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中梵關係正常化，留給“叛逆教皇”的時間不多了

5月23日，在國際舞台上一直以積極形象示人的羅馬天主教教皇方濟各又完成了一項“重要成就”——會見埃及艾資哈爾清真寺大伊瑪目艾哈邁德·阿爾塔耶布，雙方以“友誼之吻”部分化解了十年前本篤十六世時期教廷與伊斯蘭世界結下的仇怨。繼今年同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基里爾會面、開啓天主教和東正教和解之路後，教皇在促進各宗教和解的道路上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截止目前，梵蒂岡教廷在同東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的和解對話進程都取得重大進展。梵蒂岡還同世界上絕大部份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而在重要的國際關係行為體中，只有中國和梵蒂岡之間還沒有實現關係正常化。中國和梵蒂岡教廷，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另一個是全世界最有影響的宗教團體的首腦部門，雙方作為國際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沒有建立起正常的關係，本身就不能説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而教皇方濟各自2013年上任以來，對梵蒂岡教廷的內政外交做出大膽的改變，使梵蒂岡教廷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這種新面貌也似乎給了中梵關係正常化一個實現的可能。

“叛逆”的教皇給中梵關係帶來的新變化

2013年3月13日，經過115位樞機主教在一天的閉門選舉後，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豪爾赫·馬里奧·貝戈利奧當選天主教第266任教皇，尊號方濟各。教皇方濟各在天主教歷史上創下多個第一：第一個來自拉美的教皇，第一個耶穌會出身的教皇，以及額我略三世之後1200年來首位非歐洲出身的教皇。他自己將尊號定為方濟各——這個來源於天主教聖徒亞西西的方濟各的尊號從未被以前的教皇使用過。作為頂着眾多“第一”的教皇，加上耶穌會是天主教內部傳統的革新派，教皇方濟各的上任似乎就在向全世界傳遞着他將不走尋常路的訊息。

他也這麼做了。

作為教皇，他沒有選擇傳統的宗座宮殿，而是選擇招待所性質的“聖瑪爾大之家”作為自己的官邸，堅持在那裏主持清晨彌撒，在世人面前放下作為教皇的架子，展示謙卑。他促進各宗教間的和解和對話，提倡男女平權，寬容同性戀者和墮胎婦女，承認進化論和宇宙大爆炸的正確性。他嚴厲批判資本主義和“致富神學”（即你有錢是因為你是個義人），譴責經濟不平等和奴工現象，聲稱依靠剝削勞工緻富的人是吸血蟲。他宣佈將所有黑手黨員自動絕罰出教，自己站在同黑社會和有組織犯罪鬥爭的第一線。

他這一系列主張和作為顯然與天主教會傳統保守的思想和作風大相徑庭。2016年3月29日，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播出紀錄片《叛逆教皇方濟各》，片中介紹了教皇方濟各在阿根廷獨裁時期保護左翼神父、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事蹟，還揭示了教皇對一位女共產黨員鮮為人知的愛慕歷史。或許，正是早年對女共產黨員的愛慕和同獨裁政府鬥爭的經歷，使方濟各在天主教的保守傳統面前表現出更多的“叛逆”特點，也是這種“叛逆”，使他和天主教會給了世人耳目一新之感，無形中提升了天主教會在世界人民特別是非天主教徒中的聲望。  

這位處處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叛逆教皇”，在處理中梵關係上也一反常態，多次向中國示好。

2014年3月，教皇自稱與習近平主席“有書信往來”。2014年8月，教皇在飛越中國領空的途中根據教廷禮儀向中方發去問候電報，回程中再次向習近平主席發去電報，稱在中梵建交的問題上梵蒂岡沒有附加條件，此舉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震動，被認為是中梵關係走向緩和和改善的重要積極信號。

2015年9月，教皇在訪美結束返回梵蒂岡的飛機上表達了訪問中國的願望，稱其“熱愛中國人民”。

2016年春節來臨之際，教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向習近平發出春節祝福。熟悉天主教歷史和教義的人都知道，雖然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後對教徒過春節的禁令就已解除，但對曾經視過春節為“偶像崇拜”並嚴厲禁止中國教徒過春節的天主教會來説，這樣的祝福仍然是極為不尋常的，這些都表現出這位教皇對中國的友好姿態。

除了姿態外，教皇用實際行動展示了對中國的友好態度。2014年12月，教皇拒絕會見當時在羅馬竄訪的達賴喇嘛，被外界普遍認為是希望改善同中國關係的表示。2015年8月，天主教河南安陽教區祝聖張銀林為助理主教，而教皇認可了這一任命。這次成功祝聖，部分化解了2012年上海馬達欽助理主教祝聖風波給中梵關係帶來的尷尬局面。據香港媒體2014年底報道，中梵雙方在神職人員任命問題上達成重大突破，這意味着中梵關係正常化取得實質性進展。可以這樣説，教皇方濟各即位以來，中梵關係一直在朝着積極的方向上發展，雙方關係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這除了歸功於我國長期以來對中梵關係改善抱有誠意之外，新任教皇方濟各的積極推動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中梵關係正常化，動了誰的奶酪

中國同梵蒂岡至今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原因是複雜和多方面的。

梵蒂岡在全世界天主教會推行“聖統制”，在全世界基督教會推行“與聖座共融”，即全世界天主教會服從羅馬教廷的一元化領導，全世界的基督教會應當統一於羅馬教廷統治之下。這一基本國策和我國“政府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宗教活動不受境外勢力支配”的基本原則存在結構上的矛盾，使得中國對同梵蒂岡的建交要求明顯高於對其它國家的建交要求（其它國家只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即可與中國建交，而同梵蒂岡建交則還要使其保證不干涉中國宗教事務），這種矛盾顯然不能單單靠雙方領導人釋放善意就能在一朝一夕解決。

更棘手的是，一些人利用中梵兩國長期沒有建立正常關係的現實，通過反華活動為自身謀取特殊利益，這些人在梵蒂岡教廷內部已經形成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首當其衝的便是天主教“台灣主教團”。1951年，“教廷大使”黎培裏因為間諜活動被依法驅逐出中國大陸，“教廷大使”便開始改派至台灣當局，“台灣主教團”認為其在理論上有“管轄全中國教會的權力”。隨着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安理會合法席位，梵蒂岡方面意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無可取代，便長期不向台灣派駐“教廷大使”至今。

作為目前與台灣“建交”的唯一歐洲國家和政治大國，為了不使梵蒂岡拋棄與台灣“邦交”，更為了有機會兑現“管轄全中國教會的權力”，“台灣主教團”不遺餘力地支持梵蒂岡的反華活動以證明自身的利用價值。最臭名昭著的莫過於2000年梵蒂岡“封聖”事件，梵蒂岡冊封了120名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當中死於非命的傳教士和教徒為“聖人”，其中諸如馬賴、郭西德、劉方濟之流是西方列強不折不扣的侵略幫兇，使中梵關係正常化倒退數年。這一惡性事件正是在“台灣主教團”的提議和慫恿下進行的，“台灣主教團”為了維繫自身的既得利益做出此種數典忘祖之舉，着實令世人齒冷。

天主教某港教區也在中梵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扮演了非積極的角色。

中國天主教會於1957年實現獨立自主後，梵蒂岡便通過某港這一當初中國和世界進行溝通的重要媒介，繼續對中國的天主教會施加消極影響，某港教區成為梵蒂岡支援所謂“地下教會”進行反華活動的中轉站。某港教區也藉此作用“提升”在天主教會中的地位，目前某港教區主教湯漢是教廷唯一在職的華人樞機，聖座萬民福音部某韓姓秘書長（韓大輝）也是某港教區出身的神職人員。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高，中梵關係走向正常化勢必導致某港教區地位的下降，他們同樣要通過對中梵關係正常化設置障礙來彰顯自己的“反華”價值。某港某“退而不休”的陳姓前樞機（陳日君）就多次在BBC等外媒鼓譟，勸阻教皇不要向中國做出讓步，聖座萬民福音部的某韓姓秘書長也揚言在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上他是“鷹派”，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

對於這些靠反華活動上位的人來説，中梵關係正常化無疑動了他們的奶酪，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唯有保持中梵這種“不戰不和”的現狀，梵蒂岡教廷才能更加倚重他們處理對華事務，他們才得以保持並擴大既得利益。這些人從中攪局作梗，使得形勢更加複雜化，他們本身已然成為中梵關係走向正常化的重大障礙。

中梵關係正常化，留給“叛逆教皇”的時間不多了

不論如何，在“叛逆教皇”方濟各的任上，中梵關係的改善有目共睹。目前是中梵關係走向“正常化”質變的歷史最好時機。但這個時機是不可能永遠停在那裏等待。事實上，留給“叛逆教皇”的時間本來就不多了。

梵蒂岡是天主教世界的中心，其作為世界面積最小的國家卻有着政治大國一樣的影響力，全仰賴於天主教對世界的“軟實力”，但軟實力再強也是“軟”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硬實力使得梵蒂岡只能通過藉助其它大國來保持影響力。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飛速提升，國際舞台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忽視中國的存在。對梵蒂岡來説，同中國關係的長期緊張必然會使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大打折扣，中國14億人口和高達80%的無神論和不可知論者比例對梵蒂岡而言也是“世界上最後一片巨大的待開墾的福傳處女地”。在天主教會遭遇各種危機的當下，中國的資源足以使梵蒂岡走出困境，“枯木逢春”。反過來，中梵關係的改善對中國的意義主要是進一步改善中國政府和天主教信教羣眾的關係，更好地貫徹和實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政策。

在中梵關係上，梵方是全方位有求於中方，中方對梵方几乎全無依賴。隨着中國進一步發展，這種不對等只會越來越大。因此如果梵方在中國對中梵關係改善仍抱有極大誠意的當下仍抓不住機會，那麼下一次機會將不知是何時了。

教皇個人的因素也是他沒多少時間的原因之一。教皇方濟各被稱為“叛逆教皇”，一方面説明他確實給天主教會帶來新鮮的空氣，另一方面也説明教會保守勢力對他的不滿。他一系列內外政策已經引起來教會當中保守勢力的抵制和反抗。

教皇的身體情況也不樂觀，他由於年輕時嚴重感染被切掉一個肺，繁重的宗教事務使他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他曾預言他只能當五年教皇，這意味着到2018年他就有可能安息主懷。對此有保守派樞機已經揚言“貝格里奧（方濟各的本名）不會永遠在那裏，而我們會”。相信隨着教皇的離世，教廷內必將出現對他的政策的“反攻倒算”。中梵關係如果此時不能實現正常化，彼時出現波折乃至嚴重倒退恐怕將在所難免。因此，如果教皇真的有心應該抓住機會，以更積極的姿態回應中方一直保持的善意，否則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最後，衷心祝教皇身體健康，在有生之年使中梵關係走向正常化。畢竟對於奉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處世哲學的中國人民來説，多一位朋友總是令人高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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