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你們能舉出一例殺醫案件，是醫療體制所致嗎？
一
又有一名醫生被打死了。
5月18日下午，數名男子帶着一名兒童來到湖南邵東縣人民醫院五官科就診。醫生王俊正在做着手術，説該兒童傷情並不嚴重，等做完手中的手術後再來處理孩子的傷口。這幾個人不樂意了，就圍毆王俊醫生，然後一跑了之。當晚，雖經過全力搶救，王俊醫生依舊離開了人世。
這是中國殺醫暴行中最新的令人髮指的一幕。這根本不是什麼“醫患衝突”，這也與醫療體制無關，這就是行兇殺人，這就是純粹的刑事案件。
坦率地説，近年來殺醫、傷醫暴行頻頻發生，與媒體對民眾的誤導有關。長期以來，明明是殺醫傷醫暴行，明明是刑事案件，可是大量媒體的報道或評論卻很值得推敲：首先，它們大都採用一箇中性的概念——“醫患衝突”——來予以描述、解讀，兇手對醫生的暴行變成了醫患之間的衝突，“敵我矛盾”變成了“人民內部矛盾”；進而，對“醫患衝突”的原因，它們一般解讀為這是“公立醫院醫療體制”的問題，即公立醫院改革滯後，佔據太多資源，民營醫院發展受到壓制，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由此引起了醫患衝突。
每次罪犯殺了醫生，大量媒體不對罪犯進行討伐，而是説這是醫療體制不好造成的，這相當於説，罪犯殺醫生就是義舉，就是在反抗不公的醫療體制。長此以往，就形成了殺醫生有理的社會風氣。
就拿剛剛發生的陳仲偉案來説吧。5月5日，廣東省人民醫院口腔科主任醫師陳仲偉被暴徒殘忍地殺死，儘管對兇手的調查結果目前警方還沒有對外公佈，但是此案的主要事實似乎已大致分明瞭：兇手因為20多年前做的烤瓷牙變色了，去醫院向陳大夫提出鉅額索賠並進行威脅；陳大夫報警後，該犯一度被送進精神病院；出院後便立即對陳大夫行兇。
即使陳仲偉案事實如此明確，與醫療體制、與所謂的“看病難、看病貴”等根本無關，可是，這仍舊擋不住眾多媒體將暴徒的個人行為強行歪曲為對醫療體制的聲討，試舉幾例如下：
“陳大夫被殺證明在病態的醫療體制下，醫生和患者都是弱勢羣體，宛如阿Q和吳媽的PK，弱者拔刀衝向更弱者，形成幾乎無解的暴力衝突循環。關鍵在於：誰是強者？掌控着最優質醫療資源的公立醫院如何真正為全民服務？民營醫院如何在法治軌道下獲得公平運營環境？”
“從根本上來説，醫患糾紛以及醫暴、醫鬧等現象，很多都是多年來醫療體制改革推進過程中革除積弊尚不徹底帶來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應進一步加快醫療體制改革的步伐”。
“醫患糾紛是難看的‘糖尿病足’。醫患糾紛就好比是‘糖尿病足’，糖尿病發展到晚期，病患常常在下肢出現潰瘍或者壞疽，這被稱為‘糖尿病足’。如果僅僅是將腳痛歸咎於腳的問題，根本就於事無補。糖尿病足是全身疾病，醫患衝突也同樣是一種整體病態的反應。”
“中國社會現在出現的種種醫患衝突，也是整個社會機體病入沉痾的反映……醫者無故，病者無辜”。
在上述報道與評論中，殘害陳仲偉醫生的兇手不再是兇手，成了“患者”“弱者”，其純屬個人因素的殺人行徑也莫名其妙、不經過渡地變成了“病態的醫療體制”逼迫所致，這等於在鼓吹：“殺醫有理，兇手無辜”。殺醫暴行怎麼就“無解”了？嚴懲兇手，並且在全社會形成不為兇手開脱的輿論，肯定就能夠大量減少該類案件的發生。還有，這種將醫生與兇手同等對待、都視為“弱者”的態度，也是對被殺的醫生的莫大的不公與羞辱。
近年來，幾乎所有的殺醫事件，都與醫療體制無關，都與看病難看病貴無關，醫生被殺，主要是兇手自身的原因與責任。那些口口聲聲要讓醫療體制來為此負責的人們，你們哪怕能舉出一例殺醫案件是因為醫療體制的問題或看病難看病貴所致嗎？
如5月10日凌晨2點左右，三個十八九歲的剛經歷一場鬥毆的青年，來到重慶石柱縣中醫院急診就診。值班醫生外科主任汪永欽見其中一名傷者右手傷勢嚴重，他準備對傷者立即進行清創縫合術，但該傷者只要求簡單包紮。汪永欽向傷者解釋清創縫合的必要性時，有一名青年不耐煩了，突然就掏出隨身攜帶的刀具，朝他一通亂砍，致其重傷並毀容。還好，汪永欽比陳仲偉、王俊要幸運，經過搶救後脱離了生命危險。
醫生的好心換來的是不問青紅皂白地揮刀相向，這樣一羣“爛仔”、“混混”、“黑社會”、“流氓”的暴行，能怪到醫療體制頭上嗎？
世界上是有這種人的：不管有理沒理，只要你不依着他，他就對你行兇。兇手行兇，暴徒施暴，這跟“醫療體制”何干？把一切暴行、惡行都解讀為體制不好造成的，説體制不改革暴行就不絕，這實際上是在為惡人、壞人張目，這實際上就是在鼓勵行兇作惡。
二
回頭看看，浙江温嶺的連恩青殺醫案，媒體對兇手連恩青給予了多大的關照與支持。此案中，有人不僅將殺醫責任歸咎於醫療體制，還怪罪“社會病了”。連恩青自己行兇作惡，為何要讓全社會全體人民來為他背黑鍋呢？不去譴責兇手，反而諉過於全體人民，這講理嗎？不僅如此，不少人甚至還變本加厲，全然不顧兇手蠻不講理、濫殺醫生的事實，公然對兇手進行直接的美化。行兇之前，就連連恩青的的家屬都認為他有問題，將他送進了精神病院，可是，媒體照樣視若無睹，將其塑造成了一個反抗體制的悲情英雄。有些媒體人甚至搬出“空鼻症”這個醫學界根本就不認可的名堂，試圖從技術角度來為連恩青的無理訴求以及暴行來辯護。連恩青被執行死刑時，媒體的報道達到了高潮，對相關細節毫無遺漏，並以密集刊登其遺書作為着力點。連犯遺書稱“自己不會去為所作所為去懺悔，去害怕，相反的，只有堅定和榮耀，加上藐視！”在媒體的如此渲染下，一個偏執、兇殘的殺人犯，簡直就成了一個反抗暴政、慷慨就義的烈士，而殺醫生也成了一件“榮耀”的事情！
在這樣的輿論的誘導與鼓勵下，傷醫、殺醫暴行怎麼可能消退。
如果説，連恩青之流對醫生舉起屠刀時還算有所藉口的話，那麼有的兇手連這個藉口都沒有，可是，就是這樣的兇手，照樣得到了媒體的眷顧。
2012年4月13日，兇手呂福克一天當中在北京兩家醫院分別用刀直刺兩名醫生的要害部位，萬幸的是兩名醫生雖遭受了重創，但經搶救最後都保住了性命。兇手呂福克跟兩家醫院的醫生有何血海深仇？説來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原來北京人呂福克去天津做了鼻腔手術後，又分別去北京兩家醫院要求醫生開證明説他的手術不成功，好去索賠。兩家醫院的醫生理所當然地都拒絕了呂福克的無理要求。呂福克於是就在醫院持械毆打醫生，被警察帶走。被打的醫生非常大度，表示不追究呂福克，警察將其釋放。不過呂福克對此毫不領情，不久就對兩名醫生行兇。
兇手呂福克的罪行如此明顯，可是照樣有人嫁禍於“公立醫院改革滯後”：
“2012年4月13日，……中國公立醫院再發兩起血案：先是該日上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耳鼻喉科教授邢志敏在其工作診室內，被一不明身份人員（即呂福克——筆者注）刺傷；繼而在當天晚上，北京航天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趙立眾被刺傷。……頻頻發生的暴力傷醫案儘管屬偶發事件，但並非孤立存在，而是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其中，大型公立醫院的累年積弊及改革滯後，是醫患矛盾激化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呂福克這樣蠻不講理且又兇殘無比的惡棍，醫生不給其開假證明，不幫助其行騙，他就要殺醫生，將此歸罪於醫療體制改革滯後，這一方面是嫁禍於醫療體制，一方面則是為兇手開脱、美化，如前所述，無異於鼓勵行兇作惡。
三
如果説大量媒體對殺人兇手一味開脱甚至刻意美化，那麼他們對醫生、對醫院，則一直持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説是刻意醜化的態度。
5月5日，廣州陳仲偉醫生被殺害的那一天，某報報道安徽省宿州市劉永偉2015年在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接受胸腔手術後“右腎丟失”！一時間，輿論對醫院一片聲討。5月10日晚，江蘇省徐州市衞生計生委針對“腎失蹤”事件專門成立的調查組，發佈了“關於劉永偉手術後‘右腎缺失’的調查報告”。報告稱，綜合第三方檢查結果和專家組意見，調查組形成的最終意見為：劉永偉術後右腎存在，目前呈現為外傷性移位、變形、萎縮。媒體對調查結果的反應絲毫不像事發當初那樣熱烈，也沒見什麼媒體來為自己當初的跟風起鬨而反思、檢討。近年來，媒體言之鑿鑿地關於患者手術後“丟腎”的報道，已有多起了，每次都被證明是無中生有。可是，這依舊擋不住媒體翻來覆去地炒作這類事件。
在陳仲偉醫生被害與某報製造“丟腎門”同時發生的背景下，一個新的概念開始流行：“醫媒對立”。這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事實的。從“八毛門”、“縫肛門”、“綠茶代尿門”直到本月的“丟腎門”，通過這些媒體人為炒作起來的對醫生形象造成嚴重醜化的不實報道，很難不讓人得出一定程度上存在“醫媒對立”現象的結論。
一面通過不實報道醜化醫生，一面將殺醫兇手描述為“無辜”，這不是站在醫生的對立面又是什麼呢？
再看看媒體對公立醫院在體制方面的批評是否符合事實。中國的公立醫院真的是處在壟斷地位嗎？民營資本不許進入醫療領域嗎？
4月底爆發的“魏則西”事件終於讓公眾注意到，上述宣傳並不符合事實，筆者年初在觀察者網的專稿《還在説號販子是因為公立醫院壟斷？不能上當！》的判斷，則得到了證實：
“經過媒體持續多年的宣傳，中國公立醫院系統跟壟斷連在一起，似乎已經成了不證自明的真理，其實，再也沒有比這一觀念距離現實更遠的了。確實，中國有着龐大的公立醫院系統，但是，中國有着同樣龐大的私立醫院系統。
在中國，其實醫療領域早已全面放開，充分實現了市場化，就數量而言，早在數年前，就有了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各佔半壁江山之説。2013年以來，由於受到政策扶持，私立醫院的數量更是迅猛增加，而公立醫院總量則沒有增加，甚至有所減少。有媒體認為，2014年末，私立醫院的數量就超過公立醫院的數量了(華夏時報：《今年民營醫院數量將首超公立醫院民營醫院夾縫中生存》)。這其中，大名鼎鼎的某某系（即莆田系）私立醫院，就大約佔了八成。”
公立醫院，尤其是大型三甲醫院排隊掛號隊伍每日長龍不斷，這與其説是“公立醫院壟斷”、“看病難看病貴”，不如説是這些醫院相對於莆田系治療水平高、治療費用低、治療過程規範，質優價廉。公立醫院業務量完敗莆田系，這完全是公眾選擇的結果，而非政策因素的結果。
輿論早已習慣於給當代中國醫療事業籠統地扣上一個“看病難看病貴”的帽子，這是很偏頗的。“看病難看病貴”現象，突出存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與本世紀初。當時，舊的醫療體系被打破了，提倡市場化與私有化，大量城市居民以及幾乎所有農村居民看病支出全由個人承擔，這對許多人來説是真的看不起病。從2005年前後，這種現象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醫療私有化思路基本被叫停，財政往醫療領域的投入大幅度增加，社保體系基本普及城市居民，農村也開始推廣新農合醫保。像我老家山東，農民新農合醫保每年交兩百元，遇到一般較大病情基本都能報銷很大比重。我有一個親戚，八十多歲了，前不久摔傷了腰，在基層醫院住院治療，總共花銷近七千錢塊，新農合給報了差不多五千，個人只掏了兩千塊。這要是在十多年前，七千塊就得全部自己掏了。
前不久在一個記者羣裏，在討論近年來中國醫療到底有沒有進步時，一位女記者講了這麼一個故事：2000年前後，他父親患了鼻咽癌，兩個月就花了十萬塊——這在當時是一個大數目，全由自己承擔，正上高三的弟弟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就沒有參加高考而是直接工作去了；當時若是能像現在這樣有新農合，她弟弟就可以上大學了。
我並不是説目前中國的公立醫療體制以及醫保體制沒有問題，而是説要正視其相對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與本世紀初的改善。很奇怪，當年真正“看病難看病貴”的時候，輿論反應平平，如今得到明顯改善了，輿論反倒天天糾纏起來了。
四
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儘管莆田系私營醫療資本早已是龐然大物且劣跡斑斑，但是直到此次魏則西事件之前，莆田系從來沒有成為過輿論焦點，從來沒有得到密集或持續的報道。如今年二月三月間，呼和浩特的私營醫院接連發生了手術枱上對患者加價與醫護人員毆打患者的事件，這種事件性質極其惡劣，但是國內對此事反應卻很平淡。再如2014 年7月，雲南新東方英語學校的一女員工去莆田系的瑪莉亞醫院分娩，因院方延誤搶救而喪命，儘管新東方老闆俞敏洪也曾公開在微博上指責這家由“地產老闆”參股的這家醫院，莆田系仍舊較輕鬆地渡過了這一關。
莆田系之外的有些“高端”外資醫院，如北京某家著名外資醫院，最近曝出驗血加打兩瓶鹽水就收取患者七千多元且遠高於其公開價格的事件，輿論對此也是沒有什麼反應。這要是發生在公立醫院，豈不又被萬炮齊轟。
對公立醫院與莆田系等一個嚴來一個寬，這是為什麼？
為殺醫的暴行和兇手找各種理由開脱，這説明了什麼？
難道只有等到中國的公立醫院體系被徹底私有化後，他們才不再鼓勵殺醫暴行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