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黃有光：擁堵費對駕車者有利！

【近日，北京市環保局、交通委透露，已初步制定出交通擁堵收費政策方案和技術方案，目前正在組織進一步的研究和論證。不出所料旋即引起軒然大波，反對者居多。箇中原因很容易理解，因為掌握話語權的精英們絕大多數就是車主，到這個時候他們很難不為自己的利益吶喊，儘管每月只有區區幾十塊錢。

在福利經濟學家的世界，北京徵收擁堵費究竟應該點贊呢，還是批判呢？經陳平教授推薦，華裔知名經濟學家黃有光特別賜稿觀察者網，對此問題進行詳細解釋。在他看來，除了科斯、張維迎、張五常等人，可以説幾乎沒有一位懂經濟學的人會反對擁堵費與污染費。】

約三、四十年前，當我在教本科生一年級時，我就經常對學生説，當你在政府對汽車徵收擁堵費與污染費時，雖然你也須要多給錢，你還會喝酒慶祝時，你才是真正的經濟學者！

可以説幾乎沒有一位（下文提一些極少數例外）懂經濟學的人會反對擁堵費與污染費。因此，當我聽到北京在考慮對汽車徵收擁堵費時，我就買了兩大瓶烈酒，準備大事慶祝。我雖然不住在北京，但也可以替北京人高興。

關於對汽車徵收擁堵費，雖然以前也有討論過，但這次看來比較不像空穴來風，希望不久真的能夠落實。

有評論者反對徵收擁堵費，甚至認為是對人民的搶劫。也有人指出世界上對汽車徵收擁堵費的城市只有倫敦、新加坡、斯德哥爾摩、東京等。

我認為汽車擁堵費之所以不多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對擁堵費的好處認識不足。 如果有更多讀者讀本文與類似文章，理解擁堵費的作用，擁堵費應該會大行其道。

下文解釋為何應該徵收擁堵與污染費（或税），為何這對絕大多數汽車使用者有利，為何對整個社會大大有利。

還有，不但應該對汽車，也應該對汽油徵收大量擁堵與污染費，但應該同時取消汽車限號上路，讓駕駛汽車者，在繳了足夠的擁堵與污染費後，自由選擇上路。最後，還要大大提高對富人的收入與財富税。

只要行政成本不大 收擁堵費對整個社會大大有利

一個人在決定是否駕車上路時，會考慮用車的方便、用車的金錢與時間上的成本。在絕大多數情形，汽車的使用也有很大的擁堵與污染的成本。 然而，在還沒有足夠擁堵與污染費前，這些成本主要是由其他人負擔的，用車者沒有把這些社會成本或‘外部成本’考慮進去。

一輛汽車上路，增加擁堵程度，不但這位用車者承擔額外的擁堵，其他道路使用者也必須承擔。污染的情形也類似。因此，從整個社會的觀點，汽車的使用過度，造成過度的擁堵與污染。

要減少這種過度的擁堵與污染，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對汽車與汽油的使用收取足夠的擁堵與污染費， 使駕車者通過這費税對他的影響，而減少使用汽車與汽油，間接減少擁堵與污染。

長期而言，也會鼓勵人們少買汽車，多用公共交通工具，多走路，多用腳踏車（北方人叫‘自行車’，好像騎上去，不必踏，它自己會行走），與鼓勵生產者發展污染比較少的交通工具等。

很多人反對擁堵費，因為即使擁堵程度減少，對那些時間成本不大的汽車使用者，這正面作用可能低於擁堵費，因而對他不利。這看法忽視擁堵費的用處。

除非行政等成本高得把擁堵費都用完（多數情形，包括中國現在的情形，這並不適用)，會有大量的政府費税收入，這或可以用來減少其他方面的税收，或可以用來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物品。

考慮了這方面的利益，幾乎所有的汽車使用者都會從擁堵費的收取而得利。一個可以使人們比較接受擁堵費的方法是，明文規定擁堵費的收益，全部用來改善道路與公共交通，使人們更直接體會擁堵費的利益。

減少過度堵塞與污染，可以大量減少無謂成本(有人損失，無人得利），只要行政成本不太大，對整個社會肯定大大有利。對於時間的金錢成本很大的人，得利程度越高。這些人得利後，即使對他們多徵收收入税，他們也多數不會損失。

也有評論者懷疑擁堵費對擁堵的減少程度。像有名的倫敦的情形，2003年開始徵收擁堵費，擁堵大量減少，約30%， 行車速度達到20年來的最快水平。但近年來擁堵已經恢復到收費前的水平或更高。

筆者認為這並不反映擁堵費的作用不大，而反映倫敦使用汽車的需求的繼續增加，而擁堵費沒有適度的增加。應該增加擁堵費與污染費，不應該懷疑擁堵費的作用。

新加坡經驗

另外，不但要對汽車收取擁堵費，還要多管齊下，對汽油也收取擁堵費與污染費，對汽車的擁有收取鑽石性（見筆者1987年在美國經濟評論的文章；筆者英文名：Ng）與炫耀性消費税，用這些收入來大量改善公共交通與環境。

大體而言，可以向新加坡學習。 新加坡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擁堵，但比起北京，新加坡在這方面是天堂。

新加坡城市交通值得學習

買車不必搖號，不必按車號限天上路，擁堵程度也很低。對，擁車證要人民幣20多萬元， 但收入少者不必有車，可以用很便利的公共交通，有需要時可以用很廉價的計程車。

我在新加坡三年半，沒有買車。不但大致沒有不便，反而認為沒有汽車是一種自由，不必有添油、維修、防盜、找路、找停車位、忘了車停在哪裏等煩惱。哈哈！

還有，除了有時受印尼林火的影響而有煙霾，新加坡幾乎完全沒有華北的嚴重霧霾（污霾）。造成華北嚴重霧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汽車的污染。在對汽車與汽油徵收費税時，希望決策者把這霧霾的問題也考慮進去。如果有道德心，也要考慮對全球暖化的影響。

讓有錢人享受方便，不公平OR公平?

有人認為用高價的擁車證與收取擁堵費來減少擁堵，會使有錢人才能夠享受這些方便，不公平。有些人太有錢，有些人很窮，尤其是財富來源有問題的情形，很可能不公平。

這一點，須要在杜絕不合理斂財、適度幫助窮人等方面下手，包括對富人徵收大量收入與財富税，卻不應該用搖號分配汽車、按車牌號限制汽車上路等表面的公平方法。

不去杜絕不合理斂財，不對富人徵收大量收入與財富税， 你限制他不能買車，他把錢用在其他方面，對社會對窮人也沒有利益。你按車牌號限制汽車上路，富人可以買兩輛不同號的汽車，反而造成浪費，並沒有達到公平。

不如對汽油徵收大量的擁堵費與污染費，用這些收入來改善公共交通，使窮人不必用小汽車，出門也不會不便，這才是真正對大家都好的政策。

給定人們的收入與財富，他要消費什麼物品，應該負擔生產與消費這物品的所有成本，包括擁堵與污染的社會成本。只要他負擔所有這些成本，他對這物品的消費，對社會並沒有造成損失，不應該限制他的選擇。

如果認為他的財富來源有問題，應該取締不合理斂財；如果認為他財富太多，應該多徵收收入或財富税，這才是有效率的達致公平的政策。

不錯，對富人徵收大量收入或財富税，多給窮人補貼，可能有反激勵作用，減少人們工作或賺錢的積極性。但在具體措施上用違反效率的方法（如搖號等）來達致平等，只要達致的真正平等程度一樣，也有同樣大的反激勵作用，又有額外的扭曲或反效率作用。因此，比起總體平等政策，會使所有人羣，不論富人或窮人，都損失。（詳見筆者1984年在美國經濟評論的文章。這兩篇文章的中譯在《黃有光自選集》。）

有些經濟學家反對徵擁堵費 因為相信市場萬能

我相信，百分之99以上的經濟學者都會同意上述觀點，都會支持擁堵費與污染費。然而，不得不承認，竟然有少數著名經濟學者反對，包括諾獎得主科斯、張五常、楊小凱、張維迎。

好像不可能，獲得半個諾獎的1960年科斯的關於社會成本的文章，其要點“不是在沒有交易成本下的科斯定理，而是在有交易成本下，還反對對污染徵收庇古税的觀點”， 是基於一個錯誤分析，只比較完全污染與完全禁止污染。

（詳見筆者在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年的文章；也見筆者在香港信報月刊2015年2月的文章:《環保理論的謬誤？與張維迎商榷》；此文也收在筆者在新浪與搜狐的博客。如果你選擇相信諾獎得主，不信黃有光，我只能請你讀讀這兩篇文章。）

還有，至少90%經濟學者（包括許多諾獎得主）贊成科斯反對的庇古税，至少在有嚴重污染的情形。

科斯與張五常等好像認為，只要政府規定產權，人們就會通過談判而達到包括擁堵與污染等的社會最優水平，不必政府幹預。至少在有高額交易成本的現實社會，至少在處理擁堵與污染等問題，包括汽車方面，筆者認為這種市場萬能的情形完全是空想。

很多東西，包括擁車證的拍賣，可以由市場處理，不必用搖號之類的行政手段，但在收取擁堵費與污染費方面，政府責無旁貸。

一個有關因素是，空氣與道路都不能分割成許多小段各自收費來達致有效的競爭。另外一個因素是，全社會受擁堵或污染所影響的受害人與駕車者或其他污染者談判的交易成本是問題的幾萬倍！我們要學經濟學，但也要看看真實世界，也要有一些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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