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美國對俄誤解到底有多深？看看希拉里轉發的“深度好文”就知道了
【5月下旬召開的G7峯會上，原本作為G8之一的俄羅斯，依然被排除在外。2014年，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遭到制裁，並被逐出G8，但目前歐洲對俄的態度開始明顯鬆動。德國多次呼籲要重啓G8模式，法國眾議院更是通過決議，要求解除對俄製裁。
然而，美國對俄羅斯依然強硬，在敍利亞的“合作”磕磕絆絆，烏克蘭問題的真正解決更是遙遙無期。短期內，美國不可能歡迎俄羅斯重回G8。
美國對俄羅斯的誤解由來已久。本文作者在美國就讀政治學博士，與美國俄羅斯研究學者多有接觸，並閲讀了大量美國對俄研究的文獻，從他的觀察中，便能反映出美國學界的諸多誤區。】
一個老教授的演講
前幾天，系裏一個研究俄羅斯的老教授跟我講了這麼一件事兒：
“總有人問我，‘嘿，你是俄羅斯專家嗎？’我説是啊。他再問，‘啊，那你怎麼看待普京？’……結果你猜怎麼着？每次我還沒開口，提問的就會緊接着説，‘讓我來告訴你我的看法……’然後他就開始大談普京如何蓄意利用敍利亞難民來顛覆西方！我只能説，好吧，你開心就好……”
這位教授今年八十了，在俄羅斯呆的時間非常久，經歷了從赫魯曉夫的解凍時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期，最後到葉利欽的解體時期幾乎所有重大節點，所以他經常吐槽美國學界和政界對俄羅斯的無知。
他今年就要退休了，所以安排了最後一次公眾演講，題目就是“為什麼美國領導人和學者對蘇聯和俄羅斯的看法這麼混亂？”
他在演講時説，美國人不管是政客還是學者，大多都暗含着一種威爾遜主義的世界觀，覺得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有熱愛和平的人民約束，所以天然就是和平的，而專制國家的領導人由於沒有人民約束，所以天然就是熱愛侵略擴張的。
這種觀念的影響是如此之強，以至於美國人基本上不願意相信蘇聯/俄羅斯真的有面臨外部威脅的時候，他們認為所有類似的説辭都不過是擴張的藉口：“我最震驚的是，當我翻閲古巴導彈危機的檔案時，我看了肯尼迪和幕僚的所有對話，他們一次都沒有討論過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合理性，也從來沒有考慮到美國自己的行為對蘇聯帶來的威脅……當中國在南海採取行動時，我們的政府也是同樣看待的……”
所以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不管對方説什麼，美國人從來都不信：柏林危機的時候莫洛托夫祝賀杜魯門當選總統的賀電直接就被無視了，斯大林曾經考慮過德國中立化的方案也直接被無視了……
老教授接着講道，當美國用威爾遜主義先天地將蘇聯視為世界和平的威脅時，蘇聯也在用同樣的邏輯審視着美國。按照列寧主義的説法，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家控制的，所以天然地會渴望帝國主義侵略，因而也是不可信任的。
然後教授開始吐槽凱南的長電報：“被多少代美國人奉為聖經的長電報，在我現在看來，凱南當年完全是腦子有病……本來只是財政部想向他諮詢個技術問題，他根本就無視了問題，轉而把自己的一大堆私貨夾在回電裏。什麼‘克里姆林宮對世界事務神經質的認知的最深處是俄羅斯傳統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什麼‘人們有足夠理由懷疑，現今的政府本身就是陰謀套着陰謀。作為眾多人中的一員，我就懷疑斯大林本人能否得到客觀地反映外部世界的信息。’……”
“説得好像他真的很瞭解一樣！他實際上根本就不知道蘇聯政府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只不過是他強加進去的個人觀點剛好符合美國人對蘇聯的預期……事實是蘇聯人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怎麼樣的戰後秩序，然而我們就先入為主把他們設定為侵略者了……”
隨後教授吐槽道，“更糟糕的是，現在我們對俄羅斯的瞭解跟凱南當年一樣。我看了前幾天的《經濟學人》，裏面有篇文章説，因為2011年、2012年反普京的遊行威脅了其合法性，所以普京要通過吞併克里米亞來加強自己對內的統治。你在逗我嗎？你把一件2014年的事情歸因到2011、2012年？而且還完全不談吞併克里米亞之前基輔發生了什麼？”
“然後我們再想想這類的文章在我們這裏是多麼流行……前一陣兒還有記者想讓我談談對俄羅斯的看法，結果問的每個問題都是把我往類似的邏輯上繞，我就實在懶得理他了……”
這時台下有另外一個教授也插嘴説：“哎呀可不是嘛，當初希拉里郵件門的時候我看了看她給屬下經常轉發的所謂‘值得一看的深度好文’，基本都是這類貨色，合着她對於俄羅斯的認知全是從那兒來的……”
西方那一套理論……還是套路？
筆者這學期在課上讀了不少西方學者對俄羅斯的研究，都能摸出套路了，幾乎所有文章最終結論一定是“俄羅斯要走西方民主道路”，樂觀時就想辦法把一切説成為民主做的鋪墊，悲觀時就把一切都説成對民主的背叛。俄羅斯的問題一定是因為不民主，俄羅斯的成就一定是遵循了民主，甚至説，不民主本身就是俄羅斯的問題，民主本身就是俄羅斯的成就。
90年代的文章都懷着一種冷戰勝利的狂喜之情，一定是講俄羅斯如何在以葉利欽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下，走向有歐美特色的民主主義道路，葉利欽的形象是這樣的；
上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文章不得不承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混亂與無序，但要麼是講葉利欽集團背叛了民主革命，要麼是講俄羅斯的歷史傳統是反民主的，葉利欽酗酒無能的形象是這樣的：
21世紀初的文章為了迎合當年普京跟西方的蜜月期，一定是在講普京作為英明領袖如何鐵腕治國，帶領俄羅斯人民走向民主大國的崛起之路，普京的形象是這樣的；
到了現在，大家都知道，普京的形象是這樣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頻繁躺槍：大家誇讚俄羅斯民主時，我們就是一個“東方專制”的反面教材，而俄羅斯跟文明民主的西歐國家乃一脈相承，不可與野蠻人相提並論；等大家開始譴責俄羅斯時，俄羅斯就變成跟我們一樣“反民主、反現代、反人類的野蠻文明”，二者共同構成一個“邪惡同盟”……
另一方面，如果説中國一直扮演西方敍事中“壞孩子”的角色，那麼東歐就是那個別人家的好孩子。俄羅斯民主看起來有希望，大家就説俄羅斯跟東歐是一個大家庭，東歐能做到的俄羅斯也能做到。等俄羅斯民主看起來沒戲，大家就説東歐人自古以來便是自由子民，與俄羅斯野蠻人不能一起玩耍。但事實上，研究東歐的人很多都不瞭解俄羅斯，研究俄羅斯的人也不瞭解東歐，可他們誰也不願意承認自己對其他地區的無知……
俄羅斯“誰都不知道該怎麼做”，也使西方學者更加自大
當這些西方學者如何隨局勢變化更換説辭時，這些説辭比局勢變換本身更有意思。
比如蘇聯解體，很多學者為了把戈爾巴喬夫塑造成民主鬥士、改革先鋒，就説是“中產階級創造了戈爾巴喬夫”。
老教授對這種説法一點都不買賬：“且不説當年蘇聯有多少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概念跟我們美國人理解的是不是一樣，單説戈爾巴喬夫上台本身，完全是蘇聯中央的決定嘛，跟中產階級有個毛關係。我們美國政治學界就是動不動喜歡把中產階級當成萬能的，進步一定是中產階級推動的，停滯一定是因為中產階級不夠，反動一定是因為中產階級被蠱惑了……”
在他看來，蘇聯解體沒有什麼所謂民主進步的必然性，無非是很多歷史上的關鍵節點偏向解體的一方罷了。因為戈爾巴喬夫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總是以為控制了局勢，最後發現自己才是被局勢控制的人。戈爾巴喬夫就是那種每一步都能精確地選擇到錯誤選項的那種人。
相反，葉利欽就屬於那種不管是運氣好還是精明，每一步都恰好走對了路。當年八一九政變，葉利欽跟支持者聚在議會大樓，軍隊不敢進攻，最後導致政變失敗和隨後蘇聯的解體。
教授還讓我們想象當時的場景：“你們要理解政變為什麼失敗就得理解當時俄羅斯人那種心態，那種對即將到來的民主的狂熱和喜悦，假如你是個年輕軍官，面對着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任民主選舉的總統，你怎麼下得去手？”
葉利欽上台後，市場經濟大躍進，跑步進入資本主義的休克療法就在葉總統的帶領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教授説他當年在西伯利亞的一個研究機構工作，俄羅斯同事在休克療法的時候窮得根本活不下去，最後把毛皮大衣都給賣了，就為換口飯吃，但那裏是西伯利亞啊，沒了大衣怎麼活，基本就是逼着人在餓死和凍死之間選一個。
教授感慨，以前看德國20世紀20年代的通貨膨脹就當是故事，結果在俄羅斯親身經歷了：每次去商店都要帶着一大捆錢，售貨員得花上十分鐘來點鈔，經常點到一半就忘了數到哪兒瞭然後開始重新點……那時俄羅斯每個人都領了一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理論上是讓國有資產分配給全民，但是按照教授的説法，“俄羅斯人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用”，他曾目睹一個一千五百人的工廠直接被一家合資企業用兩塊五買了下來……
“know nothing”是教授形容蘇聯解體時期的俄羅斯人最常説的話，領導人不知道市場經濟該怎麼做，民眾不知道市場經濟該怎麼做，遠道而來興致勃勃的外國專家們也不知道市場經濟該怎麼做。
儘管外國專家們不知道怎麼做，但他們自以為是知道的，趕上這麼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時期，以為熟知的西方那套理論可以直接用，於是不遠萬里來到俄羅斯，為俄羅斯的資本主義事業做貢獻。俄羅斯人又相信那些外國專傢什麼都知道，於是悲劇就誕生了。
教授住的那個小鎮在解體後想要制定新的民主章程。因為他是美國人，於是鎮上的領導就想把這個任務託付給他。教授當時就很詫異，你説我一個美國人，怎麼就成了你們俄羅斯小鎮的政策制定者？最後雖然鎮上的領導已經決定了，但教授還是謙虛地推辭了。
我問教授，如果當年俄羅斯從上到下什麼都聽外國專家的，説好的戰鬥民族的驕傲和自尊哪兒去了。教授就苦笑着説：“沒了。在解體的那段時間都沒了。他們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像美國一樣。那時候俄羅斯人覺得什麼都是美國的好，我當年看到年輕人可以花一個月的薪水就為了買外國進口的士力架，還有進口的雞腿，直接搞得俄羅斯的養雞場都沒了活路……”
民主的葉利欽？
後來俄羅斯共產黨在休克療法的失敗中獲得民眾支持，佔據了議會的席位，打算抵制葉利欽的休克療法。議會和總統的衝突越鬧越大，雙方都開始“另立中央”。結果葉利欽又贏了。這一次是他的反對者像他當年一樣佔據議會並且聚集平民支持者，但葉利欽很顯然從勝利中悟到了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奧義，派親信部隊直接帶着坦克開了過去，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是一百多人，反對派則稱死亡兩千多人。
當然啦，西方這次就很支持葉利欽，誰叫議會派是共產黨呢。反共的事情，能叫不民主嗎？
於是這次炮打白宮事件之後，葉總統問全國人民，你説議會這麼討厭，淨是共產黨的搗亂分子，咱們俄羅斯走上總統制你們説好不好啊。結果俄羅斯人民説好（或者是葉利欽表示俄羅斯人民都説好），於是總統權力無限大的九三年憲法誕生了。
西方學者在上世紀90年代評論這憲法，大都説這是穩定民主體制驅逐共產餘孽的必經之路，等到後來普京掌權時回過頭來看，才發現普京的權力來源於此……
但俄共畢竟還是頑強，在1996年總統大選時捲土重來。反正議會沒權力，共產黨佔了就佔了，但總統是萬萬不能讓共產黨人當的。於是葉利欽號召全國熱愛自由民主的人抵制共產黨。
新聞記者們為了把“代表着反動落後的共產黨”拉下馬，也積極響應號召，為葉利欽唱紅歌給久加諾夫潑髒水。於是葉利欽再一次贏了，那些跟當局合作的新聞工作者們，大概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很快就要在普京時期體驗到後果。
當然葉利欽並非故意要整垮俄羅斯，他也是真心希望自己的改革能夠讓俄羅斯重新走上強國之路，就好像當年相信只有改革才能救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最後他們改革的結果也是差不多的。葉利欽也像當年的戈爾巴喬夫一樣，期待着靠西方的援助來推動改革。西方也不是沒給，只是數量跟他所想象的差很多。
教授評價説：“為什麼葉利欽會對美國有那麼高的期望呢？我的看法是，葉利欽覺得是自己幫助美國終結了蘇聯，幫美國贏得冷戰勝利，所以這是西方世界欠他的。然而美國並沒有照顧葉利欽的這種情緒。不過美國那時對葉利欽還是十分支持的，比如第一次車臣戰爭，克林頓就稱讚葉利欽的做法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恰似當年的林肯總統……我當時聽着都替克林頓害臊……”
當然，美國對俄羅斯再友好，也沒把它真正當回事，後來北約轟炸南斯拉夫，葉利欽也意識到自己對於西方來説仍然是局外人。後期的葉利欽也開始撤掉原先的自由派，換上安全部隊的親信。
在這一時期的文章裏，西方學者對俄羅斯的評價基本就沒什麼好聽的話了。學者們既要承認俄羅斯改革失敗的現實，又不想自己背鍋，怎麼辦呢？把鍋甩給俄羅斯吧！反正不是我的錯，一定是這個世界的錯。
很多學者一邊痛心改革的失敗和政治的倒退，把這一切都歸咎於俄羅斯的歷史/文化/人民不適合西方現代社會的標準，稱俄羅斯是註定要完蛋的國家；另一邊，又積極地提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表示俄羅斯不要怕前路艱險，只要聽了自己的建議，民主天堂就在前方拐角處。比如Archie Brown編的書《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裏面的很多學者完全是把自己當成長者，要給俄羅斯講一點民主的經驗。
不民主的普京？
然後嘛，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普大帝”登場了。普京剛上台的時候跟西方關係又開始回暖。“9·11”後普京力排眾議，允許美國人使用中亞的機場來打反恐戰爭，允許美軍在前蘇聯領土建基地，確實是為了美俄親善做出了很大犧牲。
當然美俄關係的老毛病還是一樣的：俄羅斯總覺得跟美國以及西方世界是平等的，所以付出應當有相應的回報，但美國從來沒有真的把俄羅斯當回事。
俄羅斯跟西方最大的矛盾還是在外交上，就如本文開頭提到的，西方從來不相信俄羅斯真的有什麼安全威脅，所以根本沒把北約東擴對俄羅斯的影響當回事，也從來不擔心俄羅斯對顏色革命的反感。
按照教授的看法，西方世界毫不顧及俄羅斯人民感情的北約東擴和顏色革命讓普京開始緊張，而普京在2008年對格魯吉亞的一戰又震動了西方，於是美俄之間的關係最終走到現在的畫風。
普京執政前期，得益於美俄的又一次蜜月，西方學者再次看到了俄羅斯民主的曙光。他們總結了一下，覺得原先俄羅斯民主的失敗，是因為葉利欽太虛弱了，沒有打擊掉反民主的地方分裂勢力和共產黨。現在普京上台了，他有些步驟雖然看着不太民主，但這一定是建立強大民主國家的必經之路，就像……就像……對了，智利的皮諾切特！
西方一直頭疼的一個問題就是，民主國家肯定是要有反對派的，可是俄羅斯最大的反對派一直是共產黨，西化的自由派一直扶不起來。比如某位學者説，葉利欽多年來混亂腐敗墮落的執政，唯一的成果就是保住了Yabloko這唯一的自由派，這個黨派才是俄羅斯人民真正的選擇！然而這一口“毒奶”之後，這個黨就基本沒人搭理了。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方學者心中理想的劇情是，普京像皮諾切特那樣消滅掉共產黨，建立起強大政權，最後再交權給自由派。當然，現實的劇情是，在俄羅斯，西化的自由派比誰完得都快。
我們可以在此欣賞一下某些西方學者們當年給“普大帝”唱的讚歌。比如Allen Lynch的《How Russia is not Ruled》裏面有一段話：“（跟衰弱的葉利欽相對應）一個健康的積極的總統，可以把俄羅斯社會的總體福利強加於俄羅斯的政治決策之上，這有助於讓全社會以及整個政治體系受益（普京似乎正試圖做到這一點。）”
Lynch另一段很有意思的是對尤科斯事件的敍述，當年他對這個事件基本就是輕描淡寫，只當是個普通案件，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我們如果看現在學者的文章，他們一定會把這個案子當成是普京專制的典型案例，是普京的魔爪伸向經濟領域的轉折點，不提一句就顯得不是圈裏人。
如果説Lynch還只不過是把對“普大帝”的愛意扭捏地藏在括號裏，Sakwa的《Putin, Russia’s Choice》從標題開始就已經把崇敬之情表露無遺。比如，開篇便談小學時期的普京在少先隊裏就是天生的領袖，這是一個英國人在描寫一個“民主國家”領導人啊！
後面還有某段描述普京如何用敏捷的思維、聰慧的頭腦以及極高的道德標準，贏得葉利欽的賞識。老教授的吐槽是：“我搞不懂為什麼他一定要反覆描繪所謂普京完美的道德，光説他是個優秀的官員不就完了嗎，幹嘛不好好説話？”
而且，Sakwa還非常痛心地表示，總有葉利欽時代甚至蘇聯時代的奸臣想害“普大帝”，想阻止他走上民主之路，普京應該更大地發揮個人魅力，將權力抓在自己手中……對，Sakwa就是嫌普京的個人權力個人崇拜還不夠大。
當然，書裏面還有那麼句跟標題相呼應的話：“普京很快變成了俄羅斯的縮影，俄羅斯的苦難和理想都在他身上呈現，他命中註定要成為‘希望之總統’……”
最後是一個貫穿整本書的槽點，就是Sakwa特別喜歡造詞。研究俄羅斯的學者喜歡造詞是相當普遍的事情，因為俄羅斯當年剛剛脱離集權，但又不像完全的民主國家，所以學者總是得變着花樣創造詞彙來體現自己的思路，什麼neo-sovietism，什麼quasi-democracy，什麼para-constitutionalism……
一般學者造詞也都是按照這些思路來，加neo這樣不痛不癢的前綴，Sakwa的思路比較清奇，他喜歡把兩個對立的詞彙連起來造新詞。比如教授有一次跟我吐槽：“我搞不懂radical centralism這個詞，radical怎麼和center搭配的，還有radicalize the center這個詞組搭配我也不明白。”我回答説：“可能Sakwa就是變着法兒的不想用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這種名聲不好的詞來形容普京的做法吧……”“啊，這麼看起來就明白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還是Sakwa的第二版書，他看到風向不對已經把第一版書裏對普京的讚美刪掉很多了……
“這就是民主”
最後講一個俄羅斯學者蓋爾曼（Gel’man）自述的故事吧，出自他的書《Authoritarian Russia》的前言。
那是一個1990年陽光燦爛的夏日，蓋爾曼作為一個反對蘇共的民主運動人士，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在列寧格勒的一間辦公室裏接受索布恰克（Sobchak，普京和梅德韋傑夫以前的老上級）的面試。
在此之前，他剛剛跟索布恰克的前台小哥——一個名叫Dima的微笑而健談的同齡人進行了愉快的對話。
當蓋爾曼終於見到索布恰克時，他的心情是很激動的，畢竟索布恰克是當時最為知名的反蘇共人士、民主人士，剛剛通過選舉成為市議會主席（身為法學家的他也是日後俄羅斯憲法的制定者），代表着蘇聯未來民主的希望。
索布恰克見了蓋爾曼，先是發表了一通演講，蓋爾曼覺得他可能是在藉此機會檢驗自己的形象。之後，蓋爾曼問索布恰克，未來到底希望在列寧格勒建立什麼樣的體制呢？索布恰克表示，那些議會和政府機關都不過是打雜的，而只有他，索布恰克，“將處理這個城市的政治”。
蓋爾曼很震驚，不相信這番話竟然出自一個民主領袖之口。於是他問：“可是這跟之前共產黨的統治方式幾乎一樣……那麼民主呢？”
索布恰克也很震驚，沒想到一個要來給他面試的人會問出這樣天真的問題，於是就用教授教育新生的口氣跟蓋爾曼説：“你懂的——我們現在掌權了，這就是民主。”
多年以後，蓋爾曼在書中回憶道：“我多年以前在索布恰克辦公室所學到的一課，頂得上數十本政治理論教材所能教給我的東西。我意識到政治家的終極目標就是最大化自己的權力——換句話説，不管他們有怎樣的民主論調或者公眾形象，他們每個人都渴望通過任何手段儘可能多地爭取權力，儘可能久地保持權力，這就是政治的本質。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敗了，僅此而已……事實上，索布恰克沒有成功地最大化自己的權力……他的另一個下屬，名叫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人，從索布恰克的從政生涯中學到了某些教訓……普京，至少在此刻，當上了俄羅斯的總統和總理，實現了權力的最大化……”
“而Dima，我在那難忘的一天中遇到的人，也學到了某些教訓：迪米特里·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也當上了俄羅斯的總統和總理。他仍然非常和善，經常微笑，而且健談——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講，他仍然只是個前台。”
我並不同意蓋爾曼這本書的很多論點，但是他在前言裏面講的這個故事，我想每個人也都能從自己的角度學到一課。相比之下，許多西方學者被自己的理念和國際政治局勢牽着走，對俄羅斯的觀察與認識自然就沒有多少營養了。
我為什麼要囉嗦這麼多關於俄羅斯的事情呢？因為我一直有種感覺，儘管這一學期都在學習俄羅斯政治，但是滿腦子想到的都是西方那些“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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