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不建立有效的知識體系，創新就是空談

無論從內部世界還是外部世界來看，中國缺失自己的知識體系的現狀令人擔憂。從內部來看，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知識精英無能解釋自己的社會，對社會的發展趨勢認識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決越來越多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的知識界並沒有努力來建設自己的知識體系，或者自己的社會科學，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識體系來解釋中國，結果往往是曲解。也很自然，官方意識形態已經和社會現實嚴重脱節。意識形態是內部統治的軟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識形態，中國的統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來説，隨着中國的崛起，人們對中國抱有越來越巨大的不確定性。其中，對中國的誤解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從前，外界對中國的誤解多半是因為中國的封閉。但現在搞改革開放已經數十年，中國已經相當開放。當然，中國體制運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這種不透明在繼續阻礙着世界對中國的客觀認識。透明度越高，越能幫助外國人理解中國。中國在這方面的確還有很多的空間需要改進。

知識體系的缺失使得中國的國際“軟空間”非常狹小

但是，透明度提高並不能幫助中國本身產生自己的知識體系。現實的情況是，知識體系的缺失使得中國的國際“軟空間”非常狹小，和中國所擁有的硬實力（如經濟力量）毫不相稱。中國的決策者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年來，在很多方面下手，很抓中國的“軟力量”建設。孔子學院和媒體“走出去”是其中兩個顯著的例子。不難理解有關方面的這種努力，同時這個方向也是對的。中國不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瞭解自己。不過，情況不容客觀。從總體上看，中西方之間的誤解不僅沒有在減少，反而是在越來越深。無論是孔子學院還是媒體“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國所説的“外宣”。不過，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無物，這種情況是盡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時候反而會起到相反的效果。當然，這個責任也並不再外宣部門。在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的情況下，中國不可避免要面臨一個“對外宣傳什麼？”的問題，而知識體系的創造責任並不在外宣部門。如同內部統治，如果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軟空間”繼續收縮，那麼其對外交往的成本會繼續提高。

“軟空間”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於中國缺失一個可以説明和解釋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國有古老的文明，有當代的最優實踐，但沒有知識體系來解釋。對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經驗的解釋權似乎永遠在外國人手中。

沒有知識體系的一個嚴重結果就是中國沒有自己的國際話語權

中國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認識自己，解釋自己。借用他人的話語權來向他人推廣自己，這是中國知識界所面臨的一種困境。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經濟學家們意識到了西方的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的經濟實踐，社會學家們意識到了西方社會學解釋不了中國的社會實踐，政治學者們發現了西方政治學解釋不了中國的政治實踐。但是在實踐上怎樣呢？他們不是努力去發展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而是繼續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存着無數的西方經濟學家，西方社會學家，西方政治學家，但卻沒有自己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結果呢？大家越説越糊塗，越解釋越不清楚。當然，也有一些人想關起門來，搞知識層面的“自主創新”。其結果也只是自説自畫，説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誰也聽不懂的東西。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思維和想的“被殖民”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現狀？簡單地説，這是一種思維、思想“被殖民”的狀態。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就一直處於這樣一種狀態。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傳統國家被西方所產生的新形式的國家所打敗。遭受連續的失敗之後，中國的精英們開始向西方學習，即所謂的向“西方尋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學，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心理狀態。學習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確。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政治精英們並沒有大的分歧，他們的分歧在於向哪一個西方學習，或者象西方的哪一個方面學習。總體上説，自由派學歐美，左派學蘇俄。很顯然，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是西方的產物。儘管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也有類似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意識運動，但這裏主體還是西方，而不是中國。視西方為真理，為科學，那麼非西方的包括中國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學”了。長期以來，知識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識的努力被視為是政治上的“不正確”。

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變這種趨向，反而變本加厲。無論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條道德化。左派主張公平正義，自由派主張自由民主。不管他們的思想有如何的對立，都是從西方進口，在中國的知識市場上競爭。這類似於在經濟領域，中國本身沒有什麼技術創新，而是基於西方技術之上的各種產品在中國的市場上競爭一樣。所不同的是，知識界往往能夠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價值觀層面，這樣就可以毫無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價值，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只知道、也只會用他們所認同的價值觀來評判中國的實踐，而不是經驗地研究中國實踐。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識體系洗了腦一般，非常滿足於思維、思想被殖民的狀態，掌握了幾個西方概念就老是覺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來訓斥人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尚職業。

解釋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但在中國，知識分子人人都想充當公共知識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們沒有能力來解釋世界，卻有高度的自信來改造世界。結果呢？越改造，這個世界就越糟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很多的問題和很多的政策失誤，決策者要負責，但提供知識體系的知識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責任。

一個文明，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就不可能變得強大。自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是隨着自己的知識體系的出現而開始強大的。任何一個知識體系都是基於自身的實踐之上。正因為如此，其有能力解釋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種力量。實踐是開放的，知識體系也是開放的，這就決定了基於實踐之上的知識體系具有無限的創造能力。在國際舞台上，則表現為強大的軟力量。

人們所看到的近現代知識體系由西方產生和崛起。社會科學中的“西方中心論”成為必然。“西方中心論”説明了近現代知識體系起源於西方這個事實，其本身並沒有錯。當人們説“社會科學”時，這裏的主體是社會，而科學只是認識這一主體的工具。同樣產生於西方的科學方法幫助了西方人確立了自己的知識體系。然後，西方學者也開始用他們的知識體系來解釋其它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文化、習慣等因素都會影響西方學者對其它社會的看法。

不能過分譴責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偏見，主要的責任在於中國知識界本身。解釋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責任，而不是他人的責任。不過，很顯然，只要中國的知識界生存在思維和思想的“被殖民”狀態下，就不可能產生這樣一種知識體系。要生產和發展這樣一種知識體系，首先要意識到“被殖民”這一點，然後，再努力從這種狀態中解脱出來。

現代中國的大轉型並沒有造就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這應當是中國知識界的羞恥。也很顯然，在能夠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之前，中國沒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單純的GDP成就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更重要的是，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可持續發展也會受到制約。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國可以應用，但不會創新。一個嚴酷的現實是，一旦涉及到創新，人們在中國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論。抄襲知識、複製知識，做大量毫無附加值的知識複製是中國知識界的大趨勢。這和中國製造業的情況沒有任何差別。實際上，知識和知識的實踐（製造業）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有擁有了自己的知識體系，才會擁有真正的原始創造力。

要擺脱思想“被殖民”的狀態，政治是關鍵

“被殖民”狀態本來就是政治的產物，也必須通過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國傳統上就沒有知識創新的能力。中國數千年所擁有的只是一種依附性的知識體系，即一種依附於王權的知識體系。秦朝統一中國之前，中國產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確立了中國的思想體系。但是，秦朝統一中國之後，這種思想體系很快就演變成為王權依附體系。數千年裏，只有當王朝解體的時候，或者當皇朝控制不了社會的時候，才會導致一些新思維和新思想的出現。而在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以來，王權依附就演變成為西方知識依附，知識體系的本質並沒有什麼變化。無論是哪一種依附，本質是一樣的，就是維持政治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而對統治者來説，相比之下，前一種依附要比後一種更有效。前者畢竟還是基於自身政治實踐的知識體系，儘管保守，但為社會所接受，因此能夠實現有效的軟性統治。而後者呢，作為一種外來的知識體系，既不能解釋現實，也不能為社會所接受，因此在實現統治過程中反而扮演着負面的角色。這也就是當代中國的統治權表現得越來越剛性的主要根源。

很顯然，要創造知識體系，創造者就必須擺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從思維領域退出變得不可避免。作為當政者，不應當也不可能來有效控制人們思維的空間。當然，這並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對思想領域進行規制。這一點連自由主義也是承認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對公共生活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的思想領域，必須加以規制。只有規制，才能確立知識的社會責任。傳統社會，因為其他的控制較少，意識形態的控制（表現在一種統一的文化和價值）對政治統治來説就變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現代社會，統治者擁有了包括組織在內的各種現代化控制機制，就沒有再有必要通過思想的控制來實現統治權。

對思想意識的控制也必然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體現在一些具體的機制上。這尤其是知識生產領域，即教育和科研領域。就是説，中國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識創新，而是控制。舉例來説，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資，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來自於研究經費或者其它的資源，那麼知識創造者就可以不用為生活所擔憂，可以憑藉自己的興趣來作思考、來做研究，這樣才會有創新。但中國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來自基本工資，而大部分要來自於申請研究經費等。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來向掌握資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門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請資金。實際上，即使申請到了基金，他們也要為生活着想，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轉化成為自己個人的消費。而掌管資金的權威和機構並不是為了研究和創新，而是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錢越多，可申請的項目也就越多，對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強。這哪裏是研究創新機制，而僅僅是控制機制。對掌管金錢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請資金，你就必須聽我的，我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你越聽話，你所能得到的錢就越多。當然，你越聽話，表明控制就越有效。

中國的科研評審體制又是另一種進口的“殖民”體制

這種體制用來控制和管理人們的思維和思想。不管這個體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終的結果就是思想和思維的被殖民。例如，在這一體制下，現在的專業經濟學家大多是技術性工匠，他們不用對中國的經濟問題作任何形式的思考，專門找一些有關中國的數據，放入西方提供的技術模子裏面，就可以產生研究結果。整個經濟界視這樣的研究結果為科學，研究者們可以毫無困難地在中外雜誌上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這也類似於製造業的“外國技術，中國原料”的生產過程。評審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導致思維、思想殖民狀態的高度制度化。當被殖民者主導這個體制的時候，誰也不用想改變這個體制，中國也永遠不用想產生自己的經濟學家。

一旦當思想成為物質利益的奴隸的時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當思維被控制的時候，不管是被政治權力所控制，還是被物質利益所控制，那麼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創新能力。這裏的邏輯就是：國家越富有，統治者掌握的金錢就越多，思想就越貧乏，文明就越衰落。這是中國的現狀。今天，在當人們開始討論起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時候，中國的決策者們是否可以直面這個現狀的癥結呢？現實是，如果文化體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國擺脱這個邏輯，那麼創新便是空談，建設自己的知識體系便是空談。

——摘自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的知識重建和文明覆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