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超越冷戰思維，延續中國經濟奇蹟
引言 我是一個觀察者
各位天大的同學，晚上好。1998年高考之後我就認真考慮過來天津大學。很可惜，那時天津大學在河北相當熱門，我掂量了一下高考分數，覺得風險太大，還是做了偏保守的選擇，報了一所南方學校。很感謝天津大學學生會，在18年後的今天，給我一個機會走進天津大學。
自我介紹一下。我1981年生人，家鄉在200多公里外的承德市，大學專業是土木工程。2002年大學畢業後，先做工程師，然後做小生意，主要業務是給政府當編外僱員，最近幾年做新聞編輯。工作了14年，雖然沒有很深入的行業，但是對許多領域都有點了解。今天我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回顧當代史，談談中國未來發展趨勢。當然，作為一個旁觀者，我的觀點和個人視角有很大關係，肯定有錯誤的地方，歡迎大家指出。
一 擴招時代
1 並不特殊的“00後”
我現在是網絡編輯。網絡讀者的特徵是全年齡段閲讀，用户平均年齡比傳統媒體讀者小很多。
所以網絡媒體人的平均年齡也不大，90後已經是工作骨幹。3月份，我們新招一批在校實習生，很多98年、99年出生的。之前我雖然知道自己不年輕，但始終覺得新人都算是弟弟妹妹的層次，現在看到我讀大學那年的人也上班，立刻覺得自己要過時了，必須趕快去了解新一代人。
我首先找了新版中小學課本來看，發現的確進步很大，比如説生物和人文地理就明顯要比20年前深。
但我還想直接瞭解你們年輕人的想法。好在95後和00早就上網了，我可以到網上找人聊，或是看他們的文章。
研究了幾個星期，我的結論非常意外——這些95後，00後和我熟悉的同齡人相比，沒有根本性的不同，相反，心態和我非常相似。他們和我一樣都有點野心，對未來有點憧憬，同時也喜歡偷懶，希望眼下就能享受生活；都制定了很多目標，都很難執行到底，都是中學時盼着上大學，上了大學懷念相對簡單的中學時代。都不喜歡非常死板的工作，都希望生活有變數，有驚喜。雖然對未來不是很確定，但大多有樂觀的預期，覺得肯定會比父母過的好。總之，讓這些年輕人穿越到我大學班級上，彼此都不會覺得有很大的落差。
在一個社會飛速變化的時代，差了近20年，年輕人的想法居然沒有明顯變化，這一點讓我想了很久。然後我意識到，所謂一樣，就是不一樣。因為我在用1998年重點大學學生的心態去對比現在年輕人的普通心態。
1998年大學招生約100萬，佔適齡人口二十分之一。其中重點大學只招十萬人。現在大學生已經要佔到同齡人的40%。就算我和我的同學的心態只擴展到這40%的年輕人，也説明新型人生觀普及了。
回顧一下，90年代我小學畢業的時候，很多同學要考慮要不要讀初中，是不是應該早點去謀生，攢錢娶媳婦。我讀大學的時候，許多同齡人已經娶妻生子，一眼能看到一輩子的人生了。那時大多數人在20歲沒有資格憧憬未來。現在，至少一半95後和00後對未來的期望值和當年重點大學的學生非常接近，顯然算是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變化的歷史背景是21世紀的大學擴招。但在21世紀之前，擴招對中國人也不算新鮮了。
1951年到1956年，小學畢業生從每年100萬增加到500萬；
1957年到1968年，初中畢業生從每年100萬增加到500萬；
1971年到1976年，高中畢業生從每年100萬增加到500萬；
1997年大學招生達到每年100萬，我上大學的1998年大學招生108萬，是大學招生超過100萬的第二年。
1997+4=2001，從2001年到2008年，大學畢業生從每年100萬增加到500萬！
2016年，預計將有770萬大學畢業生，54萬人獲得碩士學位，6萬人獲得博士學位。
四輪擴招覆蓋了新中國60多年曆史，可以説新中國是個“擴招年代”。這對經濟有什麼影響呢？在我看來，可以説擴招拉動了每一輪經濟增長。因為中國最豐富，最可依靠的資源就是人。
回顧一下近代以來世界性強國的歷史。英法是最早的工業國，可以佔最好的市場和殖民地。美國和蘇聯來的晚，在一定程度上就要靠人均資源。20世紀前期，美蘇逐漸控制世界的時候都是石油大國，都出口石油積攢資本，我曾祖父那一代人熟悉的第一個美國品牌就是美孚石油的桶裝煤油。美國耕地多氣候好，還能向全世界出口糧食。
但是這些道路我們都走不通。學英國沒那個時間，學美蘇的話人均資源太少。當年華國鋒想開十個大慶，賣石油換技術。結果到今天也只有2億噸的年產量，才5個大慶，不要説出口，每年還要進口三四億噸。中國最充足的資源是煤，現在採煤成本也比不過美國澳大利亞，沿海經常見到外國煤。許多本來負責煤炭出口的港口比如連雲港，現在經常要進口美國煤了。
世界人口地圖
石油產量地圖
可見賣資源這種事，中國人無論如何比不過那些地廣人稀的國家。所以中國經濟只能靠人。幾十年前就有人意識到了這一點。1949年中國建國那年，英國有一本著名的政治預言小説《1984》，我推薦大家讀一下。
這裏先引用一個細節，準確地預言了中國發展要靠人力資源：
請注意這句話：【三個超級大國……勢均力敵，天塹一般的防禦條件不可逾越。歐亞國的屏障是大片陸地，大洋國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東亞國是居民的多產勤勞。】
《1984》世界地圖
2 指數增長
不過，勤勞必須和工業結合才有意義，中國近代史開始於鴉片戰爭，幾百萬人的英國用蒸汽機打敗了幾億人的中國。下面我要分析一下中國的人力資源是怎麼影響工業經濟的。
首先，我從工程師的視角給經濟增長做一個定義。
經濟增長顯然不是錢的增加。錢只是交易工具。在物質層面來看，經濟增長就是用已經存在的財富生產更多的財富。今年生產了10份財富，其中5份用來消費，是消費品；另外5份是投資，是新的勞動工具。因為增加了5份工具，所以明年能生產11份財富。相比今年的10份，有 10%的增長。如果每年都能重複這個過程，經濟就以10%的速度指數增長。
今天全世界都默認一個前提，就是指數增長是天經地義的發展模式。
各國GDP增長（請注意左邊是對數座標，斜線即意味着指數增長）
但是，從經濟史來看，指數增長其實是個新鮮事，在佔歷史大多數時間的農業時代，停滯才是常態。
工業革命前後的經濟增長
為什麼農業時代沒有指數增長呢，因為財富包含兩個基本要素：能量和精度。工業革命之前，輸出能量基本全靠肌肉，但糧食產量有上限，限制了肌肉產生的能量。至於精度，當時全靠人手控制。最好的工匠死了，下一代人還得從頭練習。每一代人的生產模式都和上一代人差不多，經濟水平當然也差不多。
工業革命最重要的進步就是讓能量和精度能夠一代代積累。首先是在煤礦裏使用燒煤的蒸汽機開礦，這是用能源開採更多能源。第二點是用機牀製造機器，最終制造另一台機牀，這是用精密的工具製造更精密的工具，讓精度持續上升。
工業革命改變經濟增長模式
而且這兩個上升循環之間還有關聯。機牀用上了蒸汽機動力，能加工強度更大的材料；而蒸汽機可以用機器造出來，更精密，更高效。所以能量循環和精度循環相互促進，永不停滯。最終形成了發達現代社會。
總結一下，工業革命就是用手工業攢出了燒煤的蒸汽機和造機器的機牀，讓能量和精度這兩個最核心的經濟指標一代代累積。從此工業品可以用來製造更多的工業品，所以財富能指數增長。
但是某些工業品一旦造出來就是純粹消費品，不能用於生產。比如豪華轎車，比如化妝品，比如大面積的房子。對當前的經濟減速，我有個朋友給了一個簡單粗暴但很有邏輯的解釋：用來造工業品的工業品少了，能源和精密加工能力沒有被用於創造更多的能源和加工能力。比如説房子和機器都是鋼鐵造的，鋼鐵可以用來製造更多的住宅，也可以造更多的機器；房子卻不能直接生產更多的房子，如果太多的鋼鐵被用來造房子，而不是造機器，機器造機器的循環一定會慢下來。
總而言之，一個大國要想經濟增長，物質基礎必須是核心工業體系的指數增長。剛建國的時候，農業是經濟的主體，工業很少，而且大多數是造消費品的輕工業，能用來發動指數增長的重工業幾乎沒有。所以首先需要創造一個工業核心。
我們是通過蘇聯援助來拿到核心工業的。朝鮮戰爭1953年7月停戰。1953年8月，蘇聯就爆炸了第一顆氫彈。這説明中國在蘇聯戰略上吃虧的時候，幫他分擔了戰略壓力。蘇聯因此相當重視中國這個盟友，在1953年開始的2個五年計劃中，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高等教育，作為中國指數增長的起點。
3 “超前”教育
但是，用基本算術知識推斷，在起步階段，中國經濟增長不會太快。因為能指數增長的現代經濟部門比例很低。無論工業核心擴張多快，如果用整個GDP做基數的話，高增長率都是很難的事情。
經濟增長速度問題
為了提高速度，我們發動大躍進，用土高爐鍊鐵，用手工業造機器，把一部分農業社會的力量直接用來積攢工業財富。50年代中國還沒有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鋼鐵農具還沒普及，1956年才開始設計蒸汽機車，技術水平還在工業和手工業的邊緣上。這時候發動手工業來促進工業，就像汽車啓動的時候用人力推一下，還是有效果的。當年內地農業地區大躍進時代開始搞的那一批地方窄軌鐵路，到21世紀還在運行。
河南窄軌鐵路
不過，一旦過了煤窯高爐蒸汽機這個階段，手工勞動就沒用了。而且也沒有足夠的糧食來擴大工業規模，因為糧食增產主要靠化肥和水利。化肥需要精密的化工設備，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工業還在補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課。所以僅僅考慮糧食一個問題，當時的中國也養不起太多的工業人口，1958年的大躍進只能是個臨時的行為。到了60年代，大多數人還得留在農村種地。
這個局面製造了一個新的尖鋭矛盾——指數增長和非指數增長的矛盾。
前面説了，經濟增長，是一小部分先進的工業指數增長，在工業化的早期，經濟還不是真正的指數增長。但同時另一個發展要素進入了指數增長階段，就是我們開頭提到的教育。
搞工業不能只造機器，文盲看不懂技術手冊，沒有紀律性的人不能上生產線。所以發展工業必須有適當的教育。教育本質上是人教人，我們可以用初中生教小學，中學生上一兩年簡易師範回來教中學，雞生蛋蛋生雞，典型的指數增長。前面那個擴招年表體現的就是這個指數增長過程。
教育是指數增長，而工業經濟暫時還不是指數增長。那受過教育的人口很快就會超過工業經濟需要的人口。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一五計劃開始，到1978年是25年，這25年，經濟增長了四五倍，但受過中學和小學教育的年輕人增長了幾十倍，受教育人口的增長大大超過經濟增長，可以説教育非常“超前”。
具體來説，70年代末，中國勉勉強強把大多數年輕人都送進了中學。但是中國工業勞動力算上集體工廠7000萬，教師幹部軍人加起來5000萬，合計1.2億，不到十億人口的1/8，加上家屬也就是四分之一。只有這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真正進入了工業社會。所以，毫不意外，當時讀過中學的年輕人正好是四分之一能就業，四分之三要當農民。80年代以前，這個矛盾一年比一年激化。
當然，我不是説農村很悲慘。實際上70年代的農村比50年代進步很大，比如説水澆地的比例從不到20%上升到48%，原來種高粱的地方現在種玉米，原來能種玉米的地方能種麥子了。再加上鋼鐵農具、赤腳醫生和民辦教師的普及，70年代的農村比過去舒適的多。但是，這個進步和城市一比就差太多了。年輕人受了教育，知道了現代生活是什麼樣，只要能拿到糧票，在外地吃上飯，年輕人隨時都想離開農村。只是因為糧食供應不足，才不得不留在家裏種地。
70年代化肥產量有爆發式增長。國家層面有四三計劃，引進一批大化工廠，各地建了幾千個縣級化肥廠開始產氨水。1965年化肥產量不到200萬噸，1979年變成1000萬噸，吃飯問題不再要命，下一個問題是吃肉。
到這個時候，農村青年往外走的趨勢誰也攔不住了，甚至基層政權也會主動促進這個趨勢。1980年，我老家那個公社宣佈新畢業的高中生都不再種地了，因為人均土地就那麼多，再精耕細作也不會有明顯增產。這些高中生都送到縣城去實習，有的送到鐵工廠，有的送到縣裏的供銷社，準備自己搞工商業。
4 中國奇蹟並不神秘
總而言之，讀過書的年輕人做什麼的問題，是1980年中國從上到下的一號問題。但很快這個壓力得到了一個新的出口。
1979年中美建交，西方市場對中國開放，外資可以進來開工廠。80年代中國得到外資700多億美元，開了上萬家工廠，帶動了幾萬家工廠，僱傭了許多60年代和70年代受教育的勞動力。
當然外資從中國賺了很多錢。但畢竟讓上億中國勞動力開始以工業化的生產率勞動，報酬明顯高於農民。從整個國家的角度看，我們用勞動力換到了工業物資，能夠升級自己的工業體系，逐漸從血汗工廠變成製造成套設備和機電產品。從2011年開始，我們就是世界第一工業大國，質量水平也在不斷接近發達國家。去年中國出口14萬億，有8萬億是機電產品，衣服、箱包、玩具這些勞動密集產品加起來不到3萬億。
中國出口
中國進出口
中國進出口 英文
世界各國主要出口
發展到今天，人均GDP和收入今年都超過了俄羅斯，東部幾個省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意味着我們把本國的勞動力賣了還不錯的價錢，換來了產業升級需要的物資。1949年我們從西方19世紀工業革命的水平上開始補課，現在終於踩到了發達國家的後腳跟。
GDP和人口2011 （現在俄國 南非 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已經落在了中國後面）
去年世界人口73億，按實際購買力算，人均GDP比中國大陸高的人口大概是13-14億，加上中國人一共是27.7億。佔世界人口的37%。考慮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的人口統計完全不靠譜，，可能漏算了好幾億沒有統計到的窮人，再考慮到人民幣折算成購買力比實際匯率強一些。我們終於落實了一句老的宣傳口號——“要解放世界上2/3受苦受難的人民”。換句話説，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已經基本站穩前三分之一的位置了。
但是，其他落後國家為什麼沒做到這一點呢？
我想，這首先和勞動力的性價比有關係。70年代末，雖然大多數中國人是農民，但通過教育和軍事訓練，起碼有一半人口有知識，有紀律。適合搞工業。當然，世界上有比中國更好的勞動力，也有更廉價的。但是，比我們便宜的，往往素質差很多；比我們素質好的，價格就貴了。中國勞動力的性價比是最強的。而且我們一直在擴招，當年中小學擴招，現在大學生擴招，在工資上升的同時，保證了勞動力的性價比持續提升。當然西方的工業要優先轉移到中國。
勞動力性價比示意圖
中國奇蹟的第二個原因是產業配套。前30年，中國搞了一套完整工業體系，和西方比起來水平很差。但勉強稱得上門類齊全。無論你轉移什麼產業進來，中國企業都可以在產業的上下游配合你。
這意味着把一個相對先進的工廠挪到中國，不一定非得兩頭在外，只利用中國的勞動力搞組裝。相反，中國那些湊合能用的配套廠可以給外資工廠省很多錢，外資工廠的訂單也能帶動中國的產業進步。
第三，中國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不是幾十個小國。勞動力、資本、技術越過省界沒什麼政治上的障礙，不受關税檢疫和技術標準的影響。
從1960年到1980年，中國修了2萬公里鐵路，比1980年到2000年修的鐵路還多幾千公里。而且大多是深入內地的鐵路，比如説成昆線、襄渝線。70年代中國還掌握了超高壓輸電線技術，開始跨區域輸電，最後把整個國家連到一個電網上，讓工業可以遍地開花。
60年代西南鐵路網 許多內地省份交通還仰賴外國
70年代中國鐵路地圖 已經連成一片
有了這麼大一片被道路和電網溝通的腹地，中國沿海接受工業轉移的能力肯定要比大多數國家強。那些分散的小國不説，就説印度，英國人留下6萬公里鐵路，到現在4種軌距都沒統一，印度國家電網也沒有全國的調度權。日本雖然比發達，但東日本和西日本的電網頻率都不一樣。和他們比，中國基礎設施覆蓋面和標準化程度都不錯，工業轉移到中國的利益更大。
印度鐵路網
印度鐵路
印度電網
日本電網
第四點是中國靠半軍事化體制整體上保持了低犯罪率。這一點雖然在90年代有倒退，被宗族勢力和車匪路霸破壞，但在大多數情況下，2個司機就敢出車幾千公里送貨；佔地幾十公頃的大工廠，往往五六個保安就能執勤。這種普普通通的事實在許多國家就是個奇蹟。像印度、菲律賓這些國家，警察在農村根本沒有執法能力，三分之一以上國土有游擊隊，武警中隊經常被游擊隊消滅，顯然沒法佈置完整的產業鏈。中國就把產業升級的機會搶了。
這四條因素實際上就是建國第一代人攢下來的軟件和硬件。硬件是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軟件是受過教育的人口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總體上説，前30年積攢的軟硬件在第二代人都沒浪費，正好接受工業轉移。
而且我們接受工業轉移的順序也很對，先是從蘇聯接受全面而相對低端的工業體系，再從歐美接受高端但不完整的工業，最後逐步補齊短板。這好比先在一個老師很負責的中學打基礎，然後再到管理鬆散的一流大學選課進修，從戰略上看是最佳順序。大多數窮國要麼勞動力性價比很差，要麼工業升級次序不對，都沒跟上來。所以，中國經濟增長明顯超出世界平均速度，完成了工業化的目標，同時也把大多數勞動力吸收到工業社會，解決了1980年的中學生過剩問題。
二 一切的關鍵是人的問題
5 如果沒有上山下鄉
中國這條發展路線，不敢説是設計出來的完美戰略。但客觀上效果不錯。回過頭來看，這條路線在哪裏最容易出問題呢？
我認為最容易出岔的環節就是這個持續擴招。因為這並沒有非常直觀的好處。對農民來説，受教育不是必需品。對1980年的中國來説，工業社會只使用了中國四分之一勞動力，一旦教育超過工業所需，教育是個賠本生意。對於已經受教育的那些人來説，繼續擴招會抵消他們的學歷優勢。在這幾個因素影響下，雖然中國唯一的優勢是人口，但擴招這件事很容易就停下來。
比如説，80年代初，中小學招生數量都明顯減少。初中在校生從4000多萬跌到3000多萬，90年代才恢復。為什麼會減少呢？
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承包制。公社沒了，集體沒錢養不起教師，農民正好讓孩子回家種地。更隱蔽的原因是知青回城，各個單位允許接班，在農村招工少了，農村學生除非能考上大學和中專，否則很難靠中學學歷找工作。
城裏人為了就業，要接班，要頂崗，要國家安排待業青年。這要求貌似很合理，但潛台詞就是城裏人有就業優先權，農村人讀書也找不到工作。結果就是中小學輟學率上升，讀書無用論迅速蔓延。可見擴招是個很容易退化的過程。
那麼，80年代之前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我們先回顧一下問題怎麼產生的。
50年代初讀書非常有用，國家要建立基層政權，要給蘇聯援助的機器配上工人，中學生和高小學生要麼當幹部，要麼進工廠，參軍也是知識分子。所以這個時候讀書就有前途。大家只要有機會就讀書。
50年代後期，情況變了，因為蘇聯給的資本就那麼多，工人夠用了。而且工廠和政府裏基本都是年輕人，20多歲的人當工程師，江主席30歲就當一汽這個副省級單位的副總動力師，退休早着呢。
前面説過，就業不足的根本原因在工業基數比較小的情況下，經濟增長肯定跟不上教育人口的指數增長，所以年輕人讀了書往往還要去當農民。
這時候怎麼保證持續擴招呢？首先是國家要強行推教育，多培養教師，師範生不夠，就讓中學畢業的民辦教師教小學，建更多的學校。
但更重要是讓農村人讀書“有用”。雖然總的職位不夠，但是一定要讓農村人讀了書也有機會進城。知青下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這個作用。
從60年代到1980年，下鄉知青2000萬不到。即便不考慮集體企業和公社企業，同期從農村的招工、招生數量，也超過這個數字。換句話説，如果當時給城市青年直接安排工作，完全可以不搞上山下鄉，不用折騰上千萬個家庭。
知青總數
招工數量
但是，這意味着農村人不管怎麼讀書，招工名額還是留在城市。農村青年誰還去讀書呢？
所以要知青下鄉，到農村知青點去種地，再和農村的青年一起競爭入學、招工的資格。當然，這裏面有很多問題。但無論如何，農村青年也能看到自己的上升通道。如果説這個階段註定只有四分之一人口能進入工業社會，那麼至少要在程序上讓農村人覺得自己也能成為這四分之一。
城市青年和農村青年一起分享進城機會，所以，儘管上升通道很窄，但文革期間的中學教育還是能擴招。到了1980年，中國勉強普及了中學教育。即便80年代入學率下跌，但基本面不變，大多數勞動力有讀寫和算術能力，有基本的物理化學知識和地理常識，對紀律有敬畏，可以迎接任何規模的產業轉移。這就是知青政策最大的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説，這種選拔方式也的確很鍛鍊人，現在中央的主席和總理都以外來知青的身份當過大隊黨委書記，一半常委，比如習、李、王、張都下過鄉，劉、趙、張、範等政治局委員也當過知青。
這裏我要糾正一個名詞。我們談到知識青年的時候，往往默認是上山下鄉那批城市青年。但是70年代城市每培養一箇中學生，農村要培養3個以上。他們都是中國知識青年，都能到工廠和機關工作，當然也有平等的就業資格。如果只看城市知青，上山下鄉就是折騰，但如果看所有知青的話，上山下鄉其實是禁止少數人世襲糧食補貼和招工機會，給農村人一個讀書上進的機會。客觀上大大提高了國民素質，支撐了經濟發展。
6 今天的進城難
前面提到，70年代上山下鄉到80年代變成接班頂崗，讓農村人進城難，導致了中學層次的讀書無用論。最近幾年，進城難導致的讀書無用論開始在大學層次上出現。
21世紀初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大學生剛多起來，城市房價還比較低。一個月工資能在一線城市外圍，或是二三線城市的好地段買一平米房子，就算不買房，畢業自己租房也問題不大，2003年我和我妻子兩個人月收入2000多，就敢租一套獨立的房子。這意味着房子不太影響找工作，最多是已經有房子的輕鬆一點，沒房子艱難一點。所以窮人考大學的勁頭並沒有因為大學不再分配而下降。
等到房價漲起來，畢業後想留在大城市就很難了。因為買房子買不起，租房子也不便宜。過單身生活還好説，要是想在一二線城市安家落户讓孩子上學，多數大學生做不到。我現在收入比當年翻了幾番，工作需要我在北京上海兩地來回跑，結果我把户口放在蘇州，把家安在廊坊，兩邊都不敢進一線城市，就是因為我買不起京滬的房子。
135京滬線
當然，大學生也可以不去大城市。但現實是好工作集中在一二線城市。回到三四線城市，好工作往往靠關係。所以這幾年有“逃離北上廣”和“逃回北上廣”的説法。實際上，很多大學生根本沒有逃離或者逃回的選擇，只能租房子先過日子，然後把他們的怨氣和難處説給學弟學妹。結果就是農村學生考大學的興趣下降，抵消了一部分擴招的作用。
新一波讀書無用論存於中國鄉村 農門不再愛讀書？--教育--人民網
其實房子只是家庭財富積累的一個側面。家庭教育、補習班、擇校費、學區房等許多條件積累到一起，都會降低窮人孩子讀書的相對好處。窮人一方面買不起額外的教育，另一方面努力讀書也很難在大城市生活，所以容易放棄升學。這肯定會影響中國的人力資源質量。
這和八十年代的情況非常相似。當時工人幹部堅決要把就業優先權傳給下一代，政府發現知青回城可以換取政治資本，所以停止下鄉，給城鎮青年安排工作。結果就是農村孩子放棄讀書。總之，超前於經濟發展搞擴招，雖然能推動經濟高速發展，但本身也像逆水行舟，一鬆手就要倒退。
7 擴招可能是負資產
其實更大的障礙來自於擴招自身。因為擴招意味着不斷向年輕人介紹工業化社會。
尤其是教科書內容總是源於現實，高於現實，肯定也會讓學生擁有超前的物質需求。我統計過，80年代小學低年級語文書上找了100多幅日常生活的插圖，有一半能明確地看出是城市，只有十幾處肯定是農村生活，還得説是富裕農村或者國營農場。這種課本給當年佔大多數的農村孩子讀了，就等於告訴他們未來在城裏，在工業社會。對學生來説，這個未來看得到，但是不一定能摸到，肯定會出現普遍的不滿。
80年代小學語文課本第一頁
80年代小學語文課本第二頁
80年代小學語文課本第二冊
這個不滿，其實在知青下鄉之前就出現了。具體來説開端在1957年。
1957年最大的歷史事件是反右。但這和教育過剩其實是一件事，因為反右的起因就是湖北的學潮，歷史上稱為漢陽事件。
漢陽中學在漢陽縣，是武漢外圍的農村。在1957年之前，因為中學生很缺，初中生很容易升高中，高中就算不讀大學，也能直接就業。
但是，就像前面説的，一旦把蘇聯給的機器都配上人手，就業機會就沒那麼多了。漢陽中學的學生本來對未來滿懷希望，忽然1957年的一天，老師告訴他們升學率下降。1000人只能有50個上高中。
而且名額分配分配不公平，優先保障大城市，漢陽中學比旁邊的武漢市升學率低很多。這和最近的高考名額分配爭議很像。現在的家長會抗議，當年的中學生也要衝到縣政府，讓領導出來解釋。縣政府把門關了，他們就砸門進去。附近的工人覺得學生胡鬧，出來保護幹部。第二天學生又來砸門，還是被工人給趕回去。最後中央某些領導認為這是知識分子全面反動化的標誌，就發動了反右運動。
漢陽事件
當然，中央不是因為這一件事而反右的。類似事情在全國很多。在高層，舊知識分子不滿，因為新的讀書人開始進入體制，讓他們覺得靠邊站了。在基層，小知識分子覺得上升通道被革命幹部佔了，也有怨氣。兩者都導致了很嚴重的騷動。
我今天不想討論反右運動的對錯，只想説明，超前教育一方面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會製造麻煩。一旦受教育人口的升學就業預期無法滿足，政治上也沒有應對，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就會反對一切制度，製造無政府主義的混亂，這就是許多學潮的原因。
就算是招了工，參軍當了幹部，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也和前輩不一樣。比如説凡事要問為什麼，比如説希望參與決策，希望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工具。越是讀書多，這個趨勢就越明顯。
我看過許多回憶錄和小説，50、60年代，部隊或者工廠裏就經常有老領導抱怨，説知識分子難管。他們所説的知識分子，其實不過是是初中生甚至是高小生。等到80年代90年代，高中生開始當兵進廠，又是一輪類似的抱怨。當時報紙上説青工問題，城市兵問題，獨生子女，和50年代的的抱怨幾乎沒差別。到我上班的時候，老員工抱怨新來的大學生不懂人情世故。今天有人抱怨新來的博士碩士，也是一樣的腔調。80年代的的文化部長王蒙在50年代有一部知名作品《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就是寫這個題材。發表日期到今年正好60年。
165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166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之所以同樣的抱怨持續了60多年，就是因為一代代的新人受教育水平都比上一代高，對社會提出的需求和上一代人不一樣。他們在學校裏已經有了自己的社會模型。你要麼充實他的模型，要麼給他更合理的模型。不能強求他們無條件接受上一代的世界觀。否則就會產生激烈的矛盾。
我舉幾個例子。中國最著名的現代詩是1968年的《相信未來》。1980年又有一首類似的詩，《中國，我的鑰匙丟了》。1984年阿城寫了一部知青小説，《棋王》。結尾主角悟出來一句話：“人還要有點兒東西，才叫活着”。這體現的都是受教育人口提出的新型精神需求。
相信未來
相信未來 手稿
去年網上很流行一句話，是一個教師的辭職信：“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
世界那麼大
這幾天有一首新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來到人世間，為找到那片海不顧一切。”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這一系列作品説明了同一個問題：受教育的人在物質上需要體面的生活，精神上需要有更多的參與感。這兩個需求如果不能滿足，會製造很強大，也很危險的力量。中東和非洲現在的戰亂，起因就是受教育的青年上街要求新生活，再加入極端組織尋求精神安慰。這個阿拉伯之春是從突尼斯開始的。突尼斯的大學入學率是32%。
前面我分析了中國工業的優勢。現在中等水平的工業基本上被中國壟斷，這些國家勞動力成本不低，其他方面不如中國，很難和中國競爭製造業。所以他們全靠賣石油緩解矛盾。石油價格一旦不瘋漲了，他們也就完蛋了。最近油價持續低迷，中東的大亂子可能還在後頭。
8 校園向左，現實向右
但是你説這些年輕人就徹底錯了麼？回到我們中國，難道説幾十年來參與政治運動的年輕人都是瘋子嗎？顯然不是，因為他們對工業社會的期盼，他們對參與決策的需求都是國家教給他們的。國家在宣傳主流生活方式的時候，無論是教材，還是宣傳畫，都是按中等偏上的水平制定的，就是引導他們嚮往一個發達的工業社會。我們的課本反覆告訴學生，説遇到了不平等的現象，就要主動反抗。學校裏的制度也努力培養普通人蔘與社會決策的積極性。比如説學生幹部的人選，儘管很多是學校指定，但也肯定會有民主選舉的程序。這個程序幾十年潛移默化的影響，顯然是鼓勵年輕人主動參與社會事務。
《我選我》從80年代用到2016年的小學課文
所以説，既然中國選擇了用教育拉動經濟，就必須接受教育對社會制度的衝擊。我們現在的基本制度，是在大多數人不識字，沒去過縣城的時代建立的，還從蘇聯照抄了很多。但蘇聯的許多制度也是在普遍文盲的狀態下建立的，等到社會現代化以後，矛盾就出來了。
舉個例子。中國很快將有一多半的人居住在現代小區，小區業主委員會必然要實行一房一票的民主選舉。中國人很快就要習慣於靠基層民主制度來管理社區，學生時代的選舉概念到這時候就用上了。雖然現在大多數業主委員會運轉不靈，爭權奪利打成一團糟。但中國人遲早會熟悉這套規則，在基層搞出黨團政治的雛形來，對基層政權產生壓力。
而且中國的壓力比其他國家更大一些。中東國家是等油價跌了開始動盪，咱們沒有大油田，又從建國就開始拼命擴招，所以1957年就有了漢陽事件，接下來是60年代紅衞兵，然後是1976年到8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
90年代之後，農業在中國經濟中已經是個配角，現代經濟是GDP的主體，中國經濟終於能跟着教育一起指數增長，維持了比較長的穩定。但是隨着大學教育和網絡的普及，擴招帶來社會壓力也越來越大。前幾年經濟形勢好的時候，江蘇啓東人都可以因為一個造紙廠佔領市政府，廈門人為了px搞大遊行，現在經濟減速，每年七八百萬大學生湧出來，發現這是一個拼爹勝過努力的社會，前景不能太樂觀。
前幾天和朋友説起這一輪港台學潮的區別，明明是香港階級矛盾更大，貧富差距更嚴重，為什麼台灣學生佔領行政院和立法院，香港始終只是在街頭鬧。我想，大概是因為台灣大學毛入學率已經到了96%，香港只有百分之十幾，明顯低於中國平均水平。
現在大陸的大學毛入學率已經要到40%了，明顯高於香港，正在向台灣發展。這當然有利於產業升級，但在經濟相對停滯的今天，不能默認我們的年輕人比港台更穩定。
佔領“立法院”
三 工業社會大政府
9 降不下的房價 提不起的經濟
總的來説，工業經濟和配套的三產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的主體產業。從結構上説，經濟是可以指數化增長的。只要工業進步快，受教育年輕人有更好的職位，教育就是正面因素。但如果經濟停滯，超前的教育水平就是負資產。接下來我從產業方面談談現在的經濟減速問題。
首先是外部因素，中國對國際市場依賴很大，世界大蕭條，我們也倒黴。但內部問題也很重要。比如説前面提到過的房價。
剛才我説，一二線城市房價是阻止年輕人紮根，促進階級固化的重要因素。為什麼他們不去三四線城市買房呢？因為那邊沒有什麼新增就業，要靠關係才有好工作。所以一定要往沿海大城市擠。
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好工作集中在沿海房價高的地方？這聽起來很不合理。因為房價高，工資和用地成本也高。上海郊區工業用地150萬一畝起步，三四百萬很普遍，到江西湖南的中等城市郊區，幾十萬的工業用地基礎設施就非常好了，十幾萬一畝也有。
這麼貴的土地，再加上被房租抬起來的工資，企業依然樂意留在沿海，留在一線城市。這次房子漲價，長三角除了上海最厲害的城市是蘇州。蘇州房價漲幅最高的地方是東西兩側的工業區，但大多數企業就是要留下，一定要擠在蘇州上海這樣的地方。直到今天，上海還是中國第一大工業城市，蘇州第二。
為什麼這些企業不去內地呢？當然沿海有一定的交通優勢，物流成本低。但湖南、江西這些地方，鐵路到廣州幾個小時，高速公路到上海一晚上，船運到長江口也就是幾天。物流成本不算差的很大，為什麼企業不肯去呢？
就我的觀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產業鏈配合。現在大型企業一般會和幾十家乃至幾百家企業緊密配合，要有上千家供應商、承包商和客户列入備選合作對象，最好在幾個小時的交通半徑內就找到配套企業和技術外包單位。這樣企業才能以天為單位開發產品，確定生產計劃。才能在當前的競爭壓力下生存。
一旦離開這個環境，每次送貨和交換樣品都要和留在沿海那邊的產業鏈互動，要經歷幾天的貨運時間，所有的技術員往來都要多花一天時間，結果必然是物流成本增加、研發週期變長。如果開發一套設備有幾百個配套企業和客户，在解決每個問題的時候，物資和人員的交流效率都下降，都要影響下一個環節，這對企業效率的影響不是作減法，可能是做除法。企業當然不肯搬到內地。
關於這個問題，人民日報的調研也有過類似結論。
前面説過中國在80年代初的優勢。中國的工業體系低端但是完整。所以外資過來，不僅利用廉價勞動力，還能和中國工廠配合節約成本。中國不僅賺個裝配錢，還能通過配合升級其他產業。這是個雙贏合作。
但是，一方面中國沿海工業已經不是簡單的裝配業了，另一方面內地工業相對衰落，連差一個檔次的配套產業也沒有，更不適應沿海工業這種全球化時代的效率。所以，企業就算搬到內地，產業鏈還得和沿海連在一起。而內地的勞動力、土地儘管比沿海便宜，但絕對沒便宜到當年中國和西方差距那麼大。單個企業當然不肯去內地。當然，好消息是這樣的工廠也不會輕易去孟加拉或者越南。
其實如果企業工藝簡單，和其他產業沒有什麼複雜配合的話。不要説搬到內地，就算搬美國也正常。比如説紡織廠，因為美國棉花便宜，而且市場在美洲，就能搬過去。
美國紡織工人
中國內地的原料沒有美國那麼便宜，也不是主要市場，所以，工業會自發地擠在沿海大城市。越是內地想要的複雜製造業越不肯搬。但這不是肉爛在鍋裏的問題，工業擠在一起是有額外成本的。
城市和工業區大到一定程度，邊界相對面積就太短了。城市邊長增加到2倍，面積就是4倍。所以城市越大，邊界上單位長度通過的資源和人流就越多，必須提升基礎設施等級。地面堵車，就建立交，立交不夠還要地鐵，地鐵也不夠，就要修直升機停機坪。
繪製圖C——城市面積和邊界
我們看全國的城市，一環形成的早，基本是普通街道，二環往往就是半封閉的快速道加部分立交，三環要全封閉，以高架為主，四環五環就是高速公路了，一般四車道還不夠，必須六車道八車道。這證明城市越大，交通流密度越高，基建設施越貴。
還有供水排水、供電、垃圾、空氣污染問題也一樣。大城市必須花大價錢去解決許多中型城市沒有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説，大城市基建價格高，房價也應該高。這部分房價不是憑空炒起來的，是用實際財富來換的。地方政府從房價裏賺的錢，很多又被這些超額基建吃掉了。
而且中國沒有普遍性的房產税和地產税，房價漲了，現有的地產就免費享受漲價和基礎設施水平提升。所以，一旦產業鏈把企業限制在既有的大城市，就形成了長期漲價的預期，搞房地產投機穩賺不賠，結果是房價和地價飆升。那些付不起地租，又不能遷走的的製造業就被扼殺了。等到製造業蕭條，資金缺乏正常投資渠道，資金更是隻能炒房子，這就是當前經濟減速的重要原因。
從物質層面來看，這是把包括鋼材和工程師在內的生產能力拿去修超額的基礎設施，製造了過量的房子，核心工業的資源當然就少了，機器造機器的循環慢了，必然會導致經濟減速。
製造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
10 發展需要強力調控
其實，企業是樂意離開沿海，到內地利用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地方政府也樂意發展製造業，收製造業的税，穩定地提供就業。但是，從單個企業的角度看，誰去誰就要犧牲自己的競爭力，給後來的企業鋪路；從單個地方政府的角度來説，自己去鋪設一條產業鏈來發展實體經濟，賺錢不如土地財政快，而且在領導任期內也沒有什麼效果，當然沒人樂意幹。這是個無解的博弈結果，是解不開的死結。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造就了這個結果。
當然，市場經濟也不是純粹無政府狀態。計劃經濟體制下，消滅經濟無政府狀態，有能力跨行業，跨企業調動資源的是計劃委員會。在市場經濟下，跨行業跨企業調動資源的是銀行和投資公司，換句話説，金融業就是市場經濟的計委、計劃委員會，是資本主義發改委。
但金融業不管怎麼調配資源，終歸不是真計委，因為他們投資首先看要看單個企業的效益，要看短期效應，沒有能力規劃整條產業鏈。所以企業和銀行不能把工業搬到地價更低的地方，反而會主動拿資金出來投機，在大城市附近炒房子。這幾天在上海外環郊區搶購樓板價3.7萬地王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就是財政部下屬的超級金融國企。在沒有經濟計劃的時候，連超級國企也會主動炒作地產，錯誤地引導資源配置，這就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制度性問題。
金融業主導實業，不僅會影響房價。現在的中國工業，大多數企業不願意深入開發技術，搞產業升級，更不會帶頭給整個行業創造發展空間。大家都願意在現有的技術上修修改改，買外國的核心部件拼湊機器，不願意冒險。結果就是利潤率上不去，低水平重複建設。反映在就業市場上，就是低端就業多，中高端就業少，畢業生很不滿意。
在我這個工程師的視角來看，房價也好，產業升級慢也好，都需要政府主動對經濟進行積極干預，不能完全放任市場去配置資源。具體來説，單個企業不肯搬內地，政府應該想辦法組織整個產業鏈的搬遷，把相互關聯多的企業羣體遷往內地，同時做好制度保障。這樣增加的物流成本只是行業整體的進出，不是每次技術合作都必須到沿海跑一趟。房價和年輕人就業問題就都緩解了。
然而，從現實來看，政府的干預是越來越弱，越來越不具體。現在的地方發改委系統，既不具體干預金融，也不控制地方投資，只有一個空泛的產業政策，這好比開車管不了油門，就算假裝握着方向盤也沒用。所以企業最終還是聽市場，聽金融的。沒有這些地方發改委支持，中央發改委權力再大，也只是個諮詢機構。大多數地方發改委、發改局，連諮詢機構都算不上，純粹是蓋章機構。
2008年搞四萬億投資的時候我在陝西，幫地方融資平台寫貸款可行性研究報告。據我觀察，各地政府搞建設的時候，發改局只負責給貸款炒房地產找依據。我寫出可行性研究報告之後，他們閉着眼蓋章，還要到上級發改委去催着批覆，完全不考慮產業政策。發改局在地方曾經號稱“二政府”，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部門，到現在已經基本廢掉了。
宜昌市發改委關於印發《楊美仁同志在全市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通知
在某些地方，一個新的機構拿到了第二政府的位置，就是各地政府的融資平台，是用金融來控制地方經濟的機構。一般的説法是融資平台算第二財政。這實際上意味着金融規律已經在主導地方政府的產業規劃。各地紛紛靠炒地皮賺錢也是必然的結果：
當然，對於地方政府來説，考慮產業政策超出了他們的能力。他們看得最直接的盈利點就是房地產，所以貸款往往就是徵地和建街道，讓土地漲價支持土地財政。很少會考慮這些新建的城區有沒有工業和就業。現在西部省份的財政危機和房地產泡沫，就和發改委系統失效，城市建設超前於產業發展有關係。
產業升級問題和房價類似。需要國家直接出手，扶持基礎研究，承擔核心技術開發的風險，建立強大的產業基金帶領全行業跨越技術門檻。比如説京東方上市14年，拿了56億政府補貼，虧了80億，但始終堅持搞技術升級。終於把國產面板技術拉到了日韓的水平線，把四五十寸液晶的價格從10000打到3000，讓中國企業打垮日本家電，讓中國人買得起大屏幕電視，這就是一個成功的戰略。現在日本夏普混的賣給富士康了，要是完全搞自有市場，恐怕現在我們還在高價買大屏幕電視養日本企業呢。
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干預，都意味着政府要收更多的税，對資本和個人生活做更多具體控制。實際上這才是發達工業國的常態。比如説美國3億人，2000萬人吃財政飯，換算到中國就是8500萬。中國把1600萬教師和上千萬臨時工都算上才6000多萬。考慮到美國私立學校比中國多，地位也高，美國才是大政府小社會。
從財政看，法國政府開支佔GDP的57%，歐盟政府開支佔GDP的48%。美國各級政府的開支佔GDP的36%。把最低的美國數據換算到中國，去年68萬億GDP，應該有25萬億財政，實際上只有15萬億。中國現在產業水平不如歐美，要趕超他們，應該比他們干預經濟更多，收税比例更高。現在實際上比他們低。説明我們政府的動員能力還差很遠。
但從輿論上看，從實際操作來看。政府幹預經濟的阻力很大。平民受教育越多，越不信任政府管制，更不支持搞大政府。在新一代人看來，減税、減少管制，把權力交給市場就是政治正確。年輕人普遍認為政府應該少干預普通人生活，尊重私有產權，只負責市政和發福利，別的事情管了就是錯。
這種絕對化的自由主義政治正確，是中國發展的重大阻礙。因為資本可以藉着這個政治正確，理直氣壯地拒絕政府管制，要求搞徹底的市場經濟。結果就是經濟停滯更加嚴重。
11 工業人口未必支持工業進步
這時再回到前面的話題。不能簡單地指責年輕人要權力，要知情權是錯的，不能説質疑政府就是西方思想的侵蝕。因為從世界歷史來看，工業化必定會導致個人化思潮。一旦工業化勞動普及，每個人都能脱離傳統的社區、家族、乃至家庭獨立生活，社區和集體主義就不再是必需品了。
前30年，工業化還是一個個孤島，要獲得工業化生活，就必須加入一個叫單位的組織。所以集體主義對個人來説有一定必要性。一旦工業化普及，勞動力可以自由謀生，肯定會產生個人主義。如果説發展錯了，也錯在社會沒有把這些工業人口重新組合起來，打造新型社區，給他們歸屬感，而不是錯在毀滅了舊的社區。因為只要經濟進步，這些社區遲早是要解體的。蘇聯東歐在勞動力基本轉入城市後就出現了普遍的自由化思潮。和這西方的文化壓力沒有必然聯繫。
對於現代社會來説，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必需品，否則就得搞終身僱傭和高福利，比如許多虧損國企，比如説現在經濟停滯的日本。但這條路顯然是死衚衕。而且，人均財產一旦增加，就希望保衞已經擁有的東西，就不喜歡政府幹預個人生活，不喜歡政府幹預經濟。政府一插手，就覺得政府打擊個人奮鬥致富的可能性。這就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心態。
要注意，小資產階級心態並不限於小資產階級，心態是可以脱離階級來傳播的。因為人都有生活預期，會按照預期去保衞自己沒有的東西。比如説大城市居民一般坐公交上下班，但如果限制私家車，鼓勵公共交通，很多沒車的人也會抱怨。政府如果加税，很多剛到起徵點的工薪族也覺得吃虧了。
這就是教育進步，主流意識形態相對落後的結果。普通人不信八股化的主流宣傳，只能根據自己的生活感性地考慮問題。大多數人看到學長和同學混得好，就覺得自己必定有一樣的生活。他們在經濟上可能還不是小資產階級，心理上已經有小資產階級的自覺性了。
不過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台灣和韓國在快速工業化之後也經歷過類似的波折。1980年韓國光州事件，韓軍坦克上街，在美軍默許下屠城，最後還是不得不政治轉型，可見工業化必然伴隨着上層建築的劇烈變動。西方國家也一樣，只是他們工業化早，有一兩個世紀來過渡，中間打了2場世界大戰，經歷好幾場革命，這才勉強穩定下來。中國大陸的工業化比他們快的多，而且靠教育拉動工業化，能做到現在這樣不容易了。
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
當然，必須承認，從1966到1976，再到80年代，雖然讀過書的年輕人始終在挑戰政治結構，但農業時代建立的政治架構最終還是維持到了今天。為什麼中國這麼穩定呢？
穩定的原因首先是經濟高速增長，發展緩解了矛盾。第二個關鍵因素是進入工業社會的始終是少數人。還停在農業社會的多數人沒能力挑戰秩序；而已經進入工業社會的人，和西方中產階級一樣，有特權和優越感，潛意識裏知道自己是既得利益階層，傾向於保守。所以政治結構承受危機的能力比較強。
二元體制穩定社會
比如説，30年前的工人，雖然對物價和腐敗不滿，但由於國企福利高，虧損也要發獎金，而且允許接班頂崗，效率下降也要招人，大多數國企子弟都能就業。城市居民還是有很明顯的保守心態的。他們承認社會問題很嚴重，但年輕人企圖發動變革，無論什麼變革都可能傷及自己的特權身份，還是不要跟進的好。80年代的危機就靠這個基礎被平息了。
前面説57年引發反右的漢陽事件，學生兩次衝進縣委，是誰自發去制止他們呢？是工人、全家已經進入工業社會的工人。文革期間，大多數所謂的保皇派組織，也是由這些收入穩定的工人組成的，他們會主動阻止造反派奪權，維護原有的黨委班子。
到了文革後期，知青政策雖然有利於農村教育，但是明顯得罪了大多數城市居民，讓工業社會的主流人羣不滿，所以知青政策和造反派幹部都受到反對，文革也就結束了。76年之後，政府放棄了知青下鄉，城裏人立刻説改革開放好。
但是，現在這個結構不存在了，大多數人口已經完全進入工業化社會，他們不認為自己屬於既得利益階層。許多在統計上算農村人口的孩子，實際上在城郊結合部長大，只是坐大巴回過幾次故鄉，在城市再窮也不回去了。前年我回農村搬東西，一個村都找不到三四個壯勞力幫忙，被迫回到縣城僱幾個人再來。
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的年輕人都共享同一種小資產階級意識，也共享底層意識。萬一有什麼動盪，他們不可能因為既得利益而默認支持現體制，80年代自發的穩定性已經消失了。我們應該認真研究一下現在香港台灣的街頭運動。
發達國家也經歷過類似的階段。20世紀初，大多數列強都有相當比例的農民，在社會結構上都只能算半工業國。所以，多數國家可以不承認什麼民主，都是以精英政治乃至王權作為真正的合法性。就算開議會，也嚴格限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把財產、學歷和血統當做參與政治的前提。世界上第一個法律上的普選國家，反而是後來被罵作專制的蘇聯。但在社會完成工業化之前，在教育普及之前，這樣的社會很穩定。以至於有人説後膛槍時代無革命。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把工業化潛力都動員起來，讓農民加入工業社會去打仗。結果呢，打到1917年，不止是俄國，幾乎所有的國家的軍隊都拒絕打仗，都想推翻政府，普遍支持革命。德國是這麼投降的，俄國也是這樣變成蘇聯的。
歐洲各國的國王或皇帝倒台的時間，和兩次世界大戰一致
這充分説明，在人口普遍工業化以後，如果上層建築不容納他們的政治訴求，不給他們新的歸屬感，還要動員他們的工業化力量，很可能是政治自殺。
四 工業人口的訴求
12 政治正確性很重要
兩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確立了新的政治正確，就是普選制和人人平等。我們可以説這個政治正確很虛偽，執行起來依然是金錢説話，依然有潛規則。但客觀上，它給了基層一定的參與感，通過選舉這個儀式，讓平民表達了觀點，發泄了一定的怨氣。然後政治精英再通過政治資金和專業的宣傳團隊操控選舉，在賺錢的同時對抗民粹主義。
這個制度當然有很多問題，但客觀上，它保證國家在工業化人口中有一定的權威，在普通人的潛意識裏打造了合法性，能夠應付政治危機。比如説前面提到工業國相對中國的高税率，比如説公務員的比例比中國高，警察、税務機關執法的力度比中國強，都是依託這套制度提供合法性，壓制資本和反社會力量。
從全世界來看，沒有工業化的國家強行仿效這個制度，那是找死。大多數被美國灌輸民主的國家都一團糟。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選擇這個制度，也不一定能避免所有問題，比如説烏克蘭前些年的人均GDP還相當於中國沿海省份，現在已經連貴州青海都不如了。
但是如果完成了工業化，但還是不給基層開放參與政治的渠道，同時宣稱西方那套是邪惡的東西，不可以學習，甚至不可以討論。那這一套就真的會上升成普世價值，會在社會潛意識中成為真正的政治合法性。甚至大多數公務員和領導也信這一套。從目前來看，選舉政治在中國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比在美國更強。我過去接觸的許多幹部，都喜歡私下説西方制度好。
近幾年的羣體性事件，大多都是在模仿這個合法性。一般來説，抗議者不代表大多數，要求也未必合理，比如説許多集資案的投資者。賺錢的時候沒交税，也不聽政府勸阻，虧了就堵路要政府負責。又比如許多手續合法，經過環評的項目，像廈門px事件，廣東江門的核燃料工廠，許多地方的變電站、手機塔，也會被上街抵制。實際上，在這些項目中受益的大多數人沒有發聲，少數人的抵制既浪費了經濟資源，也損害了多數人的利益。
但政府往往會屈從於這些不合理要求，就算不得不恢復公共秩序的時候，也總是不好意思下手，派了武警還要封鎖消息，像做賊一樣。這説明，從官員到羣眾，再到全中國的網民，都認定政府的行為缺乏合法性授權，沒法拿到枱面上説。結果就是少數人以人民的名義謀求非法利益，反而輿論上佔優勢，比政府擁有更高的合法性。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果想更深地干預經濟，一個必要前提就是獲得工業人口的普遍認同，重建合法性。這個合法性需求要比西方國家還要強。因為歐美只需要保持當前地位，中國需要趕超，需要更深入的動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動員摧毀了許多剛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如果不能在工業化社會建立牢固的合法性，動員力度越大，隱患就越多。
80年代的蘇聯完成了城市化，工業化，大學入學率超過20%，一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經濟增長率也不輸西方。但是，蘇聯進步越快反而怨言越多。這時候某些幹部覺得應該收緊制度，抵制西方影響，加大投資，恢復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某些人就是這麼想的。
其實戈爾巴喬夫剛上台的時候也基本贊同他們的看法，把中央委員換了一遍搞集權，也要集中資源搞投資，縮短和美國的技術差距。但是呢，在一個人口已經工業化的國家搞動員，還要維持前工業化時代的政治體制，必然會激發巨大的矛盾。所以戈爾巴喬夫很快撞牆了，政策阻力越來越大。於是戈爾巴喬夫做了個180度急轉彎，全面照搬西方制度。
回顧一下戈爾巴喬夫的履歷，可以發現，雖然他提拔很快，但也有很多基層經驗和執政經歷，不能算是拍腦袋辦事的幹部。他的困惑在於，作為蘇聯全面工業化之後的第一個年輕領導人，他必須有所作為，但是舊的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所以進退失措。
而且80年代蘇聯的對手也是列寧斯大林都沒遇到過的敵人。80年代的西方不再是一個貴族公開專政的社會，資本主義經過世界大戰和60年代的內部整合，重建了合法性。從戈爾巴喬夫上台再過20多年，美國就要選黑人當總統了，過去的許多意識形態短板都開始消失，再用老套路搞宣傳，就像一拳打在空氣上，反而會拉傷自己的肌肉。
所以戈爾巴喬夫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該怎麼走，遇到阻力就把方向盤轉180度試試。我們現在知道他的機會主義沒有好下場，但也必須承認，之前蘇聯的老路也不是辦法。完成工業化以後，蘇聯執政阻力必然越來越大，就算戈爾巴喬夫1986年死了，只要蘇聯領導人不肯正視工業化之後的社會發展趨勢，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搞動員，可以説衰退和解體是必然的結果。
13 政治不是一根棍子
回頭説中國，現在基層的政治態度是什麼呢？實話實説，不説你們這些網絡時代長大的新人，就看我的同齡人，乃至比我大的人，也是不信服官方宣傳的。我這幾年和同齡人聊天，比如軍官，基層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大家説起這些官方的宣傳，不鄙視就不錯了。而且搞宣傳的幹部和軍官説起政治笑話會更刻薄。
我不認識什麼高層人士，但縣市級的幹部也接觸過一些，感覺也一樣。曾有一次，一個縣長拍着我的肩膀説，你們現在趕上好時候了，允許隨便説話了，將來肯定更好，到那時候我們就像美國現在這樣。就我的個人見聞，其他中層幹部大多也是這個態度。當然現在幹部管得嚴，類似的話不好公開説，但客觀情況就是大家心裏都不信官方意識形態，也知道別人不信，只是平時沒必要表態而已。偶爾會有人説政府也不容易，明知道社會變了，宣傳上也得撐住面子。這算是最講政治的説法。
現在回頭看看，戈爾巴喬夫把蘇聯搞垮了，他錯在哪裏？錯在他默認意識形態是一根棍子。棍子左邊是專制、大政府，國有經濟，政府幹預個人生活；右邊是民主、私有制經濟，個人自由。實際上呢，政治比棍子複雜的多。就像前面舉的例子，美國比中國更像大政府，這説明，一根棍子至少可以拆成兩根，變成二維座標系。是不是可以拆成三根呢？肯定可以！關鍵是要找到能促進發展的穩定座標。不能把自己的大腦限制在棍子上。
單維度政治光譜
二維政治座標系
回顧一下前面的討論。首先，趕超歐美需要進一步集權，增加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能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其次，絕大多數人口已經工業化，他們需要分享權利，需要對制度有歸屬感，有代表感，否則越是動員，政治風險就越大。這樣，其實答案已經有了，就是第一象限，右上角。強勢政府和大眾民主的結合，這聽起來很矛盾，但很可能是唯一能走通的路。
其實，中國領導人在歷史上做過類似嘗試，而且是非常嚴肅的嘗試。我們來看一下中國經濟數據。
剛建國的時候，中國經濟的主體是農業，只是在大躍進期間靠手工業強行推了一波工業，並不能持久。發展了十幾年之後，終於工業超過農業產值，具體是哪一年呢？1966年，工農業產值都是710億。當然，1967年因為文革動盪，工業跌回去了，但畢竟機器和工人都在，國家的權威也在，所以很快恢復生產。1970年，雖然農業產值又增加了90億，但工業產值已經超過農業產值100億。
中國GDP構成1
中國GDP構成2
這説明， 1966年是一個里程碑年份。這一年儘管多數人口還在農村，但從經濟力量來説，幾千年的農業社會被工業壓倒了。從此考慮中國問題，必須考慮工業社會的制度設計。
1966年還有另外一層意義。1949到1966年是17年。小學教育6年，中學6年，大學4年，合計16年。這説明，1966年，第一代新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已經畢業了，同時還有累積上千萬自己培養的中學生。從這些數據可以推斷毛澤東的一些想法。
其實毛澤東從建國就不完全贊同複製蘇聯制度。但蘇聯給中國工業提供了本錢，而且蘇聯也是從一個落後的國家開始搞工業的，很多經驗適合落後的中國借鑑，所以還是全面學習蘇聯。但從毛澤東1956年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來看，他一直想在制度上有所突破。
242 八屆二中全會講話
不過，毛澤東同時也是一個很冷靜、很現實的人，他有政治理想，但絕不是無政府主義，不會因為討厭這個制度就立刻砸掉。他必須要等到手裏有一定本錢，等到有工業化基礎的時候，才會去落實理想主義。因為這個時候才能指望工業化社會的創造力。具體過程我就不講了，總之五十年前的1966年，毛澤東在工業社會初步成型之後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我為什麼要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名呢？因為我想強調： “無產階級”四個字説明這是工業社會的運動，“文化革命”説明毛澤東要從文化，也就是上層建築下手。合起來，就是毛澤東承認農業時代建立的政權有問題，遲早會被自己創造的工業社會摧垮。與其坐等滅亡，不如主動變革，讓工業化社會培養的人衝擊舊制度，建立一個更符合工業社會規律的新制度。他挑選的接班人比如吳桂賢、王洪文，都是50年代在新中國參加工作的人。
一方面毛澤東要建立新制度，用新人，要動員羣眾；另一方面毛澤東並不想搞無政府主義，反而要鼓勵造反派打造強有力的政府。這就是毛澤東在上面那個座標系中向右上角做的嘗試。
當然，我不是説毛澤東按着計算器決定發動文革的時間。那是算命先生的做法。但在我這個工程師看來，發動文革的時間不會早於60年代中期，因為之前工業化社會還太弱；但也不會太晚。因為1970年毛澤東77歲了，他不會到臨死才做一件不知道持續多久的事情。有90%以上的概率，毛澤東會在60年代後期發動文革，而且第一個動作必然是動員青年學生。所以説，文革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毛澤東深思熟慮的選擇。
我並不打算給文革翻案。一方面文革帶動了平等化運動，比如説知青下鄉和赤腳醫生制度，也衝擊了拼爹現象，明顯對發展有利；另一方面必須承認，毛澤東和造反派並沒有構造一個真正適合工業社會的制度，而且也無法應付文革在工業社會內部激起的阻力，從這個角度説，文革的初衷沒有實現。
而且我們前面説過，工業人口占少數的時候，天生會傾向於穩定。1966年，工業經濟雖然開始壓倒農業經濟，但是工業生產率高啊，創造同樣的GDP，工業人口遠遠少於農業人口，我們回頭看前面那張圖，從人口比例來説，可以説文革必然會輸給舊制度。
重看工業人口比例
但是，50年之後，中國工業化水平已經遠遠超出了1966年，這10多億工業化人口之所以能承受各種矛盾，原因只在於高速經濟增長，所以可以用“不爭論”當做政治綱領。
不爭論
但是，現在再説“不爭論”肯定不行了，因為經濟在減速，金融投機可能失控，發展遇到了制度性障礙。用我初中政治課本的話説，這就是生產關係在限制生產力的發展。必須修改政治結構，讓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毛澤東50年前沒做成的事情，現在必須做成，否則生產力就會自己掙脱束縛。
14 沒法再拖的制度問題
當然，文革到現在也50年了，我們的制度已經頂了這麼長時間。就算一定要變革，拖一拖行不行？再頂一二十年行不行？
這個我不敢下定論，但是從工業人口的增長來看，再拖下去的風險比較大。前面提到過。從1957年漢陽事件開始，到文革再到80年代，主要穩定因素是那些求穩定的工業人口。只要工業人口還是少數，教育對制度的衝擊就可以控制。就連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也能壓住。
但是，工業人口的擴張早晚都會進入指數增長。有個小學數學題，説池塘裏的浮萍面積每天擴張一倍，30天佔滿池塘，那麼多長時間佔滿一半？答案是29天。就是説，指數增長最後階段的絕對速度非常驚人。
浮萍的擴張
具體來説，建國50年時還是農民佔多數，到2005年也是農民佔多數。僅僅再過十幾年，工業人口從相對少數變成絕對優勢，這就是池塘裏浮萍增長的最後一天。到了2016年，人人都要上大學已經是一個普遍的政治正確，可以成為人大代表掛到公路上的競選口號，注意是競選口號：
中國夢 大學夢
這意味着，工業人口占少數的特定結構消失了，體制沒有壓艙的石頭了。所以必須把佔絕對多數的工業人口納入政治體制，讓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中國前進，否則不主動改變，就會被動改變。被動改變的代價要大得多。
工業人口變為國家主體後，一定會提出政治訴求，要求更多的權利和福利。一般來説，如果政府不正視這個傾向，新興人口就會產生激進的政治領袖，代表自己發言。但是，對抗中產生的政治領袖首先要經過內部淘汰。越激進，越是要求眼前利益，越是強調保護現有自由，越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越容易當領袖。
激進的領袖帶領社會集團和政府對抗，連坐下來談都不容易，往往是先打一通表明立場。即便達成一個妥協，形成的政策往往是最短視、最不顧後果的政策。廈門PX事件、廣州江門核工廠事件，都是類似的結果。等到經濟因此減速之後，失業率上升，城市平民會更激進，更短視，形成惡性循環。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現在政府管制不足，投機旺盛，經濟減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如果我們不想陷進去，就不能眼睜睜看着新形成的工業人口滑向民粹主義，必須主動引導和設計新制度。否則的話，被動地改革，很容易變成拉美國家或是戈爾巴喬夫。
再進一步説。中國的制度不僅僅是給自己設計的。中國人口不到世界的五分之一，剩下的大多數人，大多數資源，都被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控制。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和美國的世界秩序是一致的。我們過去説不干預內政，不輸出革命，是弱勢下的防禦戰略。但中國13.7億人比發達國家之和還多，這麼多人要進入發達工業社會，必然要衝擊世界體系，必然要改變其他國家的現狀。
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必須打造適合工業社會的新制度，帶動落後國家，一起重建世界體系。從明年開始，俄羅斯和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可能也要靠中國帶動發展了。但顯然，我還沒聽説有任何境外政權嚴肅地學習大陸制度。實際上，就連香港澳門都沒有被消化。
香港不説了，連續鬧了兩年，這還幸虧香港教育落後，大學入學率低，才沒有不可收拾。而澳門之所以穩定，原因是中央允許他獨家壟斷賭場生意，過去十幾年澳門的賭博收入從幾十億澳元變成幾百億澳元，用犧牲內地社會秩序為代價，換取澳門一個小縣城的人口穩定。
澳門數據
我極端點説，如果台灣被和平接管了，我們有把握推行一個制度來保證台灣穩定嗎？如果我們想對中亞國家施加影響，別人肯定會説，你連南疆都沒搞定，怎麼給我們當樣板？反過來説，隨着經濟的增長，大陸發達省市也可能香港和台灣的問題，我們能對付嗎？要是江蘇啓東那種佔領市政府的環保事件和最近東北的失業潮結合起來，能靠現有體制解決嗎？如果一個制度控制不了自己創造的發達工業人口，就必須主動設計適合工業化社會的制度。
15 “00後”終究是“00後”
回到最初的話題，我上來首先談的是00後和95後。因為你們是新一代的工業人口，遲早是他們接管社會。我前面説90末、00後和我這個80後很像，但也要看到某些不一樣。
最重要的區別是他們，也就是你們生於互聯網時代。你們對前網絡時代沒有記憶，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變化有多麼巨大。
網絡最重要的影響是交互性。過去各個階層，各個地區之間是相互隔離的，幾乎沒有直接交流。必須通過報紙、電視這才能有一點間接瞭解，而且都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信息。
網絡時代的交流是即時的，也是跨階級，跨地區的。大家都能透過網絡看別人的生活。如果積極搜索信息，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整個社會。當然，網絡也會扭曲一部分事實。但這依然比過去進步多了。
我回憶一下網絡時代到來之前的情況。1994年，我同學的哥哥去石家莊讀書，同宿舍8個人，4個沒爬過山的，3個沒見過山的。1998年我到上海讀大學，同宿舍有四川山區同學，來上海是第一次見到火車，覺得方便麪是奢侈品。同時他還以為自行車很罕見，因為他家鄉的地形起伏大，很少有人騎車。2002年，我妻子去上海看我，在水果攤上看到枇杷，不知道什麼，以好奇的心態買了幾斤嚐嚐。我和來自農村的高中同學聊天，發現他們不僅對外面的世界不瞭解，對鄰近的鄉鎮也完全不瞭解，只熟悉自己家附近的幾十平方公里。
互聯網把這些隔離都消滅了。我和95後，00後聊天，他們談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之後，往往會加一句：“我的看法和生活環境有關係，換了其他地方，其他家庭的人，就會不一樣……”。這個認識相當深刻。我的同齡人十幾歲的時候根本就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觀點有侷限性，不知道自己的思想受社會地位影響。
他們能自己總結出觀點的侷限性，讓我非常震驚。因為95後、00後接受的政治教育比我們這一代人少的多。我小學有歷史課，講社會發展史，90年代小學取消了歷史課。我讀初中有思想政治課，高中有政治課，他們初中是思想品德課，高中才是思想政治，沒有專門的政治課，而且階級分析的內容基本是選修。
270 八十年代小學歷史
280 八十年代中學思想政治
在這種情況下，”00後”依然有更深的社會認識，説明現實比書本更教育人。95後、00後能自己發現物質基礎決定思想意識的道理，這是21世紀的的馬克思。等到他們長大成人，他們對階級社會的認識，對社會矛盾的理解，肯定要比我這一代人深的多，更容易因為共同的訴求組織起來。
00後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去傳統化。你們出生就是工業社會。在你們的童年，家族解體了，單位大院解體了，農村熟人社會也逐漸崩潰。這些社區是傳統文化的主要傳遞者，現在一起消失，00後可以説是以一張白紙的狀態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更多地來自學校，以及21世紀的城市，和傳統沒什麼關係了。
我舉個小例子，不用説95後，00後，作為一個80後。我周圍所有到大城市生活工作的人，幾乎沒有不婚前同居的，必然經過試婚階段。從目前的趨勢看，我看當前的婚姻模式持續不了幾年了，我兒子這個00後恐怕會和我的人生軌跡完全不同，畢竟穩定的一夫一妻雙職工制度也不過是幾十年的歷史。
這裏我也不想分析新的婚姻模式是好是壞，我只是説，新一代人理解社會的深度，創造新生活方式的能力，都超出以往任何一代人。他們有能力把中國工業化水平再提升一個台階。但是，如果社會不主動利用他們的創造力，不能提供一個讓他們有歸屬感的制度，那遲早會出大亂子。
結 做從來沒人做過的事
到現在為止今天我一共談了兩件事，一是分析新中國歷史，二是批判現實，唯獨沒有説具體方案，沒有説中國工業社會到底需要什麼制度。
這是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完整的社會制度，必須動員全社會進行反覆實驗才能確定。我只能觀察到必須變化的趨勢，但是有兩點基本可以確定，那就是必須在基層建立新型民主制，提供政治參與感，也增加動員能力；同時，必須增加對經濟的調控力度，用強勢政府創造最適宜企業發展的環境。
政治上向基層放權，在經濟上集權，這確實是一個很另類的方向。但是，給有史以來最大的工業社會設計未來，這本身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95後和00後是互聯網的原住民，他們的未來可能是我們眼中的科幻小説。和這個未來相比，現在的任何設想都説不上另類。
而且我們現在的國家制度是毛主席確定的人民民主專政，民主排在專政前面。可見毛主席也承認，不搞民主就不能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
既然中國需要繼續搞產業升級，要對社會進行更多、更細緻的調控；就必然要對人民開放更多的權力。今年開人大的時候，李總理特意指出，頂住經濟下行的壓力，需要調動億萬羣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
調動13億人的創造力積極性不像動員13個人那麼輕鬆，肯定需要一個制度來實現，否則動員中內部產生的矛盾就會拖垮國家。這個制度説白了，就是民主制度。當然這個詞在中國的含義很不一般，以至於談談憲法裏已經規定好的東西都會受到質疑。比如説，社科院有人就公開説，“搞一人一票的競選制，中國一定會亂”。問題是，憲法明確規定，人大代表就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人人都有資格自我推薦當候選人。我們不能公開反對自己的憲法。
為什麼談民主制度這麼敏感呢？這就是前面説的那個問題，中國的政治光譜被限定在一維直線上了，許多問題是互相綁定的。比如説民主二個字雖然寫在憲法裏，但只要你談民主，談新型政治體制，你就是否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就，就是想破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這又是一個思維被壓縮到一維空間的例子。我這裏用一張圖來表達我的看法。
發展成就和制度改革
我前面講了2個多小時，用一句話總結，就是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奇蹟，幾十年的教育進步恰恰製造對制度自身的最大挑戰。13億人的生活工業化了，一半年輕人能讀大學了，這是好事，是過去幾十年發展的偉大成就，但在現有的制度下，工業化人口內部的矛盾越來越多，年輕人的積極性相對不足，這也是客觀現實。經濟停滯不是別人罵出來的，而是現有的社會自己製造。在這種情況下，承認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成就，保持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速度，創造一種新的工業化政治體制，三件事完全可以一起做。
我大學專業是土木工程，十年前我還是個工程師，負責修路架橋。在最後，我想説説我的專業。
我大學第一課學到了一句話：“土木工程是一門和重力對抗的科學”。土木工程的絕大多數荷載都來自重力，尤其是修橋的時候，重力會在下部產生拉力。一般來説，承受拉力的材料比承受壓力的要貴，工程上最花錢的地方就是抗拉力的鋼筋。
橋的破壞
但拱橋的結構比較特殊，能把拉力傳遞給地球。在橋身上只保持壓力。這樣，重力就是一個正面作用，越壓越結實。
拱橋1
拱橋2
拱的原理 裏面不需要鋼筋承受拉力
從窯洞到趙州橋，我們都能看到這種結構。現在中國有上百米的石拱橋，有跨度幾百米的鋼拱橋，萬縣拱橋甚至可以跨長江。
雲南長虹大橋 是單跨100多米的石拱橋
萬縣長江大橋
萬縣長江大橋郵票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説明：如果結構設計合理，重力未必就是破壞因素，反而可能有助於結構穩定。如果能充分利用材料，紙也能搭建很堅固的橋。
紙拱橋
紙拱橋
紙拱橋
紙拱橋
政治上也一樣，如果操作的好，向平民開放權力也可以有利於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有利於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社會應該主動迎接變革，而不是被動地等待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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