產黨執政,特別是到了1956年下半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中國製度的根基和核心。從那以後,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一個舶來品,而是已經內在於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成為“中學”中最具本質性的東西。
基於上述原因,今天的中國學研究仍然應當堅持“化西學為中學”。中國在今天以及未來,還需要努力向西方學習。但是這種學習不是照搬,更不能以“西學為體”,而是“化西為中”,把“西學”中的精華化為“中學”的一部分,化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學的一部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本土的中國學研究剛剛起步,亟需確立一些基本的界定和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從中國目前的中國學現狀看,這門學科的構建還任重道遠,有待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