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元勳、著名核物理學家陳能寬逝世 享年94歲
又一位大師溘然長逝。據央視新聞客户端報道，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陳能寬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6年5月27日12時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陳能寬，1923年4月28日出生。1947年赴美留學，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1960年奉調參加原子彈、氫彈研製，作為技術總負責人之一，主持並取得一系列核裝置理論、工程和實（試）驗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國核武器爆轟物理學的開拓者，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的創建及發展做出歷史性貢獻。1987年被聘為863計劃某領域的首屆首席科學家，帶領我國相關高技術研究躋身世界先進水平。
根據安排，陳能寬同志的遺體告別儀式將於6月2日上午十點，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1999年9月18日,江澤民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向陳能寬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1988年，陳能寬查閲資料。 中國科學院官網 資料圖
陳能寬院士：許身為國最難忘
（中國科學報 2014-8-29）
陳能寬，湖南慈利縣人，金屬物理學家、爆轟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1923年5月生，1946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礦冶系，1947年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獲物理冶金博士學位。曾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和西屋電器公司研究員。1955年回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所研究員、二機部第九研究所實驗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長、院科技委主任等職。1986年任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1988年兼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及核武器的研製工作中，陳能寬領導組織了核裝置爆轟物理、炸藥和裝藥物理化學、特殊材料及冶金、實驗核物理等學科領域的研究工作，組織並參加了聚合爆轟波人工熱核反應研究以及核裝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制定和研究，在較短時間內攻克了技術難關，實現了預期結果。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4年獲國家發明獎二等獎，1985年獲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進步獎，1999年9月18日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吳明靜 凌晏 逄錦橋
在長達20餘年的漫長歲月裏，陳能寬作為核裝置全面質量的技術負責人之一，參與了我國多次核試驗中大部分核裝置實驗方案的制定和實施，為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陳能寬熱愛生活，懂得生活的真諦，有着為科學事業奮鬥終身的澎湃激情、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和永不言棄的鮮明個性。這已成為他贏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嶄露頭角 學成歸國
1923年5月13日，陳能寬出生於湖南省慈利縣江埡鎮一箇中產之家。湘西的奇山秀水孕育了他的靈智與情懷。1942年，陳能寬從著名的雅禮中學畢業，被保送到唐山交通大學礦冶系，大學生活給陳能寬打下了紮實的研究基礎，194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但是，戰亂後的中國百業凋敝，面對與理想嚴重脱節的現實，陳能寬積極尋求出路，次年，他考上了由政府資助的自費留學，遠赴美國耶魯大學。
在耶魯大學，他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就獲得了碩士學位。接着又師從哥廷根學派大師、物理冶金學的著名學者麥休森（C.H.Mathewson）教授學習，於1950年獲得物理冶金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先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西屋電器公司任職。
在美9年，陳能寬系統鑽研金屬物理，做出了許多重要發現，發表了多篇有關“位錯”的論文。他與R.B.Pond教授合作發表的《金屬晶體中滑移線傳播的微觀電影顯示》被公認為是金屬物理學研究中的一個創舉，得到了國際冶金界同行的廣泛認可。1952年10月，陳能寬在美國金屬學會學術會議上宣讀了這一論文後，當即引起了《紐約時報》科學記者的重視，在頭版上給予新聞報道。也正是通過這篇文章，奠定了陳能寬在金屬物理領域不可動搖的先驅地位。這篇文章的提出，打消了材料學界對位錯理論的質疑，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1955年底，陳能寬夫婦排除美國政府的重重干擾和阻撓回國，在中科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以長期在多種金屬單晶體形變、再結晶以及核材料在高温高壓下行為方面的研究成果與經驗，解決了一系列理論和實驗問題，培養了一批中青年科技人才，對新中國材料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崢嶸歲月 攻克難關
1960年6月，時年37歲的陳能寬，正是思想境界、學術水平均已接近成熟的年齡，多年的學術研究進入收穫季節，卻突然接到一個改變他人生軌跡的通知：調入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為院），參加我國核武器研究。
那時，我國的核武器研究近乎白手起家，中國的科學家力爭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原子彈的奧秘。陳能寬受命擔任一個重要研究室的室主任，身負兩項重任：設計爆轟波聚焦元件，測定特殊材料的狀態方程。這兩項任務都是核武器事業最為關鍵的組成部分。
他率領一幫不滿30歲的年輕人，來到官廳水庫旁、長城腳下一座炸藥試驗場（代號17號工地），土法上馬，因陋就簡，在臨時工號裏，開始了前期炸藥成型工藝試驗。陳能寬身先士卒，在熊熊燃燒的火堆旁，一站十幾個小時，用一口普通大鐵鍋和幾隻舊軍用桶，熬煮和攪拌炸藥。就這樣，他們硬是用土辦法澆鑄出了上千枚實驗炸藥部件。
炸藥部件還要進行打炮實驗，為了抓進度，往往是上個實驗部件的硝煙尚未散盡，就要打第二炮。求得數據後，研究人員就用簡陋的手搖計算機和計算尺來分析處理。
三年饑荒時期，生活條件也很艱苦，塞外風沙彌漫，科技人員克服一切困難，患上了浮腫依然夜以繼日地工作，陳能寬經常親臨一線組織實驗。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經過兩年多幾千次試驗後，1962年9月，“內爆法”的關鍵技術環節獲得驗證，在化工、聚合爆轟設計、“增壓”、實驗測試等多方面的關鍵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對核材料在高温高壓下狀態方程方面，解決了一系列有實際應用價值的理論和實驗問題。陳能寬和這幫年輕人果真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了第一顆原子彈所需的起爆元件。
兩彈突破 功勳卓著
1963年，陳能寬被任命為實驗部主任和“冷試驗”技術委員會副主任，負責爆轟物理、高壓物理、中子物理、炸藥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製等任務。
他和大批科研人員響應國家號召，從長城腳下轉戰青海高原、塞外荒漠，為我國的核武器發展付出了難以言盡的艱辛努力。多年的科學積累和刻苦鑽研，使他們很快進入了爆轟物理的前沿，並逐步開拓了中國的爆轟物理專業。陳能寬率領的這支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攻關隊伍，在化工技術、聚合爆轟設計技術、“增壓”技術、材料狀態方程和相應實驗測試技術等眾多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2月，陳能寬被任命為二機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這是對他的科研業績和管理能力的充分認可，同時，也在他的肩上壓上了更重的擔子。當年的6月6日，進行了預定計劃的全尺寸爆轟模擬試驗，成功解決了核試驗前一系列內爆物理學與相關的材料與工程問題，為我國首次核試驗鋪平了道路。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羅布泊，大地顫抖，天空轟鳴，一朵巨大的蘑菇雲屹立天地間。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東方巨響，寰宇皆驚。短暫的興奮後，陳能寬遵照上級精神，根據科技發展規律，立即率領全院職工致力於三件事：深化認識——原子彈研製的科技總結；擴大戰果——原子彈要裝備部隊；繼續攀登——向氫彈研製衝刺。
因為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的氫彈研製，既要與法國爭先，又要與美、蘇比速度，難度相當之大。氫彈研製過程同樣也遇到了一系列必須藉助實驗研究來解決的關鍵技術問題。又是多次的探索—失敗—總結—再探索的過程，又是多少個不眠之夜，在陳能寬的精心指導下，仍然是他率領那支年輕科技隊伍艱苦奮戰，與理論設計的研究人員密切合作，將關鍵問題和工程科學問題逐一解決。
1967年6月17日，在祖國大西北上空出現了兩個太陽——中國人自力更生研製、設計、製造的氫彈試驗獲得圓滿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中國人僅用了四年的時間，我們不但趕在法國人前面爆炸了氫彈，而且所花的時間是所有核大國中最短的。
只做不説 碩果累累
“兩彈”突破後，陳能寬繼續帶領隊伍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他不僅僅是傑出的實驗物理學家，而且還善於帶領隊伍把物理成果轉換成工程成果，把科學技術轉換成戰鬥力。
陳能寬參與了中國大部分核試驗的方案制定和組織領導工作。他把視線投向核試驗爆炸方式的轉變，將核爆炸方式從空爆、地爆逐步轉向平洞和豎井試驗。每次核試驗，都會面臨許多新的技術難題，都會使陳能寬和他的研究團隊付出極大的努力和代價。每一次的成功都來之不易。
要知道，開展一次核試驗耗資很大，不誇張地説，很多數據是千金難換。在核武器研製技術水平相當的情況下，我國是開展實驗次數最少的國家，總共只進行了45次核試驗。相比起蘇聯和美國上千次的試驗次數，我們只是他們的零頭。我國科研人員“一次實驗，多方收效”，走出了一條具備中國特色的核武器科技發展道路。而陳能寬在這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核武器研製，既是工程規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開發。如何將核試驗獲得的科學成果轉換為手中的武器，是艱苦歷程中最鮮為人知的重要部分。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陳能寬就和王淦昌先生共同進行了“聚合爆轟波人工熱核反應研究”的探索，開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的研究。經過十多年的不斷探索與實驗，陳能寬帶領一大批工程師與電子學家，摸索出了一整套冷實驗的物理思想、方法、技術途徑以及工作制度，對我國的武器定型作出了決定性貢獻。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核導彈從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際，都採用這種方法來獲取定型數據，既確保了沿線居民的絕對安全，又節約了大量的國家資金。
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陳能寬不再負責武器型號的爆轟物理實驗，分管基礎研究等工作。他從另一個層面深入思考核武器研究的深層次問題。這時的陳能寬已經深切地感受到：我國科技人員在“兩彈一星”積累的科學基礎上，已經建立了高技術發展的基本條件。面對世界高技術的競爭與挑戰，憑藉敏鋭的學術感知，上世紀80年代初，陳能寬再次抓住了科技發展的脈搏，他參與了中國跟蹤世界高科技發展的“863”計劃的前期論證工作，並直接參加了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綱要的論證起草。
1986年7月，陳能寬被任命為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次年2月，任國家863-410主題專家組首席科學家，這一年，他已64歲。
履職新崗，陳能寬大力倡導在“兩彈”研製工作中形成的技術民主，自力更生，協同創新的優良作風。在原國防科工委的領導下，他以“多做少説、多做不説”的工作作風，將全國各優勢單位的科技力量集中起來協同攻關，組織專家作了大量跟蹤、調研、動態分析、評估等工作，以及“863”計劃有關領域的起草、制訂和實施工作，為中國強激光技術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堅實基礎。
20世紀80年代，陳能寬收穫了科研生涯的累累碩果。1980年，他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2年，由他領導進行的“聚合爆轟波人工熱核反應研究”獲全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4年，他因多次成功領導核武器重大試驗獲國家發明獎二等獎，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技專家稱號。1985年，他因在“原子彈突破與武器化”和“氫彈突破與武器化”兩項工作中的傑出貢獻，和鄧稼先一起，作為整個核武器集體的光榮代表，領取了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他和朱光亞、周光召、于敏等23位科學家一起，從江澤民總書記手中接過“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1984年紀念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二十週年，陳能寬（右）與萬里（中）、朱光亞（左）在一起參加宴會。
詩人情懷 堅定執着
陳能寬以擅長填詞作詩揚名學界。在許多重大試驗成功後，他常以詩詞抒懷，認為這是科學與藝術結合的高品位精神享受。這些內涵豐富的詩句，也是核武器研製集體在極艱苦的環境下工作的真實寫照。
1964年10月16日，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現場，激動不已的陳能寬賦詞：東方巨響，大漠天蒼朗。雲似蘑菇騰地長，人伴春雷鼓掌。歡呼成果崔巍，稱揚舉國雄飛。紙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輝。
中子彈原理試驗再獲成功，他書《七絕》一首：東風報喜北山場，戈壁玉成‘合金鋼’。巧奪錦囊藏浩氣，天機不負苦心郎。
1992年冬，他應邀出席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召開的發展戰略研討會。會上，受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程開甲等著名科學家的推舉，興致盎然地潑墨揮毫。其中最為人傳誦的句子有：許身為國最難忘，神劍化成玉帛酒，共創富強。
陳能寬喜愛古典文學，文學功底深厚。核試驗前夕，指揮者和負責人總是高度緊張，有如臨深淵之感。在一次核試驗現場的討論會上，他有所觸動，忽然脱口背起了諸葛亮的《後出師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在場的于敏先生亦感慨萬千，接口背誦：“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兩人一句接一句地往下背誦，在座諸人無不肅然恭聽，感情隨之波盪起伏。
陳能寬熱愛生活，懂得生活的真諦。有着為科學事業奮鬥終身的澎湃激情、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和永不言棄的鮮明個性。這已成為他贏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遺憾的是，自2011年起，他卧病301醫院，緩慢但持續發展的疾病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老人已經無法與人交談。但是，在醫生、親友和同事面前，他依然表現出令人動容的堅定與執着。
2011年，在他病情還不算太嚴重的時候，小兒子陳子浩為他念詩，他最愛聽毛主席詩詞，每當聽到《沁園春·長沙》“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時，老人就會捏緊右拳錘擊自己的胸口，輕聲地説：“我們，我們！”
到後來，他已不能説話應答，但是每當聽到年輕時喜愛的那些慷慨激越的詩句，眼神中依舊會閃現無與倫比的神采。
2013年，他在病牀上迎來了九十華誕。
（作者單位：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
陳能寬談中國研製原子彈的意義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十五年，1964年10月16日，我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我在現場參加試驗，親眼看到伴隨着春雷般的響聲和急劇升騰的蘑菇雲，參試人員縱情鼓掌，熱淚盈眶。我現在回想，這一舉世矚目的事件究竟給了我什麼啓示呢？有一段時間曾聽人説，“國防科研花了那麼多錢，沒有搞出什麼東西”。似乎中國有沒有一點原子彈，關係不大，“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還拖了國民經濟的後腿”。這些話倒促使我在回憶過去時，不能只是抒發懷舊之情，而要思考更多的問題了。
中國為什麼下決心搞原子彈？
我認為最根本的理由是中國國家利益，特別是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雖然新中國政治上站起來了，但軍事上還受人欺侮，經濟上被人封鎖，外交上不被某些大國承認，甚至有人以核訛詐威脅我們，形勢是異常嚴峻的。為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被迫下決心解決原子彈的有無問題。
值得提到的是一些老一輩科學家的獻身精神和光輝榜樣。他們大多是從事基礎研究的，很有造詣，世界知名。如果完全從個人興趣選擇出發，研製武器的吸引力就不一定處於首位。但是，他們毅然決然以身許國，把國家安全利益視為最高價值標準。這更是國家決策深得民心的歷史見證。
陳能寬（右二）在實驗室。
中國為什麼能很快地搞出原子彈？
我個人體會和認識：一是目標選擇對了。也就是國家的需要和實際的可能性結合得非常好。説需要，中國需要和平，但和平不能沒有武器。説可能，美、蘇、英、法先走了一步，證明原子彈的“可行性”已經解決。我國卓有遠見的領導人同德才兼備的科技專家相結合制訂的發展科學技術和研製核武器規劃，加上已探明的鈾礦資源、人才的準備，以及一定的工業與技術基礎，都表明我們完全有可能很快搞出原子彈。
二是組織領導集中。當時各級領導都具有權威，事事有人“拍板”。中央專委以周恩來為首，更是一個具有高度權威的權力機構。全國為此事“開綠燈”，全國“一盤棋”。
三是自力更生為主。原子彈的研製技術高度保密，所以掌握技術訣竅，必須靠自力更生。我們自力更生的方式是非常生動活潑的。我們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步一個腳印，對國外走過的路力求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因而敢於攻關探險，能夠少走彎路。我們注意在基礎預研、單項技術和元件上下功夫，所以能夠做出自己的發明創造來，而所花的人力、物力比國外卻少得很多。
四是全國大力協同。毛澤東為了推動原子彈的研製工作，親筆寫過一句話：“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當時，全國各個單位都以承擔國防任務為榮，努力協同作戰。例如，我們用的高速轉鏡相機和高能炸藥，就是中國科學院等單位協同完成的。諸如此類例子很多。
此外，還應提到，我們的科研組織沒有“內耗”，攻關人員有獻身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我們的理論、實驗、設計和生產四個部門的結合是成功的，有效地體現了不同學科、不同專業和任務的結合。當時人們的獻身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十分突出。他們夜以繼日地奮戰在草原、在山溝、在戈壁灘。即使在城市，也過着淡泊明志、為國分憂的研究生活。事實證明，為了很快地搞好尖端科研與大型經濟建設，必須提倡集體主義精神。
中國搞出來原子彈究竟有什麼效益？
我同意並認為：原子彈確實是一種能用但用不得、確有國家安全後效但不應多搞的“特殊商品”。這些後效可以概括為：
第一，軍事上不怕核訛詐了。中國原子彈起到了遏制大國核威脅的作用，哪怕只有一顆原子彈，也不應該小看這一點東西的所謂“非線性”威懾效應所起到的自衞作用。所以，我國原子彈的研製成功對和平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外交上更加獨立自主了。時至今天，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轉為緩和，開始以對話代替對抗，同時也進入了裁軍和核禁試的征途，尖端技術走上了外交舞台。四川成都武侯祠前有一副對聯，上面有一句話：“從古知兵非好戰”，我從它聯想到，執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中國，是不可不“知兵”的。
第三，國際地位提高了。泱泱中華不再被排擠在聯合國大門之外，就是明證。中華民族也更加自信、自尊、自豪了；並且能夠在安定、和平的環境中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在這“桃符萬象更新”的時候，全國各族人民是不會忘記“爆竹一聲除舊”的。
我感到，今天還要強調兩點“後效”：一是由於早先掌握了世界前沿的尖端技術，在新的歷史時期，它使國防科技在轉變到為國家整個四化服務時具有優勢。這裏當然包括核能、核技術的和平應用。
另外，它還使中國對於70年代以來興起的世界新技術革命，以至最近更加引人注目的高技術競爭，在若干方面有了一個較高的跟蹤起點。今後國防的根本出路，應放在提高國防科學技術水平上。國防科技水平的提高同國家科學技術整體水平的提高是不可分割的。
最後一點是培養一支精幹隊伍，他們是寶貴的國家財富，是無名英雄。
上述“後效”聯在一起，加上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以後的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的成功，我相信能夠充分回答某些同志的功過評説。對於國防科技工業戰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多次給予高度評價。我個人有幸和國家需要的這項工作聯繫在一起，雖然只是滄海一粟，但也聊以自慰。
（摘自《陳能寬自述》，見《中國科學院院士自述》，中國科學院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本文略有節選。）
《中國科學報》 (2014-08-29 第10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