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阿拉伯之春後，中東作家競相模仿《1984》
距離“阿拉伯之春”已然過去5年了，寒冷的冬天早已席捲這些因革命熱情而點燃的中東國家。美國《紐約時報》別出心裁，沒從通常的採訪入手，而從側面對“阿拉伯之春”表達了關注。5月29日，該報刊登了一篇有關後革命時期中東文學創作的報道。
報道稱，眼下，中東作家羣體興起了新一股反烏托邦和超現實主義小説的創作熱潮。剛剛出版的名為《隊伍》的小説被批評家與西方經典作品——如喬治·奧威爾的《1984》以及弗蘭茨·卡夫卡的《審判》相提並論。
與當下反烏托邦情緒相比，彼時“阿拉伯之春”剛過沒多久，文壇卻是一片歡欣鼓舞。報道稱，當時許多作家要麼出版振奮人心的回憶錄，要麼讓積壓箱底多年的手稿重見天日。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報道通篇都在講述革命後的沮喪和失落，唯獨不對革命本身發生的背景和原因進行探討。
觀察者網編譯如下：
一日清晨，Basma Abdel Aziz走在開羅市中心的路上。她注意到，在一幢大門緊閉的政府建築前，人們排起了長隊。
數小時後，Abdel Aziz再次經過此地時，那羣人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着，隊伍中有年輕的女子，有上了年紀的老人，也有抱着嬰兒的母親。那幢大樓也仍舊緊閉。
時間是2012年9月。
回到家後，她為這羣排長隊的路人奮筆疾書了整整11個小時，最終完成了她的超現實主義小説處女作——《隊伍》。故事發生在中東一處革命失敗後的無名小城，主人公是一名在一次失敗的起義中被打傷的推銷員。他被拒絕提供醫療護理，不得不排起長隊，向叫做“大門”的部門尋求手術許可。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而隊伍卻越排越長，綿延千里。
今年39年的Abdel Aziz於2015年取得了神經精神醫學碩士學位，如今在開羅一家康復中心兼職，為那些受到暴力傷害的人提供慰藉。她已經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説集以及不少非虛構作品，主旨多是有關酷刑和人權這類敏感話題。
Basma Abdel Aziz
她坦言，隨着穆巴拉克倒台，再像以前那樣進行所謂客觀寫作，已不足以真實刻畫普通埃及人經歷過政治跌宕後的超現實經驗。因此，她打算寫一部具有普遍意義的作品，既能反映身邊日常生活又能超越地理位置和具體事件。
“小説為我提供了寬廣的空間，能夠讓我盡情控訴威權統治。”Abdel Aziz近日接受採訪時説。
該小説英文版近日由梅爾維爾出版社發行後，批評家隨即將其與西方經典作品——如喬治·奧威爾的《1984》以及弗蘭茨·卡夫卡的《審判》相提並論。這代表了中東作家羣體興起了新一股反烏托邦和超現實主義小説的創作熱潮。眼下，他們正與“阿拉伯之春”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和創傷性失落絞纏。
創作反烏托邦經典小説《1984》的喬治·奧威爾（資料圖）
5年前，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以及其他地方爆發了大規模衝突；5年後，充滿荒涼、末世氣息的後革命時期文學在這些區域紮根。一些作家利用科幻小説的隱喻來描繪陰暗的政治現實。另一些作家則專注於頗具爭議的話題，像性、無神論，或者挖掘曾被淹沒的歷史傷痕。
在中東傳統文學觀念中，詩歌長期被視作最為高貴的文學形式。不過，作家們如今都在嘗試各類題材和風格，這包括漫畫、繪本、驚悚傳奇，還有科幻諷刺。
“人們正在偏離阿拉伯主流文學慣用的現實主義手法，”科威特小説家Saleem Haddad説，“當下湧現的東西越來越黑暗，也越來越深刻。”他的新書就是以一個阿拉伯同性戀男子的口吻，講述了朋友參與政變後被捕入獄的故事。
長期以來，科幻小説和超現實主義為生活在集權政體下的作家們提供了可以逃避的洞穴。例如在拉丁美洲，常年的法西斯主義和內戰開啓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新紀元，誕生了像加夫列爾·馬爾克斯、伊莎貝爾· 阿連德這樣的偉大作家。
事實上，反烏托邦主題在阿拉伯小説中不算全然新鮮。但據出版社和譯者所述，這類題材近年來卻非常火熱，部分原因在於這類作品生動捕捉到了許多作家面對無休止的暴力和鎮壓時而感受到的絕望。同時，故事場景設置在未來也能為作家們探討政治議題時提供一層掩護，以免被貼上異議者的標籤。
“這些未來感十足的故事都在描繪失落的烏托邦，”編輯Layla al-Zubaidi説，“人們真的可以設想一個更好的未來，但時下的狀況比此前還要糟糕。”她曾參與編輯過名為《日記：未竟的革命》系列作品，叢書反映了後革命時期的文學創作。
在那些衝突結束後的動盪日月裏，有關民主和自由的承諾變得難以兑現。不少小説家將沮喪和恐懼的情感注入末世傳奇中。Mohammed Rabie的小説曾描繪過這樣一幅場景：2025年的埃及，一名前警長加入了反抗神秘統治力量的鬥爭。
Rabie表示，創作這部小説，就是為了反映雖然2011年的街頭暴動結束了穆巴拉克長達30年的統治，但民主的倡導者卻持續面對失敗的痛苦。鑑於現今世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類比埃及今日的社會，Rabie決定將故事的時間設定在不遠的未來，這樣他書寫起來更加自由，也不會造成隱射埃及現任政府的印象。
Nael Eltoukhy創作於2013年的黑色諷刺小説將故事設定在2064年的亞歷山大，彼時滿城犯罪肆虐。作者説，未來的表層最能夠反映埃及疲憊不堪的心態。
“特別是革命後的埃及，事事都糟糕透頂，事事又荒誕無稽，”Eltoukhy説，“我認為，現在比穆巴拉克時期還要壞。”
讀者廣泛歡迎這類陰鬱的未來書寫，不少小説受到批評家追捧，甚至成為暢銷書。出版社表示，這些作品成功吸引了公眾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作品本身散發出的集體性沮喪。
然而，與當下反烏托邦情緒相比，彼時“阿拉伯之春”剛過沒多久，文壇一片歡欣鼓舞，許多作家要麼出版振奮人心的回憶錄，要麼讓積壓箱底多年的手稿重見天日。
埃及著名作家Ahdaf Soueif和Mona Prince便寫下了第一手反映2011年發生在開羅解放廣場暴動的非虛構作品。敍利亞作家Samar Yazbek出版了記錄國內騷亂的日記。一大批新生代作家從市民反抗獨裁統治的場景中找到了創作靈感。
喧囂的阿拉伯之春
“革命經歷讓人意識到，你突然可以發聲了，而且你的聲音有分量、有意義。”埃及記者 Yasmine el-Rashidi説。她的處女作《去年夏日紀事》講述了一名生活在開羅的年輕女性，在歷經穆巴拉克統治以及新任政府轄制後，政治意識日漸覺醒的故事。該書下月將在美國出版。
革命後的歲月裏，上述樂觀精神開始萎靡，執政當局也開始壓制有關政治的創新表述。在沙特阿拉伯，由於宗教政權認定Ashraf Fayadh的詩歌褻瀆神靈，他去年判處死刑。在國際聲援之下，他的刑期被減至8年，外加800下鞭刑。
在埃及，現任總統塞西關閉了美術館，查抄了被其視為具有爭議性的圖書手稿。去年，負責風俗教化的官員沒收了400本《自由之牆》。該書展示了埃及街頭政治運動，被當局裁定為“挑唆叛亂”。
“我們對於我們的出版物非常擔憂，”一家阿拉伯出版社社長Sherif-Joseph Rizk説，“如果被禁了，肯定會賠錢。”
儘管埃及2014年憲法明文規定保護言論自由，但執政當局還是將利箭射向個別作家和藝術家。小説家Ahmed Naji因其實驗小説《生命的用途》中出現露骨的性描寫而被以妨害“社會風化”罪判處兩年刑期。許多人擔心，這樣的結局會導致更多的自我審查出現。
“‘阿拉伯之春’讓人們不再害怕，給予人們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Abdel Aziz説，“如今我們又回到了鎮壓年代。”
Abdel Aziz很擔心日趨嚴格的審查制度，她的不少朋友已被投入大牢。她自己也曾因參與遊行示威被三次逮捕。不過，她認為，活在恐懼中是徒勞無益的。
“我不再感到害怕，”Abdel Aziz説，“我不會停止寫作。”
編譯/觀察者網 馮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