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觀察中國政治要有認識論上突破

當前，在對中國政治的認識上無疑存在這樣一個“悖論”：在經驗層面，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成就有目共睹，誰也不否認，也很自信；但是在觀念層面，有不少人卻條件反射性地認為中國道路尤其是政治制度不符合“普世價值”，因而底氣不足，信心不足，於是有人把西方學者界定的“合法性”之類的概念用在中國政治分析上，似乎只有中國變成了“歷史的終結”的一個部分，中國政治才有“合法性”。

這種觀念無疑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我們自己對中國的“硬成就”沒有相應的概念、理論、觀念去解釋，尤其沒有相應的哲學層面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建構，那麼就會依然用基於異域的理論甚至是意識形態來“觀照”中國，其結果必然是南轅北轍，進而會失去心理上的優勢。在當今競爭性的世界政治中，沒有心理優勢的國家往往不戰自敗，蘇聯解體的“故事”殷鑑不遠。放眼當今世界，有很多發展中國家成為“普世價值俱樂部”的成員。但其之後又能如何呢？到底是這些國家人民的勝利還是“普世價值”主導者的勝利？一目瞭然。因此對中國來説，如何做到將發展成就的優勢轉變為心理上的優勢，即實現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就顯得尤為迫切。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有認識論上的突破，對中國政治的觀察要有新角度、新視野。這裏，筆者在世界大歷史維度和國際大空間視野下（“一縱一橫的大十字框架”），基於比較分析的“反事實法”，來對中國政治進行觀察和分析。

“觀念世界”中的中國政治

我們所處的世界既是物質的，也是觀念的，世界的模樣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多場合是依靠觀念建構起來的,比如政治制度的好與壞，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説出來的。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之後，思想觀念主要來自社會科學的研究和發現，而社會科學是對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經驗的理論化抽象。社會科學的性質決定了現在世界上流行的觀念主要來自早現代化國家，而且是部分早現代化國家的經驗，尤其是英美經驗。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英美經驗，也是片斷化、碎片化的。英國現代化的前提是確定了中央集權制的現代國家政體，而美國建國的方式則是司法至上的國家權力，這些前提之下才有所謂的以個人權利、分權、制衡為特徵的自由主義或者説自由憲政主義。但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把國家權力掩蔽起來了，鼓吹的是沒有國家、沒有政府的治國之道，似乎這條道路就是後發國家的康莊大道。實踐已經證明，這是一個李斯特所説的“踢開梯子”的神話：自己沿着這個梯子爬上樓了，為了防止後來者居上，一腳踢開梯子。

無需諱言，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學術領域得到充分傳播的就是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關於個人權利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甚為流行，諸如洛克、孟德斯鳩、休謨、斯密、密爾等等，都是當時學術領域的“座上賓”，人們如飢似渴地從他們的作品中汲取營養，並按照他們的觀念來對照和解釋中國。對於經歷了“文革”浩劫的中國和個人而言，保護公民權利的呼喚和主張，無疑也是切中時弊的。

然而，不得不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和學術領域似乎也出現了一種激進化傾向。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水平非常之低，中國的政治理論事實上依據的幾乎是古典自由主義學説，而且食洋不化，因此提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至今仍在流行的話語和口號。比如對民主的“元敍事”，好——是因為有了民主；壞——是因為缺少民主，嚮往的是分權制衡。沿着這個思路，不僅中國，而且蘇聯東歐在“政黨-國家”體制中實行一波又一波的黨政分開改革，而民間更為激進，結果便是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美國打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觀念世界”再顯神威。

憑藉冷戰勝利的傲慢，興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在九十年代席捲全球。簡單地説，新自由主義就是“去國家化”的“三化運動”：政治民主化、經濟私有化、治理社會化。這裏的“民主化”當然是“自由主義民主”，其實現機制就是“競爭性選舉”，即“黨爭民主”；“私有化”意味着只有私有產權才是有效的，國有產權是無效的，根本不應該存在；“社會化”意味着治理的主體只能是個人和社會組織，國家和政府是靠不住的。因此，“三化運動”説到底都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再版，是閹割國家的政治方案。

在當時形勢下，面對這種“三化運動”，中國思想領域毫無招架之力。這固然與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有關，但中國自身思想的貧困更是難辭其咎。面對“政治民主化”，各種民主化轉型研究就成為當時的“顯學”，“競爭性選舉”也成了判斷中國是否進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標準，比較流行的説法就是“政治改革滯後”、“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進而得出中國政治存在“合法性”問題。面對“經濟私有化”，比較流行的就是制度經濟學中的有效產權理論，主張中國的國有企業都應該消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沒能反思，既然企業的性質就是利潤最大化，為什麼美國國會不允許中國的華為公司進軍美國市場？這其實暗示出企業的國家安全功能。面對“治理社會化”，即世界銀行提出的所謂的“投資人民”，國家和政府就應該退出很多領域，一切實行“民治”。

問題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本來在各種傳統社會勢力利益集團面前，已經是“強社會”中的弱勢，“去政府化”的治理如何呢？結果有目共睹。依照“三化運動”的所謂“國際標準”，印度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優於中國，有兩千多個政黨的“黨爭民主”，私有化程度遠遠高於中國，有發達的“民主”社會（即基於族羣的公民社會），因此有不少人認為“印度將超越中國”。一度流行的結論是：印度有優越於中國的政治制度，印度的“民主”是中國沒有的“福利”。這顯然有違常識。

還應看到，“觀念世界”中不但充斥着新老自由主義，而且自由主義還被轉化成各種研究範式，讓人覺得學術研究都是科學主義的，沒有價值取向的。比如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美國政治學流行的是結構功能主義，即主張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都應該按照美國政治的基本功能去建構國家；1980年代之後流行範式是轉型學，即主張不論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最終都轉型為美國式政體。顯然，這二者都是一種以美國政治制度為本位的單向度的意識形態學，企圖以此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美國化。這在國際社會科學界已經是常識性知識了，連美國人自己也毫不掩飾。但是，國內很多人卻視之為“政治科學”，認為按照這些範式去研究中國是在研究政治科學。由此可見，作為一種國家權力的意識形態權力，在西方國家被建構得多麼成功，被運用得多麼巧妙，政治思想已被轉化為學術範式和學術研究路徑。就此而言，中國學界還需要補修知識論的基本知識。

依照“觀念世界”去觀察中國，依照流行的“轉型學”去對照中國，結果必然是“知識”有違“常識”。應該認識到，“觀念世界”的中國政治其實就是“西方中心論”下的中國政治，以西方模式的標準去衡量中國，中國就不算是正常國家。但是這符合常識嗎？為此，我們需要跳出“觀念世界”，去觀察世界的政治常識。

世界大歷史維度中的中國政治

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的知識不但有觀念，更多的是事實和常識，跳出觀念的囚籠而回到事實世界，對中國政治的認識大概會是另一種結論。

嚴格説來，在世界大歷史維度上，西方國家今日之福利，也不過是“二戰”之後的事情。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200年，西方國家都發生了什麼？且不説內部的政治動亂和流血衝突，西方國家之間還直接演繹了人類的大災難即兩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實行了“以大收買換取大和平”的福利國家政策，人民開始安居樂業了。這種好過的日子也只有20多年，即到了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就開始出現因越戰、石油危機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此時，無論是多元主義者達爾，還是保守主義者亨廷頓，都悲觀地認定西方國家處於危機之中而難以自拔，因此達爾寫了《多元民主的困境》，亨廷頓等則寫了《民主的危機》。可以説，此時的東西方國家都處於危機之中。不同的是，西方國家依靠新自由主義即回到古典自由主義而渡過危機，而另一極的蘇聯在政治改革中自我解構。但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危機是結構性的，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2007年金融危機，背後必然是政治制度問題。

那麼，大歷史中的美國又是怎麼走過來的？美國工業現代化的起點應該是內戰之後，到1880年代左右，農業經濟讓位於工業經濟。在這十幾年內，社會公共秩序幾乎失序，私人警察和私人法庭盛行，不但黑人就連白人也可以被私人法庭審判。接着，美國就進入了所謂的“進步主義”時期，即從1880年代到1910年長達30年的社會混亂時期。緊接着，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剛結束10年，又進入1929年至1933年大危機時期，不久又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之後的二十幾年，美國算是過上了好日子，但黑人直到1965年才有了基本政治權利保障。算一算，從“殺無赦”的美國內戰開始後的100年，美國普通百姓到底有幾天好日子？更別説白人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式清洗，專門的排華法案，這樣的國家沒有政治“合法性”問題嗎？可以説，美國硬是扛過了一場又一場的治理危機，才解決了所謂的“合法性”問題的。而且“合法性”政治的自洽，還是來自觀念的建構，即“自由民主”理論。

大歷史緯度的常識是，整個西方世界或者我們所説的早發達國家，尤其是我們所熟悉的那些西方大國，幾乎全都是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的，都是在危機中求生存的。也就是説，任何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都伴隨着轉型危機而導致的治理危機，用我們今天的時髦語言來説，就是充滿着“合法性”危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渡過危機的西方早發達國家開始“重述”歷史，在冷戰時期的歷史敍事中，其危機重重的歷史過程被抹去了，刻畫出來的是一套非歷史性的“好政策”、“好制度”、“好模式”，以便讓後來者即新興民族國家去學習、去模仿。結果如何呢？不妨看一看下面的情況。

“二戰”結束時聯合國會員國有40多個，今天則有200個左右，其中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約160個。在戰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有幾個國家和地區進入了經濟發達序列？也就十來個，其中一小半集中在東亞地區，包括台灣地區、韓國、新加坡、香港地區，而這些國家和地區是如何進入發達序列的呢？它們都有違當時的流行學説，其道路不符合當時流行的“好政策”、“好制度”。不但韓國等是這樣，早期後來居上的德國、日本也是這樣。基於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總結道：在過去300年的世界經濟史上，後來居上者都是走了自己的道路，而移植“好制度”者幾乎全是失敗者。這的確是個符合事實的論斷。例如南美在“二戰”之前本來還算富足，戰後按照西方設計的進口替代戰略發展，結果陷於南美人所説的“依附型國家”而難以自拔。整個非洲也基本如此，政治制度全是外來的，經濟政策上也是典型的進口替代，結果也成了南美一樣的“依附型國家”。問題是，同樣是後發經濟體，為什麼東亞沒有陷於依附狀態而迎頭趕上？

當今的中國固然有很多問題，有的問題甚至還非常嚴重。但是在大歷史的緯度中來觀察不難發現，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同樣是西方國家都經歷過的治理危機，問題的嚴重程度真的比它們更嚴重嗎？讓我們回到現實，在世界政治的大空間中來看，與上百個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當然更有自信的資本；而且與可比的發展中國家比較，中國更有理由產生道路自信。

國際大空間視野下的中國政治

政治制度尤其是大國政治，是很難用實驗法來反覆考量的，而比較研究中的“反事實法”則是一條可以驗證政治選擇好壞的方法。所謂“反事實法”，就是與事實相反的假想思維。比較政治研究讓“反事實法”不僅停留在假想思維層面，而且停留在事實層面。比如，中國沒有走上西方道路、實行西方制度，如果實行了會是什麼結果？這是沒法實驗的。但中國與可比的、政治制度相反的國家進行比較，則可反向驗證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劣。

比較政治研究首先是選擇可比較的對象。國家建立後發展的起點、近代歷史遺產、人口規模、國土面積等，都是比較發展中國家的必要條件。基於此，中國很難與城市國家新加坡比較，也很難與早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只能與發展中國家比較。而發展中國家眾多，最好的比較對象就是世界上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或者與實行同類性質的政治制度的國家進行比較。

其一，相同的制度，不同的選擇：中國與俄羅斯的比較。中國沒有實行西式民主，而曾與中國實行同一種政治制度的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則走向了西方民主制道路。結果如何呢？即使支持俄羅斯轉型的西方國家也不得不承認，葉利欽治下的俄羅斯是“失去的十年”，國家和人民處於失敗狀態，俄羅斯最終呼喚出了政治強人普京。十幾年來，普京實行的是被西方國家戲稱為“普京式民主”的“可控的民主”，學術界的標籤是“選舉式威權主義”，即有選舉而無民主的政體。在西方標準那裏極度負面的俄羅斯政治，卻得到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的支持。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對於一個主權國家而言，到底是人民的認同重要，還是迎合外國的口味更重要？道理不言而喻。

其二，中國與代議制民主國家比較。在人口過億的9個發展中國家即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尼日利亞、巴西、墨西哥當中，只有一個國家即中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也可稱為民主集中制），而其他8個國家的政體都是西方民主制，“觀念世界”中的“好制度”如多黨制、“競爭性選舉”、公民社會等應有盡有。其結果如何呢？在治理意義上，國際社會科學界最喜歡拿中國和印度比較，即所謂的“龍象之爭”。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個時期，是印度的發達的“民主社會”即發達的公民組織湧現期，結果兩國的差距越來越大，目前人均GDP中國是印度4倍之巨。在治安指數上，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亞的每10萬人中殺人犯是20人以上，俄羅斯是9人，印度是3人，中國是1人。

通過簡單比較我們發現，流行的所謂“自由民主”政體能提供的福利好於“非民主”政體，是多麼不靠譜的假説，為此而進行的鋪天蓋地的量化研究多麼有違常識。哈佛大學的教授們應該知道，所謂的“自由民主”政體提供的福利好於“非民主”政體，其實是發達國家好於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恰好是“自由民主”政體。但是，提供“好福利”不是因為其“民主”，而是因為其早發達。這些其實都是歷史常識：早發達的要素有很多，其中戰爭掠奪、國內種族清洗、市場經濟等等，都是關鍵變量。哈佛大學的教授不應該偷換概念，不應該犯方法論上的常識性錯誤，即把歷史階段不同的國家，替換為共時性政體不同的國家加以比較。其實，不同的政體可以比較，那就是中國與實行西方民主制的8個發展中國家的比較，有哪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所提供的福利好於中國？在我看來，哈佛大學的教授們所犯的方法論上的常識性錯誤，不是因為他們不懂，而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政治學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世界經驗的中國意義與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大十字視野”下的中國政治和“觀念世界”中的中國政治完全不一樣。這並不是説中國有多麼完美，而是告訴我們關於國家治理的一般知識、乃至規律性的治國之道。

第一，治理危機的普遍性。國家之間的比較，看上去是在比較哪個國家更好，其實是在比誰更難，哪一個大國治理是容易的事情？治理危機是一種必然的普遍性歷史現象，西方發達國家是這樣過來的，發展中國家也不會例外。治理危機是普遍存在的，而如何渡過這個難關？世界政治經驗的啓示是，其中一個關鍵就在於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保障公民的個人基本權利、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而且保障公民權利是國家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這樣，以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為導向的制度建設，將使政治制度具有更強大的適應能力，而公民權利的保障必然反過來增強政治制度的吸納力。

第二，政治制度的歷史性。文明互鑑是全球化時代的必然之路，但這並不是否定一個國家政治制度之文明根基的理由，沒有文明基因的政體必然不是好政體，很難產生人們所期許的結果。

第三，“觀念世界”的危害性。在不具備相應的文明基因、而且尚處於發展中、甚至欠發展的階段搞所謂“普世價值”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其實是“黨爭民主”），就別指望有期許中的發展。研究印度“民主”得出的結論是“托克維爾悖論”：印度的“民主”政府在最初時期運轉得還不錯，恰恰是因為印度不存在一個“民主社會”；而當印度的“民主社會”（即碎片化的以族羣為本位的政黨組織和公民社會）發達以後，印度的“民主”政府卻難以為繼了。這就是印度二十幾年的反貧困計劃失敗的根本原因。

第四，中國經驗的理論性。中國不應該是“觀念世界”的理論試驗場，而應該是理論的發源地。也正是因為如此，西方鼓譟的“中國威脅論”，其實不是説中國的軍事威脅、經濟威脅，而是政治威脅，福山如是説，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也這麼説。基於中國歷史文化和實踐模式而書寫的政治社會理論是改寫世界300年曆史的大事，“歷史終結論”已經因為中國的成就、西方本身的問題以及轉型國家的亂象而被動搖。

第五，中國政治發展的適應性能力。比較的發現不是為了美國式的固步自封，中國政治有巨大的空間去調整，去完善，而且中國有能力、有願望去進行政治改革，比如近年來中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推進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政治的建設工程。比較而言，基於“黨爭民主”和利益集團政治的“否決型政體”的美國，已經沒有能力進行政治改革。在福山看來，哪怕是曾經很優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地改善而失去了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是一種“政治衰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